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低溫鉛釉陶器的起始年代一直是一個聚訟紛紜的話題，而以西漢中期說影響最廣，戰國說則最引人側目。近年來山東臨淄齊故城戰國墓葬出土的一對陶罍，則把戰國起源說坐實，因此值得特別關注。山東大學的郎劍鋒和北京大學的崔劍鋒先生為此合作撰寫了《臨淄戰國齊墓出土釉陶罍的風格與產地——兼論我國鉛釉陶的起源問題》一文（下文簡稱《風格與產地》），分別從考古學和科技檢測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1，再次把戰國起源說進行了充分論證和強調。筆者關注低溫鉛釉陶器問題經年，感覺有關臨淄出土戰國鉛釉陶罍的學術意義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討才能得以彰顯。在幾個具體問題上也有些感想，希望能與兩位劍鋒先生加以討論。
圖一 臨淄出土戰國鉛釉陶罍
一 關于臨淄戰國低溫鉛釉陶器的確認問題
眾所周知，中外學術界長期以來對中國低溫鉛釉陶器的看法是發端于西漢中期2。雖有其他多種說法，但未獲考古發掘資料的支撐，因此難以被公認。但山東淄博齊國貴族墓葬的發掘，使得西漢中期說被顛覆，戰國說隨之得到考古發掘出土物的實證。對這一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考古發現的闡釋，經歷了若干年，期間兩位劍鋒先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郎劍鋒先生在把兩件罍從瓷器辨析為低溫鉛釉陶器的過程中、崔建鋒先生在從科學數據方面辨析其性質和意義的過程中，均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但在其論文中，兩位劍鋒先生不居其功，不述過程,令人感佩。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這一個辨識過程同樣具有重要價值。
2006年7月，淄博市臨淄區文物局對轄區內的辛店街道辦安樂店村在舊村改造工程中發現的一座古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按照發掘簡報，墓葬為“甲”字型土坑積石木槨墓，該墓時代為戰國晚期, 墓主應為齊國的貴族。墓內出土的2件瓷罍，造型規整，紋飾精美，技藝精湛，在戰國時期大型齊墓內是首次發現，對研究戰國時期瓷器的制造工藝具有重要參考價值3。該簡報篇幅很短，在該期《考古》雜志也是以“考古簡訊”的形式出現的，而且文物是以黑白照片形式發表的，對其形態特征可以基本了解，但對其釉色、釉面特征無法準確把握，更無從了解其成分構成。所以發表之后，除了歸入墓葬統計和戰國原始瓷器統計之外，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特別關注。
2016年8月16日的《中國文物報》刊發了一篇短文4，披露山東臨淄戰國墓葬中出土的青瓷罍實際為鉛釉陶器。若此資料得以確認，將是目前所見經科學發掘并公開刊布的唯一的戰國案例，對研究中國低溫鉛釉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為慎重起見，筆者先后與臨淄市文物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相關學人進行了深入溝通，確認了這一資料的準確性。通過還原這一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考古發現的過程，可見這是一起與20世紀關于原始瓷器起源討論過程中誤瓷為陶一樣性質、一樣有趣、一樣具有值得探究的誤讀事件5，不過誤讀的對象和結果都發生了反轉，變成了誤陶為瓷6。這篇短文實際上是對前簡報中關于出土的兩件青釉罍定性的糾錯。俟后，劍鋒先生通過考古類型學和科技數據，把這兩件器物的年代確定為戰國晚期，并據此討論中國古代低溫鉛釉陶器的起源問題，認為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范圍內最早的鉛釉陶制品。這兩件釉陶的發現為漢代鉛釉陶技術找到了源頭，同時也說明低溫鉛釉技術的起源地是我國的北方地區”7。
把中國古代出現低溫鉛釉陶器的時間段從西漢中期提前至戰國晚期，雖然時間跨度不是特別大，但卻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通過把臨淄戰國鉛釉陶器與西漢和東漢時期的鉛釉陶器、戰國時期原始青瓷、漢代的鉛鋇玻璃的化學成分做一下比對，從而可以更加清晰明了地討論其釉基的化學屬性。（表一）
通過表一的數據比對，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臨淄戰國墓出土的陶罍與關中地區兩漢時期的鉛釉陶器以及廣西漢墓出土的鉛鋇玻璃在化學構成上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即它們的釉基都是氧化鉛，其含量達總量的一半左右。其次是氧化硅，約三分之一左右。而與戰國時期的高溫鈣釉原始青瓷相比，具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很顯然，這是典型的低溫鉛釉。至此，戰國時期鉛釉陶器的出土已是鐵案，而其代表作品就是臨淄齊故城戰國墓葬出土的這兩件青釉罍。
二 關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鉛釉陶罍的問題
