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明確鈞瓷與早期鈞瓷概念的內涵。通過對窯址考古與調查材料的收集，首先對早期鈞瓷窯場的區域性進行分析。其次從具體年代信息的墓葬、窖藏、生活遺址與窯址以及仿鈞器四個角度對早期鈞瓷的年代問題進行探討，推斷出其流行時代為金晚期，即大定晚期到三峰山之戰這40余年的時間。并認為可能存在的“過渡型鈞瓷”或許與清涼寺窯“類汝”產品關聯不大。蒙古時期鈞瓷整體特征較元代有別，與早期鈞瓷更加接近。

      關鍵詞：早期鈞瓷；金代；箕山；三峰山之戰；清涼寺汝窯

    按照學界對某一瓷窯的一般理解，“鈞窯”應涉及到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兩方面因素，大致可認為是某一時期內鈞州地區的窯場，而鈞窯瓷器或鈞瓷應為該時空范圍內所產瓷器的總稱。宋元時期的各處瓷窯場通常會燒造多品種器物，以便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取更多利潤。位于鈞州的窯場亦是如此，雖同時還燒造白瓷、黑瓷、白地黑花、三彩等品種陶瓷器，但一直以來僅有一類具乳濁感的，部分帶有紅斑的藍或青釉的品種被稱為鈞瓷、鈞窯瓷器或鈞釉瓷。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公布，學者們發現燒造這類產品的窯場遍布北方地區，甚至南方也有類似產品。這一概念的地理要素不再明確，更多的是代表品種。本文所講的鈞瓷以約定俗成的見解為準，不包括其他品種的器物。

    根據胎釉特征與器型種類的不同，大體可以把鈞瓷分為三類，即早期鈞瓷、元鈞與官鈞 （陳設類鈞瓷）。本文的著眼點在于對早期鈞瓷的考察。那么，如何定義早期鈞瓷？劉濤認為，早期鈞瓷有各式碗、盤、碟、罐、爐等，各類型器物大都在宋元之間。釉色有豆青、灰青、天青、天藍、月白、黃、綠、紫等，釉面較勻凈，少有“唐鈞”及后來的“官鈞”、元鈞常見的雜色斑點和垂柳狀絲紋。并認為“汝鈞”即早期鈞瓷，時代不晚于金中期，部分可早到北宋末期［1］。李民舉則認為最早一批鈞瓷出現在大定至明昌時期，有三大工藝特色：一是以月白釉為特色，釉層均勻，較少流釉、垂釉現象；二是出現用銅做顏料，閃紅色，絕少有紫黑色或暗黑色；三是支燒工藝延續汝窯特點，為“芝麻釘痕”［2］。兩位學者對這一概念的認知有所不同，李民舉將劉濤所言早期鈞瓷所有器物中以月白釉為特色的器物定為最早出現的鈞瓷，將其視為早期鈞瓷。筆者認為，可以將已發掘并公布考古材料的4處鈞瓷窯址，即汝州東溝、禹州劉家門、河北地與閔莊窯址最早期鈞瓷地層中的所有青釉系瓷器作為早期鈞瓷的主要研究對象，即大體與劉濤觀點相類。這些器物無論何種釉色，都體現了相同的技術特點，并共享同一器型樣式群。

圖一 豫西地區早期鈞瓷窯址分布

    一 早期鈞瓷的產地

    早期鈞瓷窯址集中分布于黃河以南的豫西地區 （圖一），地處伏牛山系余脈的箕山山脈地區數量最多，共計 25 處，在目前統計到的 30 處豫西地區窯址［3］ 中占83.3%?；降貐^燒造早期鈞瓷的窯場又集中在兩個區域：

      1. 大峪—白坪區 18處窯址分布于登汝高速公路穿越箕山山脈區間段的兩側，大多位于山間崗地，自最南端何堂窯址至最北端沙鍋窯址，直線距離約20公里。南部的何堂、北焦村、東溝、碗溝、楊窯、武家窯、孔窯、黃窯、棉花村、龍王、班莊、陳家莊屬汝州市管轄，除何堂、北焦村隸屬尚莊鄉、紙坊鄉，其余皆在大峪鄉境內。北部的程窯、臥羊坪、牛園、碗窯嶺、煤窯溝、沙鍋窯則皆位于登封市白坪鄉。東溝窯址在2005年進行過考古發掘，是這一窯區中產量較大，質量較高，器形較豐富的一處窯址［4］。

