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古代白陶的兩大發展階段
就中國古代白陶所經歷的漫長發展歷程而言,我認為從宏觀上可分為早晚兩個大的發展階段:早期階段是從新石器時代的南方高廟文化、北方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續到殷商時期(約公元前5800年至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前后歷時約4000年以上;晚期階段是漢唐時期,歷時也有數百年之久。在早晚兩大階段之間有大約一千年的“間歇期”。
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漫長的間歇期的存在,過去學者們在討論中國古代的白陶時,大家關注的通常都是殷商及其以前的有關發現,對漢晉至北朝時期白陶的再現與發展及其重要意義普遍忽視,也可以說是“集體忽略”。更為重要的是,在討論中國古代白瓷起源問題時,也基本上沒有涉及漢晉到北朝時期白陶的發展情況,個別學者甚至認為商代之后“白陶就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消失了”(蓑豊《白瓷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事實上,依據已經報道的考古資料可以得知,在新石器時代,白陶的分布就十分廣泛,而且無論南方北方還都呈現出一個白陶分布范圍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就南方地區而言,白陶最早出現于高廟文化(距今7800年左右),之后在嶺南的石峽文化、咸頭嶺文化,長江中游的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以及長江下游的馬家浜文化、廣富林文化中均有發現;而北方地區的白陶似最早見于大汶口文化,之后在安陽大司空類型、鄭州大河村一期、龍山文化、安陽后崗二期文化、二里頭文化、殷墟遺址均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夏商時期,白陶的分布相比新石器時代而言有了巨大的變化,最突出的是聚集于中原腹地的二里頭至殷墟及其附近,其他地區均很少再見到。按照傳統的看法,商代晚期是白陶發展的鼎盛時期。然殷商滅亡之后,白陶的發展可以說長期停滯。這一變遷對于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以及周滅商之后的文化變遷等問題,也應該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對于經過千年沉寂之后再度復興的晚期階段白陶,尤其是漢晉時期的白陶,除了相關的考古發掘者及發掘資料整理者之外(散見于各類考古報告中),僅有少數學者注意到它的存在,然未見將這一時期的白陶單獨作為一種器類進行整理和討論。以致在由中國硅酸鹽學會編著的《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以及馮先銘主編的《中國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修訂版)等相關的陶瓷史著作中也基本上都沒有提及漢晉時期的白陶。問題就在于:無論新石器時代至殷商時期白陶的發展對于“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的產生是否發生過影響或發生過怎樣的影響,在中國古代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已經延續發展了千余年之后的漢代,白陶的再次燒造與流傳,仍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尤其是在所謂“成熟瓷器”出現之后、“白瓷”出現之前,白陶的發展狀況如何?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具有怎樣的意義?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重新審視的。
事實上,有關漢代白陶的考古發現從二十世紀初期就有了,并且進行了報道,如日本人對朝鮮樂浪漢墓的發掘就發現了不少白陶器(參見朝鮮總督府“古跡特別調查報告”系列第四冊《樂浪郡時代的遺跡》,圖版1925年、本文1927年)。1949年以后的考古發掘,在山東福山、章丘、寧津、濱州、臨淄、昌樂、濰坊、濟南、章丘、昌邑、萊州、龍口,遼寧大連、蓋州、葫蘆島、普蘭店、遼陽,河北撫寧、望都等地的漢代墓葬之中都發現了白陶器。不僅漢墓中有大量的發現,魏晉時期在山東地區也仍有不少墓葬集中出土了白陶器,直到臨淄北朝崔氏墓地所見,還不斷有新的白陶器形涌現(參見拙稿《環渤海地區漢晉墓出土的白陶器及相關問題》,《海岱考古》第七輯)。除了白陶生活用器品種增加之外,還在魯北地區出現了大量的北朝白陶佛教造像(參見博興縣博物館、山東博物館編著:《山東白陶佛教造像》)。遺憾的是,這些發現在以往有關白瓷起源的討論中基本上都被忽略了。
總的來看,漢晉北朝時期的白陶主要是分布在環渤海及其鄰近地區,尤以山東半島為主。在這里還發現了燒造白陶的窯址(閆勇《龍口市埠下王家漢代遺址》,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03》)。筆者考察所見,該窯址出土的大部分器物都與漢代墓葬中所發現的白陶器基本一致。
漢晉北朝時期“白胎” 陶瓷器發展的兩個新動向
