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花瓷是元代景德鎮創燒的一種釉下彩繪瓷，以端莊的造型，瑩潤的釉質，典雅的藍彩，豐富的題材而聞名天下。生產青花瓷的材料和工藝條件在唐代就已經具備，到了宋代，中國制瓷工藝水平更是如至巔峰，但是，為何直到元朝才出現了成熟的青花瓷；而所謂的“唐青花”究竟如何定義；元代浮梁縣的“浮匠”是否全部是色目人，他們對元青花的生產和出口又起到了怎樣的影響。從工藝學、圖像考古學、人文歷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以期揭示出一些有關元青花起源、分期、生產、外銷等方面的演變過程和因果關系。
關鍵詞：元青花；至正型；進口鈷料；唐青花；外銷瓷
元代之前青花工藝的發展
藍色在中國一直都屬于邊緣色彩。鈷藍料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埃及和西亞地區。在我國，鈷料直到戰國才開始作為裝飾色彩被使用，在這一時期的琉璃器上有用氧化鈷裝飾的痕跡。圖1是現藏于甘肅博物館的戰國藍彩“蜻蜓眼”琉璃珠，于1999年出土于甘肅平涼戰國墓中，上面的藍色即為鈷的發色；（圖2）的藍彩鑲嵌琉璃珠，1983年出土于長沙麻園嶺戰國晚期貴族墓葬，現藏于長沙市博物館，二者化學組成上同屬PbO-BaO-SiO2系統，均符合國產特征，說明戰國時期，鈷料裝飾琉璃的工藝在南方已經出現。唐朝開始生產使用鈷料做裝飾的鉛釉陶器，唐三彩上面的藍色即是鈷的呈色（圖3）；如果說這只能稱之為鈷藍釉，而非鈷藍彩，那么1970年江蘇揚州唐城遺址發掘出土的白底藍花瓷片（圖4）則可以算得上是青花瓷的鼻祖；隨后1998年在晚唐沉船黑石號上也發現了用鈷料繪制的瓷盤（圖5），2006年在河南省鄭州市上街區發掘的唐墓中又出土了2件青花彩繪瓷塔式罐（圖6）。
圖1戰國藍彩“蜻蜓眼”琉璃珠
圖2 戰國四眼藍彩鑲嵌琉璃珠
圖3洛陽關林唐墓出土唐三彩馬
圖4唐代白底藍花瓷枕殘
圖5“黑石號”沉船出水唐青花瓷盤
圖6 鄭州唐墓出土青花塔式罐
以上文物說明，唐代確實是中國青花瓷的濫觴期。通過科技測試，這些文物中的彩繪料和鞏縣黃冶窯出土的青花標本有著相似的Fe/Co和Mn/Co比，同屬高鐵低錳型的鈷料，部分含有銅和砷，這種原料尚未在國內發現，它們都屬于進口料。這表明，鞏縣窯在停止燒造唐三彩后，利用剩余的進口鈷料在自己生產的白瓷之上進行裝飾，發明了最早的青花瓷。
從黑石號出水的那件瓷盤（圖5）來看，上面的圖案應該是模仿自西亞的青花陶盤，（圖7）中的青花綠彩陶碗產自8—9世紀的伊拉克，碗壁上的四瓣棕櫚葉和圖5鞏縣窯青花盤上的圖案一致，類似的紋飾還出現在了同一時期伊朗南部地區生產的白釉藍彩阿拉伯文陶缽之上（圖8）。唐代后期，由于阿拉伯勢力對中亞的控制以及吐蕃人對絲綢之路的阻隔，進口鈷料用盡之后，鞏縣窯便不再生產青花瓷。至于唐青花和元青花之間有沒有工藝的連續性和傳承性，則有賴于考古界進一步研究。
圖7 青花綠彩陶碗
圖8 白釉藍彩阿拉伯文陶缽
宋人喜愛青瓷，甚至認為“白不如青”，白地彩繪瓷在宋代僅流行于民間。根據目前的考古發掘來看，宋代沒有發現鈷藍釉瓷，而鈷藍彩繪瓷僅在2座塔基下面出土有一些瓷片，一處是1957年發掘的浙江省龍泉縣金沙塔的塔基遺址，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殘片；另一處是1970年在浙江省紹興市環翠塔的塔基下，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殘片。這2座建筑的年代分別是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和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1]。經過取樣測試，著色元素中的鐵鈷比為0.61，錳鈷比為10.25，青花發色晦暗無光，使用的是含有大量錳元素的國產鈷料，它們和唐代的青花瓷應當沒有關聯。浙江擁有本地的鈷土礦，所以，這幾件青花瓷片很可能是國產鈷料用作瓷器彩繪的先例。