      2.白峪河區 6處窯址分布于大劉山下沿白峪河旁，屬淺山平原區，自最南端謁主溝窯址至最北端劉家溝窯址，直線距離約7公里。除謁主溝屬郟縣黃道鎮，其余均屬禹州神垕鎮管轄。劉家門與河北地窯址在2001年進行過考古發掘［5］，前者為這一區域內產品質量較高的地點。南鄉蟒川地區與北鄉箕山窯群隔北汝河相望，發現有唐溝、下郝溝與嚴和店［6］ 燒造早期鈞瓷，距蟒川東南30公里的魯山段店窯址早期鈞瓷出土量較大。禹州城北10余公里處的扒村也是一處重要產地。位于豫西南地區的丹江水庫沉船中發現有幾件早期鈞瓷，器物特征與上述窯場的產品均有所不同，有學者判定為內鄉大窯店地區的產品［7］。

    資料記載位于潁河南岸的禹州市鈞臺與古鈞花園也有早期鈞瓷燒造，鈞臺窯址于 1973 年、1974 年、1975 年及 1986 年進行過四次發掘，古鈞花園窯址在2004年進行發掘。兩處距離很近，或可視為一處窯場，生產規模較大。但從鈞臺窯址的發掘報告看，鈞瓷窯爐燒造官鈞類器物，該遺址所出早期鈞瓷類器物應并非鈞臺所燒，而附近的古鈞花園窯址也為相同的情況?！逗幽瞎糯筛G址》中介紹的“許昌五樓村窯”亦有施滿釉的鈞瓷出土，但為該地所燒的證據并不十分充足。

    此外，在黃河以北的安陽、鶴壁與焦作的窯場也發現有符合早期鈞瓷特征的標本。鶴壁地區產量較大，龍臥、沙鍋、鶴壁集以及土門等窯址均可采集到早期鈞瓷標本，與禹州地區產品特征較為相似。（圖二） 大同地區城市遺址中也可采集到大量此類產品，可能為雁北地區所燒，顏色相對河南產品較為暗淡，但也不乏質量較佳者。（圖三）

    早期鈞瓷的窯場分布有兩點現象值得關注：其一，箕山窯群燒造早期鈞瓷的同時鮮見其他品種的器物，而周圍窯場的產品種類則更加多樣化。如段店窯址的黑釉、紅綠彩、“絞釉”，扒村窯址的白地黑花、白瓷、三彩。黃河以北的焦作、鶴壁更是以品種豐富著稱的窯場。蟒川地區、段店、清涼寺等地的窯址都能發現有數量較多的北宋中晚期青釉印花瓷片，一般被稱為“臨汝窯類型”，是豫西山區窯場當時最為流行的品種之一。這些箕山周邊地區的早期鈞瓷燒造地點，在此之前大多已經是較為成熟的窯場或窯區，并具有燒造青瓷的傳統。由此筆者推測，在箕山地區窯業形成規模，產品獲得市場認可之后，或是該地區窯工在周圍的窯場另建窯燒造，或是周圍窯場的窯工模仿鈞瓷工藝，但鈞瓷并未完全取代周邊窯場的“磁州窯類型”器物。燒造早期鈞瓷的窯場區域應是隨時間變化不斷擴張的，方向性大體表現為以箕山地區為中心，向東北部、南部以及山西地區演進。

圖二 鶴壁地區采集早期鈞瓷 （鶴壁李寅采集）

圖三 大同地區采集早期鈞瓷 （大同周曉晨藏）

圖四 西安李居柔墓出土鈞瓷碗

    其二，大裕—白坪區在早期鈞瓷燒造之前并無瓷窯生產遺跡。白峪河區在此前的燒造歷史可追溯到唐代，大白堰窯址唐花瓷與早期鈞瓷地層間有厚達兩米的自然土層［8］。這說明在早期鈞瓷燒造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箕山地區并沒有形成一定的窯業規模。鈞瓷的最早形態即展現出成熟的工藝，精工細作。但這并不是箕山地區窯業長期發展的結果，與本地唐花瓷無關，更可能是北宋箕山周邊地區青瓷技術的延續。學界通常將古鈞州 （今禹州市） 視為鈞瓷的發祥地，但隨著資料的不斷增多，可以肯定的是汝州與登封的大峪—白坪地區也是早期鈞瓷的重要產地，甚至不排除其興盛的年代早于禹州白峪河區的可能性。在沒有更多材料來論證兩者時代早晚的情況下，可將兩處窯區共同所處的箕山山脈這一較為獨立的地理單元視為鈞瓷的起源地。由于這一地域內各處窯址表現出的文化特征具有很強的一致性，或可視作一處窯場。它包含有兩大主要產區，并包括東溝窯址、劉家門窯址等幾個重要的燒造地點。這樣可以減少斷定非窯址出土器物產地時的困擾，也可糾正從各個行政區劃的角度對鈞瓷進行研究所導致的一些片面認識。