就在漢晉至北朝時期環渤海地區白陶發展的同時,在陶瓷發展史上還出現了兩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新跡象:一是北方地區出現的早期青瓷產品中有不少是屬于所謂的“白胎青瓷”,以淄博寨里窯、鞏義市白河窯的發現為代表,在臨淄崔氏墓地、壽光北魏賈思伯墓、吳橋東魏墓中也都有出土;二是“白胎鉛釉陶”,見于臨漳縣曹村窯、大同南郊北魏墓、北齊婁睿墓、北齊徐顯秀墓、北齊李云墓等。目前來看,北方地區這種采用高嶺土胎的低溫釉器物是以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的年代最早,至北齊時期則大量流行。它的出現,應該是和漢代以來白陶的發展以及低溫鉛釉技術的傳承密切相關的(參見拙稿《關于漢唐時期低溫鉛釉器胎質的轉變及相關問題--由一件北魏“白胎鉛釉陶”引發的思考》,《陶瓷考古通訊》2014年2期)。其中二十世紀70年代初發掘的北齊范粹墓(公元575年)中出土的類似產品還曾被認為是最早出現的白瓷器,被視為白瓷起源的標志性器物。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誤判,實際上就是因為未能準確區分與白胎相結合的釉是高溫釉還是低溫釉而造成的。當然,施釉的白胎器物在南方地區也曾出現,并且年代可早至東漢時期。有學者曾將南方(主要是湖南?。〇|漢墓出土的白胎施釉器物視為“早期白瓷”或“原始青白瓷”。然而經檢測,其中也含有低溫鉛釉的器物(參見《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述白胎陶瓷發展的新動向,為我們提供了自漢代開始與白陶發展密切相關的其他陶瓷發展線索,同時也使我們進一步意識到在“南青北白”格局形成之前南北各地域陶瓷手工業發展均曾經歷了極為復雜的歷程。在我看來,這種胎釉結合的多樣性,一方面揭示了古代先民不斷探索創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也為解開白瓷起源之謎提供了新的線索。
白瓷的起源
回顧有關白瓷起源的研究,二十世紀70年代以前的討論大多是從邢窯、定窯之類瓷窯遺址的資料出發,將其出現年代定為唐代或提早至隋代。后來,隨著對窯址分期認識的深入,并結合考古發現的紀年墓葬出土的相關資料,才進一步將白瓷的出現提早到北朝晚期,出現了北齊或不晚于北齊之類的看法。最近又因鞏義白河窯的發掘,加上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以及孟津北魏墓所見,提出了白瓷出現于北魏時期的新認識(參見項坤鵬《中國早期白瓷與白釉彩瓷專題研討會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6期)。不過,對部分出土白瓷遺物的年代判斷還存在一些分歧,目光也大多集中在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區。至于南方地區發現的東漢時期的白胎施釉器物,其性質如何,尚未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偟膩碚f,有關白瓷起源的討論,從出現時間上講有逐步提早的傾向。
問題在于,已有的關于白瓷起源的研究,或許是因為囿于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礎上“改進選料工藝”“有意識地減少胎中含鐵量的結果”,即所謂“去鐵”使胎變白的思路,從而忽視了漢晉以來白胎器物發展的多樣性及其重要意義;另外,就是在未經科學檢測的情況下誤將白胎低溫鉛釉器看成是成熟的高溫釉白瓷器(如被質疑的范粹墓出土的部分器物),忽視了低溫鉛釉在漢代以來的發展尤其是其胎質原料的改變。歸結起來,已有的討論顯示出,大家對于漢唐之間陶瓷手工業發展進程中所出現的胎釉結合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還缺乏充分的認識。
現在,通過對考古所見古代白胎陶瓷器的梳理,可以看到在中國古代陶瓷手工業發展歷史中,對于高嶺土或瓷石類制胎原料的開發與利用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歷程(盡管在白陶發展過程中還曾使用過高鎂質的原料制胎)。毫無疑問,自從器表施釉技術出現之后,尤其是從漢代低溫釉技術興起之后,在既有高溫釉又有低溫釉的情況下,胎與釉的結合問題就成為影響或制約陶瓷發展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同時,對于相關技術的掌握與探索也為陶瓷產品的創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自漢代以降,在白陶持續發展的同時,白胎鉛釉陶、白胎青瓷的出現只是古代先民在胎釉結合上的兩種新的嘗試。正是因為前述各類白胎器物的發展,才為真正意義上的高溫釉白瓷的出現鋪平了道路。正如大家所共知,早期白瓷主要是白胎與透明的高溫釉相結合的產物(盡管也有部分器物可能在胎表施加了化妝土),那么,它的起源原本就是和漢晉以來白胎器物的發展密切相關聯的。白瓷的成功燒造是先民在胎、釉結合上不斷探索創新而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由于制胎原料中的含鐵量通常不會因制胎工藝的改進而明顯降低,那么,與其說白瓷的起源是在青瓷基礎上降低胎中含鐵量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在白胎基礎上增加高溫釉的透明度而形成。總之,是在胎、釉結合的嘗試中,人們找到了將高溫透明釉(早期通常也是高溫鈣釉)與耐高溫的白胎相結合的方法,從而創燒出早期的白瓷。這樣一來,從與早已形成的高溫透明釉技術相結合的角度來看,白瓷的出現就不是對青瓷胎“去鐵”的結果,而是直接“換胎”而成。
我們還看到,在北方中原核心區域附近成功燒制大家所公認的高溫釉白瓷產品之后,一方面,原先流行于山東濱海地域的白陶手工業便逐漸走向了衰落;另一方面,白胎與低溫釉相結合的產品卻仍在中原腹地繼續發展,并形成新的風格,在唐代瓷器“南青北白”大格局下仍大放異彩,出現了中國古代低溫釉技術的第二個發展高峰。其背后的關聯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