青花瓷在元朝迎來了大發展時期，蒙古族的神話體系中有“蒼狼白鹿”的圖騰信仰[2]，所以他們對藍白二色頗為喜愛。同時，元帝國境內數量眾多的穆斯林也是藍色文化的崇拜者。西亞多沙漠地帶，在穆斯林看來，藍色是水大量富集后形成的顏色，而天堂又是充滿水的世界，所以青花瓷以及霽藍釉瓷都開始在元代流行開來。但元代統治者仍然更偏愛富麗堂皇、結實耐磨的金銀器。或者使用一種乳濁失透，觸感如氈布，觀之如銀器的卵白釉瓷器。
成熟青花瓷出現于元代的必然性
結合部分瓷類在唐朝至元朝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一種瓷器成為社會流行商品或大宗產品要具備多個條件。
（1）它要受到統治者的認可和追捧
瓷器的生產過程非常復雜，和采茶繅絲或耕田漁獵這些傳統生產活動相比，它需要足夠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同時，從大的方面來看，歷代精品瓷幾乎皆出自官窯或貢窯。最高統治者的認可和贊許，往往可以改變一種瓷器的命運。例如，宋徽宗偏愛天青色的汝瓷，遂使這一瓷種名揚天下，各大窯口爭相模仿，包括同屬豫西地區的鈞窯，最初也將模仿汝瓷作為自己的一大特色。考古學家在禹州劉家門、下白峪、八卦洞等窯址發掘出土的“類汝似鈞”風格的標本就是二者關系的最好證明。陶瓷學界也認為“汝衰而鈞代”這一理論是完全成立的，而在寶豐縣文管所收藏的被定為北宋中晚期的汝窯橢圓八角把杯、天藍釉帶托缽、天藍釉斂口盂、天青釉帶蓋缽等，都被歸為“汝鈞不分”之作。在汝窯工藝融入到了鈞窯以后，其他窯口又爭相模仿鈞瓷，最終形成了龐大的鈞窯系。此外，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喜愛釉里紅，在故宮館藏的100多件洪武官窯產品中，釉里紅數量竟占到了80%。成化皇帝愛小酒杯，因此，這一產品成為“成窯”的主流。反觀青花瓷，在元代以前，并未得到任何一個皇帝的喜愛，因此，也沒有工匠愿意去花心思去研究和制作青花瓷。
（2）這種瓷器要符合社會主流的審美傾向
這里的社會主流并不是按人口數量來劃分的，而是按照影響力的大小來定義的。社會主流包括文人士子、官僚貴族、地主鄉紳這些群體，他們往往左右著整個社會的文化與審美潮流。這其中，文人的觀點尤為重要。青花瓷作為一種彩瓷，和文人對“如冰似玉”這種審美風格的追求背道而馳，即便是到了洪武年間，他們還沒有完全接受青花瓷。當時的文學家和收藏家曹昭認為“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3]。在文人的這一觀點下，其他有錢、有權、有勢的階層為了附庸風雅，當然也不會喜歡和欣賞這種“俗甚”的器物了。
（3）除了主流審美，契合民間文化也很重要
