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與制作建國紀念的由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1952年2月郭沫若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他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組織建國瓷生產的建議，旨在搶救、挖掘和恢復全國各地的名窯名瓷，弘揚祖國的民族文化。郭沫若建議：“中國是瓷器之國，新中國成立后，就應鮮明地表現新中國的歲月，應該把歷史上好的經驗總結出來，創制新中國的國家用瓷與國家禮品瓷。”

    郭沫若還曾經說：袁世凱在1916 年沒做幾天的皇帝，但還是設法確立了洪憲統治時期的瓷器形制。

    郭沫若的建議，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贊同。政務院周恩來總理采納并支持郭沫若的意見，周恩來為此作了親筆批示。

    1952年2月宣布成立由科學研究和美術設計方面的專家組成的“建國瓷設計委員會”，由鄭振鐸任主任委員,江豐和張仃任副主任委員，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陶瓷科擔任設計工作，景德鎮、酆陵、宜興等陶瓷產區負責制作。

    瓷器是我國自主創新發明的，并得到西方國家癡迷追捧的科技含量最高的一項發明和利潤最高的一項商品，由于當時新中國剛開始恢復性重建，想在這種經濟條件下做好這種文化和工藝美術的創新，只有找到卓越的領導班子和依靠人民群眾集體的智慧才能完成。

    當時文化界和輕工部都做了全國范圍內的人才篩選，最后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推薦和邀請高莊主持設計工作。

    2月23日，當時還在清華大學管建系執教的高莊教授，收到了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專門寫給他和莫宗江、王遜三人的信件，徐悲鴻在信中對建國瓷的設計制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極大的熱情。來信說:“倘能請到高莊先生來主持中央美院陶瓷科，我想在三年內可以陸續完成現有之理想……我們試制(創作)新中國瓷，可由國家定制，尤要在民間普遍燒制。”徐悲鴻在信內還特別提到了景德鎮的祭紅瓷失傳的問題，認為“色釉配制，必須走群眾路線。試制時如果不成，從小瓶小碗開始也行，打開一個局面也是值得的。”

  參加建國紀念瓷制作的人員介紹

    郭沫若、徐悲鴻兩位藝術大家因廣為人熟知，在此就不作介紹。但是以下幾位藝術大家，一一介紹，以便讀者知道建國紀念瓷設計制作的豪華陣容。   

    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作家，文學史家，著名學者。

    五四運動期間，與瞿秋白、耿濟之創辦《新社會》雜志，倡導新文化運動。1920年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文學周刊》與《小說月報》，并先后擔任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與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擔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中科院文學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及學部委員。1958年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赴開羅訪問途中，所乘坐的圖-104飛機在蘇聯楚瓦什境內失事遇難身亡。其著作有：《家庭的故事》、《桂公塘》、《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山中雜記》、《文學大綱》、《泰戈爾傳》、《中國文學史》（插圖本）、《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古代木刻史略》、《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

    鄭振鐸是中國新文化史上起過關鍵性作用的屈指可數的文學巨匠之一。鄭振鐸對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不僅是杰出的作家和學者，也是一位有遠見卓識和開拓精神的事業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他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注意和重視研究文物和現代考古學。

    1928年，他在倫敦編寫了《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最早向中國學術界全面介紹埃及、巴比倫、亞述和特洛伊、邁錫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發掘的著述。

    鄭振鐸以極大的愛國熱忱，致力于保護祖國文物。早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在上海為國家搶極支持和參與由徐森玉、顧廷龍主持為準備索還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而編輯《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錄》的工作。

    鄭振鐸從20年代開始收集研究中國古代版畫。30年代，他與魯迅合作輯印了《北平箋譜》，重刊了《十竹齋箋譜》。1940～1947年，他以其30多年收集所得資料，陸續編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5輯20冊，實為前所未有、集中國版畫之大成的巨著。他高度評價了中國版畫在世界版畫發展史上的領先地位，充分肯定了版畫作為研究古代“生活實相”和“社會變遷”的生動史料價值。

    1946年鄭振鐸籌資組成“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刊行會”，于1947年開始，主要依靠他自己一人動手，從各個方面收集資料，陸續編纂出版了內容空前豐富、收集有各類畫片3003幅的中國第一部大型《中國歷史參考圖譜》。

    1947年他痛感當時有很多珍貴文物通過上海流出國外的現實，發表了《保存古物芻議》一文，猛烈抨擊了近百年來中國文物被大量掠奪、盜運國外的現象，提出了保護文物的原則。同時，他多方籌款大量購買從北方運到上海的古代陶俑，以盡量減少其流往國外的損失。在此期間，他還陸續編印了《西域畫》、《域外所藏古畫集》和《韞輝齋所藏唐宋以來名畫集》等，用來說明中國珍貴文物大量外流，“楚人之弓未為楚得”的痛心事實，以激發國人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愛國熱情。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軍從香港劫奪而由中國駐日代表團追回的一大批珍貴圖書秘密轉移，指定孫家晉等人負責保管，故意拖延、推遲運往南京的時間，直到上海解放后交由中央工作團接收，使這批珍貴圖書得以保存下來。

    他擬定了一系列有關文物保護的法規文件，并提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關于保護古建筑的指示》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保護文物的法令、指示和辦法,為中國文物的保護管理作出了積極貢獻。

    1952年開始,在鄭振鐸主持下,由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聯合先后舉辦了4屆考古人員訓練班，從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以配合建設工程為主的考古發掘工作。1956年，鄭振鐸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考古工作會議。他作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考古組組長，與尹達、夏鼐共同制訂了《考古學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支持下，他創辦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促進了文物考古工作新生力量的成長，擴大了文物考古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