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趣的茶盞

　　郭學雷開宗明義地說，“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宋元之際的瓷器的一些實物，建議現在去深圳博物館老館，參觀那里正展出的“融會禪儒，法效百工——宋元時期吉州窯瓷器特展”；而我的這個演講，也是從吉州窯瓷器的紋飾而展開的。”

　　“我們先說展廳中的桑葉盞，一共8件，那是宋人飲茶的家什，每盞中都有一片桑葉。為什么是桑葉而不能是別的什么葉子呢？我們看日本收藏的一件中國宋代桑葉盞，盞的內壁樹葉旁，裝飾一條栩栩如生的蠶，樹葉邊緣有鋸齒，具備桑葉幼樹的典型特征；類似的盞，瑞士Baur藝術館、美國芝加哥美術館等地也有收藏。”郭學雷說，這種帶有桑葉的木葉盞，跟禪宗是有密切關系的，例如南宋詩人陳與義“柏樹解說法，桑葉能通禪”的詩句就是很好的明證。吉州窯盞的主要功能是飲茶，而在南宋時期，“飯后三碗茶”已成為禪寺“和尚家風”。茶對禪僧而言既有養生之功又是得悟途徑，因茶禪一體，故茶助禪，禪助茶，茶與禪的關系已達到“茶禪一味”的境界。深圳望野博物館藏一件金代紅綠彩碗中題寫“有客方沽酒，無僧不點茶”之句；另見一件金代獅形枕枕面題寫“高樓好飲農夫酒，僧舍更飲粗草茶”詩文。上述題寫詩文的器物雖為金代制品，但同樣反映了禪宗北傳后，茶與禪僧的密切關系。

　　文人的梅花

　　郭學雷認為，宋代的江西在文學方面空前繁榮，名士宿學比肩繼踵，那么文人意趣的清玩、賞鑒之風自然吹襲不已，并滲透于各類工藝和實用器的制造，其表現在吉州窯瓷器裝飾的影響則是詩畫的加入，特別是吉州窯釉下彩繪瓷器中所見的冷峭高潔的梅竹、春意盎然的海棠啼鶯、寄寓男女之情的鸞蝶鴛鴦等裝飾，頗能體現宋代文人的詩情畫意。

　　郭學雷拿一件南宋吉州窯瓷器上的梅花舉例，其裝飾技法或以釉下彩繪，或以黑地釉繪，或以漏花，或以黑釉漏花、劃花、繪畫復合手法裝點于各類瓷器之上；構圖上或一枝梅，或梅梢月、或梅竹相伴，或梅鵲呼應，體現了南宋吉州窯瓷器特有的文人氣韻。吉州窯梅花裝飾的流行，已成為中國陶瓷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這一現象與宋代梅花漸受文人雅重有莫大關系。

　　所謂的“一枝梅”，是吉州窯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梅花表現形式，主要見于黑釉梅瓶、長頸瓶、香爐、執壺之上。“一枝梅”是宋時人的稱謂，其在吉州窯瓷器上的流行，除前述原因之外，還與宋代文人對清逸瘦雅“一枝梅”形象的特殊偏好有關。如英國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藏黑釉一枝梅紋梅瓶，1982年江西宜春南宋墓出土黑釉一枝梅紋長頸瓶、黑釉一枝梅紋爐，私人藏黑釉一枝梅執壺等。“一枝梅”的裝飾工藝較為復雜，首先以漏花工藝形成梅花及主枝干，然后輔以剔劃手法刻出細小枝條，接著在梅花花朵之上以黑彩描繪花蕊，最后在梅花花朵部位補一層透明釉入窯燒成。

　　世俗的吉語

　　宋代城市商業的繁榮，也就催生了豐富多元的市井文化。當時士人精英固然引領著社會風尚，但市民生活也有自己的精彩。那么宋代工藝美術，除儒雅的層面而外，接下來就是民俗中兼具世俗和功利的特質，其中吉語和雜寶最具特色。

　　深圳博物館老館目前所展的吉州窯瓷器中，有一些瓷器是帶有吉祥語的，有在盞內壁一周等距分布三組柿蒂形的漏花裝飾的，三組柿蒂形內各有四字，通常由“金玉滿堂”、“福壽康寧”、“長命富貴”三組吉語組成；另一種類，則是在盞內壁一周等距分布三組漏花折枝花果紋，每組折枝花掛四果，三組折枝花的四果內分別由“金玉滿堂”、“福如東海”、“福祿長壽”吉語組成。有的還以“福鹿(諧音祿)”、“竹(諧音祝)壽”等圖文來喻示祥瑞的含義。

　　此外，瓷器上的銀鋌、金鋌、犀角、方勝、瑪瑙等雜寶也流行于吉州窯的裝飾上，這就真實地反映了南宋世俗社會對金錢、財富、官位、長壽、愛情、幸福、享樂的普遍追求，是宋代高度商業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市井世俗“利欲觀”的具體表現。

　　絲織的移用

　　南宋以來紡織業素稱發達，那些織錦、花羅、纈染的紋樣，被寫進了吉州窯瓷器的器表，至于金銀器、漆器工藝的進步，龜筒、玳瑁等珍稀材料制成的奢侈工藝品在上層社會的廣為流行等等，直接刺激了吉州窯瓷器努力地模仿這些珍貴材料質感和表面肌理工藝。

　　以絲織品的紋飾借鑒來說，吉州窯瓷器紋飾表現在釉下彩、點釉彩和所謂的“剪紙漏花”這三類瓷器之上。窯釉下黑(褐)彩瓷器裝飾，就明顯存在大量南宋絲織品裝飾因素，這表明當時各類工藝之間在裝飾圖案的相互借鑒已非常普遍，而吉州窯長頸瓶、香爐等口沿常見的回紋裝飾帶，同樣受到絲織品的影響。至于吉州窯點釉彩，俗稱為“滿天星”，是以黑釉為地的點褐釉彩裝飾，多見于梅瓶、長頸瓶、罐、盞等。盞內的點狀褐釉彩呈多重同心圓狀分布。還有漏花工藝，多數學者認為是借鑒了民間的剪紙工藝，我認為所謂的“剪紙漏花”工藝，主要是借鑒了南宋最流行的夾纈工藝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