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康、雍、乾景德鎮官窯瓷器的裝飾技術
隨著文化、科學的日益進步,景德鎮官窯陶瓷制作過程中的裝飾技法也不斷提高。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展的悠久歷史歲月中,官窯窯工在陶瓷裝飾藝術方面積累的經驗具有極其可貴的特點,歸納起來可分為:(1)裝飾手法豐富多樣。清三代時期景德鎮官窯中所掌握的青花、古彩、粉彩、顏色釉、琺瑯彩等陶瓷裝飾手法是當時其他國家所不及的。這些裝飾手法在色彩體系上既有單色又有多色,在裝飾工藝上既有釉下彩又有釉上彩,在表現形式上既有圖案形式又有繪畫形式。(2)彰顯獨特的民族風格。從整體上來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鎮官窯陶瓷裝飾藝術從題材內容到形式技巧,均展示出了自己獨特的民族面貌,此時的釉下彩裝飾技法嫻熟、色調高雅,釉上彩技術則充分地展現出官窯窯工的技術革新水平和形式創新精神,粉彩、琺瑯彩技術的相互交融便印證了這一點。(4)裝飾技法求變創新。清三代景德鎮官窯的窯工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審美喜好,在裝飾技法上不斷創新。比如自康熙時期開始,景德鎮官窯的青花繪畫技法開始借鑒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暈染效果,以獨特的“分水”[3]技法使畫面層次鮮明,燒成后的青花裝飾達到了“墨分五色”的畫面效果。同時,在裝飾構圖上開始講究形式的多樣化,強調畫面效果活潑且有趣味,可以說,自清三代開始,陶瓷裝飾開始向中國繪畫靠攏,從表現手法到圖案的構成形式都被巧妙而生動地再現于瓷器表面,使中國的瓷器裝飾步入了一個新的臺階,也隨之為景德鎮官窯的生產提供了有力的經濟和技術保障。
四、康、雍、乾景德鎮官窯瓷器設計藝術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
由于“上行下效”觀念的影響,清三代官窯的設計思想也對于當時的民窯生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論是裝飾方法還是技術條件上都為民窯提供了豐富的借鑒對象,不但如此,清三代官窯瓷器的設計思想還為當今瓷器設計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以今天的設計理念來看清三代官窯瓷器的生產可以發現,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前,中國的陶瓷生產者就已經充分地利用了合理的設計因素來指導官窯瓷器的設計生產,對統治者無條件的服從,對社會制度及審美觀念的迎合,對技術條件發展的積極采用都是清三代官窯瓷器得以成功的重要設計思想根源,而且這種設計思想不但在當時對民間窯廠起到了指導作用,更重要的是它還為以后的瓷器生產提供了重要的設計引導,即將使用者(消費者)和市場作為設計的主體,緊密結合他們的需求和審美意識進行產品設計,同時積極地掌握新穎的生產技術和條件,沒有技術的支持,任何設計都無法展開、無法進步。當然,在設計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積極地采用已有的設計基礎,就像清三代官窯樂于仿造唐宋著名窯廠的代表性瓷器一樣,我們今天的設計也可以將傳統的優秀設計元素進行新的改造和技術加工,使之展現全新的面貌。
通過對清三代景德鎮官窯陶瓷設計與生產的系統研究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陶瓷藝術與其他藝術門類一樣,它是陶藝家的感情、素養、生活經歷和藝術技巧等主觀因素和客觀現實相結合而物化的結果,所以深化創新的陶藝作品是自然美、生活美、藝術美、形式美、材質美、抽象美、技藝美等因素的綜合體,這一切都表明陶藝作品的深化創新必須是一種創造性勞動。它的藝術價值并不表現在描繪了多少生活內容而在于它表現了多少別人之前沒有發現的藝術新天地,開拓了多少新的審美領域,散發了多少新的感人氣息。
總的說來,清三代景德鎮官窯的設計成果是我們民族的藝術之花,它的藝術風格作為中華民族曾經熱衷的造物形式已成為不可磨滅的文化傳統,它光輝燦爛的成就足以令我們的子孫后代引為驕傲,但時代需要我們擔負創新的任務,歷史留給我們一條重要的啟示就是勇于接受,勇于思變,要不斷大膽地實踐才能有所發展,也只有適當的放棄,不斷地注入新的血液才能創造出新的生命力。
陶瓷藝術已成為一個發達國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吸收現代繪畫和現代雕塑的精神,但又不同于繪畫和雕塑而賦予現代陶藝以新的概念。在泥土與水的融合中獨辟蹊徑地尋找一些特殊的語言,在裝飾效果上積極學習清三代景德鎮官窯的設計精髓,尋找突破口,把陶瓷藝術的創造推上一個嶄新的臺階,從而開拓發展適應時代要求的新陶藝。
注釋:
[1]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第361頁。
[2] 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紫禁城出版社,香港,1993,第 213頁。
[3] 分水法又稱渲染法 ,是瓷繪中使用較多、藝術效果較明顯的創新手法。通過渲染使紋樣具有深淺不同、濃淡相宜、層次分明、立體感增強、裝飾效果逼真的特點。此法大多用于山峰處 ,用色淺淡或根本不施色 ,愈往山腳顏色愈濃 ,而且渲染得錯落有致 ,層次分明 ,把山的明暗體現得恰到好處。
參考文獻:
[1] 蔡毅:《清代粉彩瓷識真》,江西美術出版社,南昌,2005。
[2](清)藍浦,(清)鄭廷桂著,連冕編著:《景德鎮陶錄圖說》,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2004。
[3] 中國硅酸鹽協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2004。
[4] 王光堯:《中國古代官窯制度》,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4。
[5] 王寧:《論唐英對瓷業的貢獻》,《中國古陶瓷研究》第 10輯,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4。
[6] 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紫禁城出版社,香港,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