如果一種瓷器與文化風俗相抵觸，那么即使是普通百姓也不會去使用它。在元代以前，藍色并不是中國人喜愛的色彩，但凡沾上藍色這種冷色調，多少都帶些恐怖的意味。唐代文學家段成式《酉陽雜俎·蟲篇》寫道：“藍蛇，首有大毒……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4]”聞之讓人不寒而栗。佛經中有惡鬼，名字有叫藍婆，塑像常常是將藍色涂抹在臉上，用其色唬人[5]。《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中記載有：“身色皆藍淀(靛)，情田盡虎狼”，即妖魔鬼怪的身體顏色盡為深藍色[6]。早期科舉制度中有“藍榜”，考生文卷如不合程式，或有損污，即被取消下一場考試資格；宣布此種處分的名單，用藍筆書寫，稱“藍榜”，又叫做“藍單”。可見，藍色也是古代讀書人懼怕的顏色[7]。無論是民間百姓，還是寒窗苦讀的學子，都對藍色充滿一種畏懼心理，因此，藍彩瓷或藍釉瓷在民間也絕無流行的可能。
（4）必須有大量的市場需求
位于河北磁縣的磁州窯興起于宋元之際，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民窯，它首創的許多工藝直接或間接啟發了后來南方地區的制瓷業，包括紅綠彩、白地黑彩、孔雀綠釉、剔刻花裝飾等。在一些元青花上，我們可以發現和磁州窯白地黑彩瓷有著相同的紋飾圖案和構圖方法。磁州窯作為民窯，沒有得到帝王關注；在奉行極簡主義的宋代，花哨的裝飾技法顯然也不被主流審美所接受；但是，依靠民間市場的支撐，磁州窯得以不斷發展壯大，甚至在北方窯口集體衰落的情況下，磁州窯依然窯火鼎盛，并且形成了以彭城為核心的磁州窯系，陶瓷界素有“南景德，北彭城”的說法[8]。豐富的裝飾技法，喜聞樂見的表現題材以及黑白分明的色彩對比，使得磁州窯產品不僅廣泛流行于國內，還深刻影響了日本等海外地區對中國瓷器的認識。明代謝肇淛的《五雜俎》記載到：“今俗語窯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窯最多，故相沿名之。[9]”至今日本還在使用“磁器”這一名稱來指代“瓷器”。
除了磁州窯，長沙窯也是“市場導向型”的窯口。唐代詩人李群玉在《石渚》一詩中記載了長沙窯的盛況：“焰紅湘浦口，煙濁洞庭云。迥野煤飛亂，遙空爆響聞。[10]”在1998年打撈出水的黑石號上，搭載了50000多件長沙窯產品，這也證實了在湘浦口確實存在一處規模龐大的窯址群，彌補了關于長沙窯研究的空白。和磁州窯不同的是，長沙窯主要是供應西亞、北非的外銷瓷。為了打開市場，長沙窯瓷器大量使用銷往國的裝飾題材和構圖方法，例如飛鳥紋、阿拉伯文、椰棗紋、棕櫚紋、輪狀團花紋等，還模仿金銀器的鏨刻、捶揲等裝飾技法。在執壺上，則流行貼塑的棗椰樹、獅子和胡人等形象。所以有學者指出，長沙窯的外銷瓷是海外來樣定制的產品，甚至有大量胡人直接參與了瓷器制作。在明初景德鎮的青花瓷上，也存在大量外來元素，兩者的相似性值得關注。
磁州窯和長沙窯作為民窯，不被統治者認可，不符合主流審美，甚至不見于當時的文獻記載之中，但依靠廣闊的市場，他們得以延續壯大。元代以前，青花瓷由于色彩的原因不被民間接受，國內銷售舉步維艱，而國外市場也未打開，這其中自然有工藝水平限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為產品風格沒有向銷往國靠攏，導致產品沒有吸引力，相應的研發和生產也缺少了積極性。
（5）工藝必須發展成熟，原材料供應要穩定
釉下彩工藝在長沙窯中已經出現，并經過磁州窯工匠的繼承發展，逐漸成熟，所以到了元代，用鈷料代替鐵料在坯胎上繪畫就變得水到渠成了。再加上元代后期，國產鈷土礦不斷被發現，繪瓷用的原料可以連續不斷的供應給工匠，而且國產料比進口鈷料價格低很多，這也是青花工藝在元代開始普及的原因之一。此外，成熟的“二元配方”在瓷胎中引入了充足的氧化鋁[11]，使得燒造大型器件成為可能。大件器是蒙古人和西亞人民喜愛使用的造型，例如最常見的青花大盤，直徑通常在35—55cm之間，主要是為了滿足穆斯林圍坐就餐的飲食習俗[12]。