    二 早期鈞瓷的年代

    本文從以下4個角度推斷早期鈞瓷的燒造年代：

      1. 有年代信息的墓葬

    目前可確定有早期鈞瓷出土的這類墓葬材料僅有兩例：正大三年 （1226年） 西安李居柔墓出土兩件鈞瓷碗和兩件鈞瓷盤，是迄今隨葬鈞瓷時代最早的紀年墓［10］（圖四）；后至元三年（1337年）西安劉達墓出土一件鈞瓷碗［11］。

    另外，建平縣豐山村耶律霞茲家族墓地 M2年代應與發現墓志的 M1 （天平元年 1021 年） 相近，前者出土有“鈞窯花式口小碗”。該墓早年被盜，鈞瓷并未有詳細信息 ［12］。崇熙十四年（1045 年） 阜新縣王家墳蕭和夫婦墓亦被盜掘，發掘者認為系金人所為。墓中出土“仿鈞窯碗”，從線圖以及文字描述來看，與早期鈞瓷的特征迥異［13］。明昌元年（1190年）大同閻德源墓發掘簡報中記載有三件鈞瓷出土［14］。但據筆者考證，兩件長頸瓶為孔雀藍釉產品，三足爐則為耀州窯月白釉器。曲陽市澗磁村墓葬出土有鈞瓷片，墓中有一刻款陶硯，年代為崇慶元年 （1212年）［15］。鈞瓷片并未有詳細介紹，加之該墓早年被盜，故暫作闕疑。

      2. 有年代信息的窖藏

    目前已發現有18處地點可確定有早期鈞瓷入藏，黑龍江、吉林、山東各有一處，其余皆位于早期鈞瓷窯址附近區域 （圖五），其中禹州郭連窖藏與葉縣文集窖藏均有多個窖藏坑。另有一些在圖錄中所載出土于這一區域的器物，雖并未交代來源，但從保存狀況來看，出自窖藏的比例不會太低。這類窖藏集中埋藏于同一區域內，并且數量巨大，與南宋川渝地區的情況相似，絕大多數都應與蒙軍的侵略戰爭密切相關。正大九年（1232 年） 正月，金蒙雙方在鈞州進行的三峰山之戰是蒙古滅金決定性的一役，“是日，拖雷及金師戰于鈞州之三峰，大敗之，獲金將蒲阿”［16］。金兵主力被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復振”［17］。此役過后，蒙古軍乘勝追擊，“ （正月）壬寅，攻鈞州，克之，獲金將合達”［18］。幾日內，蒙古軍即已迅速占領了所有早期鈞瓷窯場以及鈞瓷窖藏所在的汝州、鈞州、許州、鄧州等地，“泌陽、南陽、方城、襄、郟至京諸縣皆破，所有集聚焚毀無余”［19］。百姓欲避兵災背井離鄉，將重要財貨瘞埋于地。這些窖藏鈞瓷絕大多數可在汝州東溝窯址和禹州劉家門窯址的最早期地層找到原型，并且都符合早期鈞瓷的各項特征，可知這些窖藏應是同一時期的。加之窖藏的出土地點皆與三峰山相距不遠，基本可以斷定這些鈞瓷窖藏的形成應在正大九年 （1232年） 前后很短的時間內。

圖五 豫西地區早期鈞瓷窖藏分布

    黑龍江、吉林與山東三處窖藏出土瓷器與豫西地區窖藏群有所不同。前者早期鈞瓷數量少，占整體比例較低。而后者除早期鈞瓷外，極少見其他品種。黑龍江雙城蘭陵窖藏出土有南宋建窯兔毫盞與帶官府檢驗刻記的銅鏡，其上限不會早于金代中后期［20］。吉林農安窖藏則發現大量白瓷印花器［21］，符合定窯澗磁嶺窯區第四期后段的器物特征，發掘者將這一段定為金代中后期，即大定元年 （1161年） 至興定三年 （1219年）［22］。山東臨淄窖藏同出的定窯器物也是這一時期的產品，同樣不會早于金代中后期［23］。結合這三處窖藏所在地發生大規模戰爭，被蒙古或其他政權占領的時間應稍早于河南，推測其形成時代可能比豫西地區窖藏群略早，但不會早至12世紀。

