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憲瓷又稱“末代官窯”，是在1913年袁世凱派公府庶務司長、制瓷專家郭葆昌為陶務監督時制作。

　　@制瓷專家郭葆昌來到景德鎮，用重金延攬原班人馬和民窯中制瓷高手重聚于景德鎮，選用精良瓷土、彩料，仿照郭葆昌從故宮文華殿中取出的大量精美瓷器的樣式，其中主要是雍正、乾隆期的官窯粉彩、琺瑯彩精品進行仿制。

　　@被選用的瓷器都有款識為紅色篆書“居仁堂制”方款，之所以采用“居仁堂制”這樣的印章款，是因為袁世凱當時就住在居仁堂。

　　@由于存世量少，圍繞洪憲瓷的種種疑問和爭議卻一直未曾間斷。

　　藏項：末代官窯(洪憲瓷)

　　近幾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古玩藝術品收藏已由原來的小眾收藏逐漸演變為大眾收藏。古玩等文物的不可再生性使得古玩市場可收藏的藝術品越來越少，原本不被小眾收藏群體重視的數量較多的民國時期的瓷器，開始受到越來越多收藏者的喜愛與追捧。其中“洪憲”年間由郭葆昌監督制作的一批“居仁堂制”款又稱“末代官窯”的瓷器，成為眾多收藏愛好者夢寐以求的收藏品。

　　筆者有幸收藏了一件“居仁堂制”款百花不落地粉彩殘器，這是十幾年前由一朋友轉讓而得。記得當時是在朋友家與幾位收藏愛好者喝茶閑聊時，偶然聊到了集郵，并聊到了“猴票”，其中一朋友講多年前曾經在一本舊書中發現一“猴票”四方聯，并用這四方聯換了一件民國“居仁堂制”款百花不落地粉彩殘器，因當時民國瓷器并不受收藏愛好者追捧而且還是殘器，而“猴票”的珍貴稀少已成為集郵愛好者追逐的目標，價格昂貴的一“猴票”四方聯可換清三代官窯瓷器，大家都認為這位朋友真是換虧了。然而，這位朋友卻認為物有所值。

　　據他個人研究，“居仁堂制”款瓷器存世極其罕見，在1942年趙汝珍《古玩指南》記載：“清社既屋民國成立繼之而起者則有袁項城之洪憲瓷。先是項城醞釀稱帝照專制時代之慣例登極時必造瓷以資紀念，遂派公府庶務司長、瓷學專家之郭葆昌氏為九江關監督兼陶務監督，經營燒造事宜。當時只陶土、人工出自景德，顏料則取諸禁內所制各器悉仿‘古月軒’而底款則一律為紅色篆書‘居仁堂’三字。以胎質太薄燒煉時損失甚巨，是以精品不多，燒成后分賞簡任官吏各一件。”如按趙汝珍《古玩指南》中描述推測，根據民國初年的行政機構設置，當時全國設有22個省，官員2000余人，以此推斷“洪憲瓷”總數量約2000余件。由于“居仁堂制”款真品的制造數量本來就相當少，又因袁世凱僅僅做了83天的皇帝，加上公眾對袁世凱的無恥行為的鄙視，這批瓷器多數遭毀損。袁世凱垮臺后時局一直動蕩，所以能夠保存下來的真品，是少之又少如鳳毛麟角。

　　聽說至此，我迫切想見到這件“居仁堂制”款瓷器，于是與其相約去他家鑒賞。在一個晴朗的周末我終于如愿，仔細觀賞這件瓷器，胎質細膩潔白，制作工藝及材料都具備典型清代“官窯”的瓷器特征，精美程度不亞于“清三代”官窯瓷器。與市場常見的松石綠底上間紅色篆書“居仁堂制”不同的是，其是在金底色上書寫的，世間罕見，雖然殘損但也彌足珍貴。經與朋友多次協商，朋友終以當年“猴票”四方聯的價格轉讓與我。十幾年來，我以此殘器為標準，試圖尋找一件完整的“居仁堂制”款瓷器，至今一無所獲，甚至連一件殘器也再未見到。

　　自民國以來關于“洪憲瓷”真偽辨別的問題，近百年來收藏界爭論不休，在古玩鑒定、鑒賞類書籍文摘中也有如此記載：“眾多陶瓷收藏界人士誤將‘洪憲年制、洪憲御制、洪憲元年’等款認為是袁世凱正宗瓷器，而見‘居仁堂’不識，過‘居仁堂’不留，省悟時則感失之交臂，痛悔莫及。”再則，因它確屬民國瓷范疇，且多為釉上彩及小件器型，且在民國期間大量仿制，以致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居仁堂制”款瓷器，所以，包括一些赫赫有名的機構和專家均不能正視它或鑒別它，亦不能說出一個所以然。四川大學陳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國古陶瓷鑒定基礎》一書中言道：“幾千年中國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憲瓷鬧劇結束。中國古陶瓷鑒定，最后結束在洪憲瓷的真偽區別上，可悲可嘆。”關于“居仁堂制”款瓷器鑒別，近百年來無公認標準。

　　由此可見，“但聞其聲，難見其物”的“洪憲瓷”制作精美，因歷史的諸多原因存世極其罕見，這件殘器可以作為鑒別“居仁堂制”款瓷器真偽的標準，制作工藝代表了民國時期制瓷業的最高水平，雖殘尤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