1.北京順義縣遼圣宗開泰二年(1013年)凈光塔塔基曾出土一批白瓷，其中有一件北宋定窯白釉人形壺(被命名為“童子誦經壺”)現藏于首都博物館。壺高27.9厘米，口徑3.3厘米，底徑10.5厘米。胎骨致密，白釉微泛青。瓷人端坐，頭戴蓮花瓣式冠，冠頂有圓孔為壺口，身著交領袍，雙手執書卷捧于胸前，書卷上端為壺流，身背后有一柄。河北張家口崇禮縣出土有北宋定窯白釉童子抱鵝壺，造型活潑可愛。通高15厘米，注水圓孔在腦后，模制而成。現存該縣文保所。
2.安徽省先后出土兩件北宋人形壺名品。一件為青白釉人形執壺，系1971年懷寧縣雷埠鄉一位村民挖出。通高23.9厘米，口徑2.2厘米。人呈站立式，面目端莊，有須；頭束冠，冠頂為壺口，身披長袍，背部有曲柄；雙手交于胸前捧一管狀物，用作壺流。被定為一級文物。關于其燒造地目前有觀點認為是北宋景德鎮窯產品，也有觀點認為系安徽繁昌窯北宋產品，待考。另一件是1994年在宿松縣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墓中出土的人物青白釉褐彩仙人吹笙壺，通高19.3厘米。
3.1997年，西安市長安縣博物館(現為長安區博物館)接收了當地公安機關移交的一件北宋白釉人形壺，通高38厘米，人物體態豐盈優美，冠頂有鳥形裝飾，難得的是壺底帶有墨書“熙寧”等紀年款識，顯示該壺的年代為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85年)。
4.耀州窯傳世及出土人形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北宋耀州窯青釉人形執壺，通高29厘米。壺體人物束冠，著長襟衣衫，肩部裝飾翔鶴紋，雙腿直立，微露雙足。體內中空，頭頂有孔為壺口，雙手于胸前捧方口壺流，后背中央附曲柄。人物面部雍容飽滿。通體施青釉，釉色青綠，勻凈滋潤。因衣紋線條折角處釉薄，從而呈現出胎色而具有立體效果。耀州窯大型瓷塑作品較少，此件人形壺無論是造型構思還是工藝水平都可謂上乘。據介紹，這件藏品來源由清宮舊藏，筆者一直無緣在故宮展出時看到它，但從圖片看其壺流和足部色澤不一，似經過修復。北京古瓷片收藏家白明《片面之瓷》一書也收錄了一塊北宋耀州窯人形壺殘件，傳為山西流出，與故宮人形壺在造型上基本一致。
在耀州窯黃堡窯址考古發掘中，出土五代、宋、金時期青瓷人形壺標本多種，其中五代耀州窯青釉人形壺殘件分跪坐、站立兩式。規格最大的一件為立姿。所塑人物拱手站立，身微前傾，體內中空，右衽，博衣寬袖，腳穿云頭鞋。雙手持一方形中空物置于胸前作流，背上有扁平曲柄，壺口在頭部，殘去。胎呈灰色。施青釉，釉層厚，釉色青中泛灰。足底擦釉。衣帶上有劃花云朵裝飾紋樣。造型別致，前后合模制成。殘高20.6厘米。現藏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另有人形壺頭及上身殘件、跪坐帶后背曲柄人形壺殘件，都殘缺較甚。
2008年8月，西安亮寶樓舉辦了“耀州窯古瓷標本精品展”，展品主要為西安基建所出耀州窯殘片和標本，由西安多位耀州瓷標本藏家提供。其中有一件五代耀州窯人形壺殘件，其身部由兩半粘合，胎質微疏松，筆者上手觀摩，認為是件難得的精品標本。某收藏類刊物刊出西安藏家撰寫的一篇耀州窯五代瓷探討文章，配圖中有一件青釉人物頭部，筆者從縮小的圖片不好判別是耀州窯或湖田窯產品，遂聯系觀摩實物，獲知2008年另一位藏家購藏到帶頭部的人形壺殘軀，兩件標本組合后發現原為一件器物。帶頭部分殘件高22厘米，完整復原高度37厘米。從斷茬老舊程度可知此壺早年已斷裂，早年被廢棄后，被兩位藏家于近年陸續購得。此壺釉色呈天青色，童子衣裳刻劃有團花裝飾，背后曲柄。壺流部分紋飾帶有羽毛，似為唐代以來人形壺抱持的鵝雁，可惜流部已殘。這件天青釉壺也是耀州窯人形壺又一件面世精品。