      3. 有年代信息的生活遺址與窯址遺跡單位

    河南魯山楊南遺址 T3513②出土一件鈞瓷長方形折沿盤，該地層有紅綠彩瓷塑伴出［24］。河北黃驊海豐鎮是金代最為重要的海港遺址之一，其中T54④這一地層出土早期鈞瓷，同出的還包括豫北冀南地區的白地黑花器、紅綠彩瓷塑以及定窯白瓷印花器［25］。山西永濟縣蒲津渡遺址H17中有幾件早期鈞瓷殘片，同一遺跡單位中伴出紅綠彩、定窯刻花器和內底帶澀圈的黑釉碗［26］。上述四處遺址鈞瓷所在的遺跡單位，依恃同出的紅綠彩與白地黑花器可以推斷其形成應不早于金代晚期。

    在今俄羅斯濱海地區山城遺址發現的早期鈞瓷也可提供一些線索。這些遺址雖沒有地層信息，但經考證應屬東 夏 國 時 期 （1215—1233年）的生活區。在阿納尼耶夫斯科耶城址發現有一只極為精美的紅斑鈞瓷盞，此遺址亦出現定窯白瓷“尚食局”款印花碗和印龍紋盤、紅綠彩瓷塑以及景德鎮窯青白釉爐，時代不會早于金代后期［27］。北京原宣武區牛街、白云觀、右安門等地位于金中都宮城范圍內，這幾處地點出土有質量較高的早期鈞瓷，部分可能作為官用之器［28］?；食俏髂辖堑镍P凰嘴兵營遺址資料尚未發表，但據了解亦有不少早期鈞瓷出土。貞元元年 （1153年） 海陵王完顏亮遷都至此，這批早期鈞瓷年代上限較為明確。進行過考古發掘并發表窯址簡報的主要有汝州東溝、禹州劉家門、禹州閔莊與禹州鈞臺幾處。其中東溝窯址早期鈞瓷地層T6⑨出土一枚建炎通寶，形成年代不會早于金代［29］。劉家門窯沒有發現金或南宋時期錢幣，發掘者判定鈞瓷最早期地層的時代為北宋［30］。閔莊窯作坊AT6F2②地層出土早期鈞瓷，同出的人骨標本經碳十四數據樹輪校正后年代為 1155—1215 年［31］。而鈞臺窯由于發掘時代較早，存疑點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較多早期鈞瓷的H37中，有一件白地黑花缽與河南輝縣百泉崇慶元年 （1212年） 紀年墓中所出同類型器極為相似［32］。

      4. 有年代信息的仿鈞器

      兩宋時期南方地區燒造藍色乳光釉瓷器的窯場有湖南湘鄉窯、衡山窯，四川邛窯、西壩窯，重慶清溪窯［33］，江西吉州窯等。但除清溪窯外，其余幾處窯場產品的釉面與造型特征與早期鈞瓷有較大差異，沒有刻意模仿或技術傳承的跡象。而清溪窯部分天藍釉器物，雖器型等因素與早期鈞瓷有所不同，但釉色與釉面質感卻較為接近，同屬精工細作之物。據資料記載，南宋紹熙元年（1190 年） 重慶合川 （或為紀年墓） 出土有“清溪窯仿鈞釉膽瓶”［34］，形成于南宋晚期的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中也有此類產品出土［35］。（圖六）從南宋時期川渝地區窯場的產品中可以看到諸多金代瓷器的因素，例如定窯風格的白瓷印花以及北方地區普遍流行的黑彩繪、凸線紋等裝飾。四川磁峰、瓦崗壩、金鳳、重慶涂山等窯址更是發現其他南方地區同時期少見的采用煤作燃料的饅頭型窯爐，說明這一地區的窯業生產可能有不少來自北方窯工的參與。如果清溪窯的天藍釉瓷器確實是來自汝州或禹州的窯工參與燒造，或者是當地窯工有意識的仿燒器，我們就可以反推出早期鈞瓷的出現并開始流行的年代可能要早于紹熙元年（金明昌元年1190年）。