綜上所述，元代之前，鈷料依賴進口，生產青花瓷的成本很高。雖然在唐代就出現了高質量的白瓷，而且在鞏縣窯已經生產出了用鈷料裝飾的白底藍花瓷，但由于原料限制，只能被放棄。宋代開始，彩瓷逐漸成為民間喜愛的產品，但不被主流認可，況且藍色屬于忌諱色彩，導致這一時期陶瓷上的藍色幾乎不見，白底藍彩瓷和唐朝相比更是少之又少；而這一時期的外銷瓷，主要是精美的龍泉青瓷，綠色的釉衣也和穆斯林的審美傾較為契合。元代的建立，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陶瓷史上的過渡期。由于統治者采取獨特的社會治理架構，漢族文化逐漸邊緣化，從南北朝開始形成的門閥貴族到了這一時期也消失殆盡，中國社會迎來了一次大洗牌，從前主導社會主流風尚的儒士階層被蒙古人和色目人代替。從這一時期開始，新形成的民間文化地位上升，平民審美成為影響工藝美術風格的重要力量，瓷器也由最初如冰似玉的風格變為“大眾化”和“世俗化”，而彩瓷也開始代替單色釉瓷成為日后的主流產品。雖然明朝初期的一些執筆者仍然對青花瓷持不屑的態度，但“青花瓷時代”的到來已經不可阻擋。
成熟青花瓷出現于景德鎮的必然性
景德鎮“水土宜陶”，不僅有豐富的成瓷原料，而且有廣袤的富含油脂的松木可以作為燃料，所以這里陶瓷業長盛不衰。此外，景德鎮地理位置優越，三面環山，一面擁湖，更有長江天險做保護，自古以來，這里少有戰亂，成為工匠躲避亂世的地方。
（1）各地工匠帶來的技術融合
具體來講，宋代景德鎮青白瓷工藝在“南定”[13]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瓷器胎質細白，釉色肥潤光潔，透明度高。窯爐結構也十分先進，因此在燒成制度的選擇和創新上有著堅實的基礎。元代開始，這里也是掌管皇家御用瓷的“浮梁磁局”所在地，在瓷器燒造上開始不計成本。再加上不少磁州窯的工匠追隨宋室南遷，來到景德鎮繼續從事陶瓷生產，他們帶來的瓷器彩繪技術被直接移植到了元青花之上。吉州窯也有許多工匠遷居到了景德鎮，《陶錄》記載：“相傳陶工作器入窯，宋文丞相過時盡變成玉，工懼事聞于上，遂封穴不燒逃之饒，故景德鎮初多永和陶工。[14]”這一記載講的是，在宋代的時候，吉州永和窯的工匠有一次燒出了“瓷妖”[15]，這種特殊的瓷器其實就是窯變瓷的一種，但是窯工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認為這是天然幻化的奇異現象，所以常將其當做“怪胎”或“瓷妖”，官匠見后會立即打碎，害怕皇上知道后要求他們“每歲皆貢”。吉州窯工匠棄窯北逃之后，來到了景德鎮。這雖然只是個例，但它說明景德鎮是吉州窯工匠逃亡的首選地。
另有文獻記載，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文天祥調任知贛州，積極準備北上抗敵。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文天祥在家鄉吉安招募大量士兵在長江口岸截擊敵軍。據統計，僅吉州窯工匠就有三千多人參加文天祥的軍隊。戰敗后，元軍占領吉安，許多工匠攜家帶口逃到了景德鎮。元青花和吉州窯釉下褐彩瓷器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包括吉州窯常用的“開光”、多層裝飾、畫風細密等技法和風格都成為了元青花上面的重要裝飾特征之一。