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時期曹昭所謂“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之論，一方面說明儒家和青花瓷在元代被人忽視，另一方面表現出明代得志儒家對佛家“居高臨下”的姿態。1276年元滅南宋后，聚集于杭州的北宋文人可能有一部分流入地處偏僻的景德鎮，開始了“匠人”生涯。“俗甚”之論是某些知識分子在元代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對佛教的“逆反心理”表現，這也使得源于佛教的青花瓷推廣，一直延續至宣德才見成效。北京出土的大量資料表明，無論是官窯還是民窯，青花瓷普遍受到歡迎應是在朱棣奪權之后。

 

    明太祖雖以大漢子民自居，表面上恢復了科舉制度，卻直言不諱地表明:孔子、佛祖、道仙，只能供皇家驅使利用。洪武期間，為鞏固“朱家”江山，繼文臣之首宋濂被害之后，“吳中四杰”的高啟被腰斬，張羽投江，徐賁卒于獄中，楊基死于勞役。這使知識分子們惶恐不安，人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創造性、競爭性在“皇家”面前顯得渺小而不堪一擊。在其后的時間里，青花瓷紋飾借“舉杯邀明月”、“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故事，表達出開國有功之臣，都像韓信一樣落得“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場。從這些借古諷今的畫面上，清晰地顯示出明早期仍有知識分子參與瓷畫製做。據北京出土的明早期景德鎮青花瓷和龍泉窯青瓷殘片特定層位的數量對比分析，大約在宣德之后，景德鎮瓷器已經超過龍泉瓷而成為北京消費者的首選。如此巨量的需求，是原有青花繪畫者無法承受的，而這么多瓷畫家又從哪里來呢？

 

    在景德鎮南邊：江西吉安府素稱文章禮儀之幫，科舉鼎盛之地，“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相為師友……皆望由科舉出仕（《明英宗實錄》卷二十八），僅在明早期的百年里竟考取四百七十七位進士，九名狀元。“吉安府”早在宋吉州窯時期便有在瓷器上繪畫的傳統，其中部分瓷畫家可能流向景德鎮。然而，從明早期某些景德鎮瓷器紋飾上觀察，猶如書法家在瓷胚上任意揮灑而成，而它們所表現出的深厚筆墨功夫，正是通向仕途必備的敲門磚。“書畫同源”，從瓷畫準確、簡約、筆斷意連的生動場景上，可以肯定明早期也有部分“文人”畫家（落選的考生和即便得志卻又遭迫害的知識分子，使瓷器作坊成為了部分儒家文人的暫時逃避或謀生的場所）會同元代“文人瓷畫家后代”成為景德鎮瓷器繪畫的從業者，他們使明早期的部分民窯瓷器繪畫達到了空前絕后的藝術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