耀州窯在宋金時期繼續燒造人形壺，黃堡窯址出土有宋代人形壺帶花冠的男子頭部殘件，花冠頂部開口。金代耀州窯也燒造老吏形小壺，類似藏品在藝術品收藏網站公布的網友藏品中也見有面世。
5.潮州窯宋代人形壺
潮州筆架山窯是重要的宋代外銷瓷窯口，該窯人形壺的燒造也比較突出，面世品種豐富，規格大小不同。最大的宋代青白釉麻姑獻壽酒壺高25厘米，自潮州筆架山窯采集，現藏于廣東省博物館。小型人形壺尺寸接近文房水注，高度10～15厘米，為抱壺女孩坐像，姿勢不一，模印成型后再以手工修飾完善。在人像的背后挖有一小圓孔，作進水和氣孔，可用手指按氣孔控制水流。
6.遼代摩羯人形陶瓷壺
在遼代白瓷中也有人形壺，并且造型結合了摩羯形象。1976年內蒙古巴林左旗烏蘭套海蘇木遼代遺址出土的一件白瓷摩羯人形提梁壺，通長16.5厘米，口徑3.5厘米，底徑7.5厘米，造型優美，現藏于內蒙古博物館。這種人與摩羯幻化合體(也被稱為化生)的圖案在北宋、金代北方瓷器中已經面世了多種。
另據劉濤先生撰文介紹，景德鎮等兩宋青白瓷窯遺址中還偶爾可見人身帶管狀流的殘器，但因形體過小或殘損過甚，尚無法證明它們是否為道教裝束的人形壺。
唐宋人形陶瓷壺的造型傳播與影響
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錦》收錄了南宋社會普遍贊譽的多種“天下第一”，其中有“高麗秘色”。12世紀的高麗青瓷借鑒了宋代青瓷的造型。徐競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奉命出使高麗，次年歸來時進呈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其中卷三十二“器皿”言“陶器色之青色，麗人謂之翡色。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蓋為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碗、碟、杯、甑、花瓶、湯盞，皆竊仿定器制度，故少有不同。”可知高麗青瓷學習宋瓷造型。高麗青瓷中出土有12世紀的青瓷人形注子，通高28厘米，底徑19.7厘米，為韓國國寶167號，現藏于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據介紹，該壺1971年出土于韓國大邱郊外一果園內，國立中央博物館原收藏有與此人形壺頭部殘件和類似尺寸的碎片，但不知用途，直到發現此注子后才明白此注壺的實際造型和用途。該壺造型為一戴鳥紋高冠的仙人手捧仙桃，人物頭部有注水口，背部有曲柄，衣服上陰刻唐草紋，應為韓國全羅南道康津窯的產品，生產年代約相當于南宋中期。筆者在韓國中央博物館觀摩時，還見有同時代的高麗青瓷抱凈瓶人形硯滴，但規格較小，與高麗青瓷中的猴形硯滴、抱凈瓶孩童硯滴同屬文房用品。
綜上所述，陶瓷人形壺在唐代以后經歷了胡人獻酒、陸羽茶神、道教人物、摩羯人物等造型，并傳播到朝鮮半島。從元代開始，隨著景德鎮瓷器中繪畫瓷比例加大，完全擬人造型的人形壺已極少燒造，其蘊涵的唐宋酒俗、茶俗行業也逐漸淡去。清代，民國時期有壽星等擬人壺造型，或在桃形壺上繪制壽星、八仙人物，都帶有吉祥獻壽的美好寓意。但是人形壺并未完全絕跡，在淄博窯、澄城窯等不少地方民窯壺具中仍延續這類擬人造型，顯示了陶瓷人形壺造型的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