圖9是南宋吉州窯白地褐彩纏枝卷草開光海浪紋梅瓶，口徑5cm，底徑9cm，腹徑16cm，高30cm，現收藏于觀復博物館。（圖10）為1992年出土于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至正十三年（1353年）孫氏家族墓中的青花海水紋瓷盤，口徑16.2cm，底徑13.6cm，高0.9cm。兩者的海水紋畫法相近，都是以空心的突角形作為浪頭，然后用平行的曲筆描繪細浪。除了磁州窯、吉州窯的工匠，景德鎮幾乎成為所有古代陶瓷工匠心中的圣地，形成了“工匠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的局面。蔣祁在《陶記略》中記載：“窯火既歇，商爭取售，而上者擇焉，謂之揀窯。交易之際，牙儈主之……運器入河，肩夫執券，次第件具，川憑商籌，謂之非子”[16]，可見當時運銷狀況之興旺。
圖9 白地褐彩纏枝卷草開光海浪紋梅瓶
圖10 元青花海水紋瓷盤
（2）制瓷原料豐富且質量好
景德鎮制瓷原料種類全，數量多，質量優。高嶺村出產的高嶺土，是優質的制瓷原料之一。宋代在湖田窯和繁昌窯的一些窯業遺址中，都在殘留的陳腐原料中發現了高嶺土或高鋁黏土的使用痕跡，說明在元代以前，已經有工匠嘗試著在原有的瓷土中加入高嶺土等原料，形成最早的“二元配方”。高嶺土之所以這么重要，是因為它不僅組成成分穩定（理論化學組成為46.54%的SiO2，39.5%的AL2O3和13.96%的結構水），而且較高比例AL2O3的引入，可以提高瓷胎的耐高溫性，突破了對大型瓷器燒造的限制，滿足了統治者的需要，這也是元代將磁局設立在浮梁縣的原因之一。
此外，景德鎮附近的樂平、高安還有浙江部分地區都盛產鈷土礦，國產鈷料的使用，降低了生產青花瓷的成本，為它在民間的普及創造了條件。雖然尚不清楚從元代開始使用的國產鈷料具體是樂平的陂塘青、高安的石子青還是浙料，但這種高猛低鐵、發色暗沉的鈷料從此被永遠封存在了透明釉之下，見證了元代民窯的崛起。
（3）西亞工匠的直接參與
蒙古帝國版圖遼闊，四大汗國占據了中亞和西亞地區，和中原地區交流十分密切，帝國境內的穆斯林，對青花器物尤為癡迷。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宮和伊朗的阿德比爾清真寺都收藏了大量質量上乘的青花瓷。進口鈷料又產于西亞，在元朝可以暢通無阻的運到中國。更為重要的是，經過長期的西征，蒙古軍隊俘獲了大量西亞和中亞的制陶工人，由于十分重視工匠，這些俘虜被收編到了元朝的工匠體系之中。在將作院和浮梁磁局中，都有數量眾多的西亞工匠，他們被稱作“浮匠”[17]。這些匠人直接參與了景德鎮青花瓷的制作，使得元青花一出現就臻于完美而冠絕天下。除了戰爭俘獲的工匠，還有一些穆斯林陶工自愿投靠元朝，因為色目人在元帝國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們可以憑借朝廷賜予的敕令隨意出入皇宮。這些歸化的陶工也被分配到了浮梁磁局生產青花瓷，為景德鎮制瓷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總 結
唐青花經過初創期以后，并沒有迅速發展起來，而是走向了衰敗。直到元朝，景德鎮匯集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優勢，終于生產出了成熟的青花瓷，它是中國和西亞文化交流的結晶，匯集了百家技藝之長，所以從一誕生就開始風靡世界，成為中國陶瓷史上一顆最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