    從以上資料中可以看出，早期鈞瓷的流行時代為金晚期，也就是三峰山之戰之前的三四十年的時間。那么，從北宋末期汝窯與臨汝類型青瓷停燒，到“繼汝而起”的鈞瓷始流行，有長達六七十年的空白期，豫西山區在這一時期的窯業生產面貌尚不清晰?；降貐^窯場在最早期鈞瓷地層形成時期已經可以燒造技術極為成熟的產品了，而是否存在這樣一種汝鈞過渡期產品應是值得關注的問題。產品特征的不同有可能體現的是產地之別，但對于豫西地區鈞瓷來說，一般認為更可能反映燒造年代的差異?？v觀明代以前產品發展的軌跡，其外在特征均表現為由早到晚質量逐步變差的整體特點。李民舉將以月白釉、銅紅斑和汝窯式支燒工藝為主要特征的一類器物認定為“大定鈞瓷”［36］，并認為其產地不會出現在寶豐清涼寺、汝州嚴和店和禹州白峪這三處之外，即存在一類鈞瓷年代略早于本文所說的早期鈞瓷。在各類考古出土、館藏和民間收藏例中偶見一些工藝極精，與以東溝、劉家門窯為代表的早期鈞瓷特征稍有不同的器物，可將汝州市文廟［37］與葉縣文集遺址出土器物作為典型。這類器物整體器型與釉色 （質） 均與早期鈞瓷有一定差別，尤其以圈足部分特征差異最為顯著：露胎面積比大宗早期鈞瓷產品更小、足墻較薄且呈梯形、部分圈足外撇，這與北宋晚期清涼寺汝瓷造型較為接近。部分產品釉色 （質） 也與北宋汝瓷相類。明顯較典型早期鈞瓷具有更高相似度。近年寶豐清涼寺窯址發掘的材料可一定程度地解決其產地問題，發掘者將其稱為“類汝瓷”，年代定為北宋末至金初［38］。倘若“過渡型鈞瓷”確實存在，那么清涼寺窯“類汝瓷”應比李民舉文中所例舉的“大定鈞瓷”板沿洗更具有時代略早的可能性，也應是目前所見中最有可能符合條件的產品之一。

    葉縣文集遺址H444與H1104窖藏［39］ 為這類產品年代問題的研判提供了重要線索，該遺跡單位中出土有數件“類汝”器物。由于與其伴出有在金末窖藏與紀年墓中頻繁出現的早期鈞瓷碗、盤、碟等典型器，故基本可證明兩類為同期產品。這說明金末豫西地區青瓷系產品具有一定的質量與特征差異，也可說明這類產品屬“過渡型鈞瓷”年代更早的推測并不成立。使用器型排比與釉色 （質） 比對的方法對金代范圍內的鈞瓷分期斷代或許并不有效，在紀年新材料出現之前，發現與證實存在“過渡型鈞瓷”、探索由汝及鈞的發展過程將較為困難。

圖六 遂寧金魚村窖藏出土“仿鈞釉”盞 圖七 2012年寶豐清涼寺窯址Ⅳ區出土

    早期鈞瓷流行的下限相對比較明確。金蒙戰爭對豫西山區窯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元代鈞州東張鎮百靈廟碑記：“是鎮金國末年最為繁盛，人稠物充……逮壬辰兵燼之余，百不存一……復業之家，相繼而至。”［40］ 東張鎮位于今扒村，金代屬鈞州管轄范圍內，碑文所記應反映了整個豫西山區窯場在戰爭前后的狀況。因此將早期鈞瓷的下限定為“壬辰兵燼”之時，即天興元年（1232年），殆無疑義。大蒙古國時期的紀年鈞瓷有蒙哥汗七年 （1257年） 北京慶壽寺海云和尚墓出土的三足爐［41］（圖八），至元二年 （1265 年）山西大同馮道真墓出土的11件鈞瓷［42］（圖九），另有私人收藏刻有“至元二年 （1265年） ”與“鈞州西吳鎮周家造至元七年 （1270年） ”的底足標本［43］。（圖十） 這些紀年器應是“復業相繼而至”后的鈞瓷。可確定產自這一時期的鈞瓷不多，但從紀年標本以及劉家門窯址直接疊壓在早期鈞瓷之上地層所出器物的描述來看，蒙古時期的鈞瓷特征較早期鈞瓷稍顯粗糙，流釉現象增多，部分胎體變厚。但大多圈足內心施釉，三足爐的底部部分也施滿釉，這與元代早期至元十四年 （1277年） 河北宣化葛法成墓出土的外壁施半釉的鈞瓷碗區別明顯［44］。雖然整體時代特征上存在一定差異，但從某種意義上其特征與早期鈞瓷更加接近。綜上所述，在早期鈞瓷流行之前，可能存在一類繼承汝瓷與臨汝類型青瓷工藝的過渡期鈞瓷，其始燒年代推測為金代早中期。以東溝與劉家門窯址最早期地層為代表的早期鈞瓷流行的時代為金代晚期，即大定晚期至三峰山之戰爆發的天興元年 （1232 年）。大蒙古國時期亦有生產與早期鈞瓷特征接近的器物。

圖八 北京慶壽寺出土鈞瓷爐 圖九 大同馮道真墓出土鈞瓷 圖十 私人藏紀年鈞瓷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