在臨淄戰國陶罍出土并獲確認之前，中國古代低溫鉛釉陶器起源諸說中，戰國說者均以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鉛釉陶罍為最重要證據之一（圖二）。但《風格與產地》一文對其表示質疑，其文曰：“傳世文物中，筆者僅搜集到一件與本文所論釉陶罍近似者，現存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相傳出土于洛陽金村韓君墓。該器的形制、裝飾、釉色等均與臨淄出土釉陶罍存在較多的相似之處，當為同類器物。惟該器為雙耳，臨淄所出為四耳，耳的形制亦略有區別。洛陽是我國較早開展考古工作的地區之一，考古工作眾多，在發表的考古資料中迄今未見同類器物出土。因此，傳該器出自洛陽的說法只能存疑”。無獨有偶。臺灣學者謝明良先生在其兩部關于中國早期低溫鉛釉陶器的著作中，談到同一件文物，也有過類似的表述。他說：“傳洛陽金村韓君墓出土的綠褐釉螭紋蓋壺亦屬戰國時期鉛釉陶的珍貴實例”13。但在該項注釋中，作者又申明：“（弓場紀知）宣稱納爾遜美術館和大英博物館藏品傳出土于洛陽金村、東京博物館藏品傳出土于安徽壽縣，對此本文不予采信”14。
圖二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戰國鉛釉陶罍
這兩段文字有兩個共同的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均沿襲舊說，言明其所引資料認為納爾遜所藏的陶罍出自韓君墓；二是通過比對，兩文的作者均認為出自洛陽金村的說法不可信。但實際上，所謂的韓君墓是一個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被匡正的問題，故我在這里稱之為“舊說”。而出自洛陽金村戰國墓之說，如果說此前還對此心存疑慮的話（我亦如此），此次臨淄戰國陶罍的出土，恰恰可以把這個疑慮冰釋了。
韓君墓問題源自歷史上河南洛陽金村古墓群被盜掘事件，1928年開始的盜掘活動，使得相當數量的文物流入加拿大和日本等國。此后的文物流失、匯集、著錄、考辨工作一直持續至今，而墓地性質和墓主人身份則是較早被解決的問題。金村古墓最基礎最經典的兩本著述，分別出自參與其事的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William Chares White)15和日本學者梅原末治16，這兩部著作可謂亡羊補牢，差堪補憾。除了記述墓葬形制、著錄出土文物之外，兩書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把墓主人認定為戰國時的國君，前者認為是秦君，后者則力主韓君17。
韓君墓之說在當時的社會上風行一時，但很快有中國學者對此提出駁議，認為金村大墓乃戰國時期東周墓，唐蘭先生18、陳夢家先生19是其中的代表。此后，有中國學者指出，戰國時期的洛陽是周王所居的成周，是名義上的周王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無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還是從戰國時期的政治格局，地處東周王城的金村大墓，是不可能屬于秦晉韓諸國的。而最大的可能，乃是屬于東周君或者周王室。李學勤先生通過對金村大墓出土銅器銘文的考釋，尤其是被持韓君說、秦君說者認為涉及韓國與秦國歷史的銘文的辨析，認為金村墓葬群既不是秦墓，也不是韓墓，也不是東周君墓，而是周朝的墓葬，可能包括周王及附葬臣屬20。洛陽市文物考古部門通過多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綜合國內外學術成果，已經把金村古墓群確定為東周王城的王陵區之一，并據此制定整體的保護研究規劃21。因此，至少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金村大墓為東周王室墓葬之說已基本成為學術界的共識，秦君說早已銷聲匿跡，惟韓君說因輾轉征引以訛傳訛，在日本和臺灣尚有一定余響。尤其是謝明良先生在低溫鉛釉陶研究領域成就斐然，他的征引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中國大陸學者當中所持韓君墓說者，大多源自對日本學者和臺灣學者著述的輾轉征引。
較早把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陶罍作為中國古代低溫鉛釉陶器來論述的，主要是日本學者。先是長谷部樂爾在其編著的《中國美術》系列之《陶瓷卷》中，收錄該器并注明傳出自洛陽韓君墓22。俟后，弓場紀知在其所著《漢代鉛釉陶器的起源》一文中，把這件被認為屬于戰國晚期的文物，作為他中國鉛釉陶器戰國起源說的重要證據23。臺灣學者謝明良在其相關論著中，引入了日本學者征引的資料和觀點24。世紀之交，筆者在日本做學術交流期間，承蒙弓場紀知先生惠贈他所搜集的納爾遜美術館低溫鉛釉陶罍資料的復印件，后又承長期在納爾遜藝術博物館工作的楊曉能博士惠贈彩色照片，得以較詳細了解該項資料，但在筆者的文章中同樣持謹慎態度：“此說的根據，是目前已流傳至美國、英國和日本的據傳是出自洛陽金村和安徽壽縣的戰國墓葬的幾件鉛釉陶器。另外，韓國某收藏家的藏品中，也有一件鉛釉陶單耳杯，造型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原始瓷器被極為相似。但這幾個案例均缺乏可靠的出土背景，其年代問題似不宜遽斷。何況，戰國晚期與西漢早中期的某些器形在無可靠出土資料的情況下是較難以區分的。故鉛釉陶器起源于戰國之說，目前尚缺乏足夠的證據”25。但很顯然，與前述三位存疑的側重點不同的是，我強調的是該陶罍的時代，而不是其出土背景。
如果說，此前筆者對納爾遜收藏的據傳出土洛陽金村大墓的戰國綠釉陶罍還心存疑慮的話，那么，臨淄齊墓出土的這一對綠釉陶罍，則使疑慮基本打消了。有鑒于戰國晚期與西漢早期文化的延續性，尤其是在作為當時文化中心的河洛地區，從戰國晚期到西漢前期的陶器形態演變非常緩慢，在缺乏明確的出土背景下，試圖準確進行年代定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此需要有明確出土背景的文物來做比對支撐。現將臨淄齊國墓葬戰國陶罍和納爾遜收藏陶罍做一對比。
器物形態的一致性：兩者均為廣肩、鼓腹、圈足并帶蓋的球狀輪廓，蓋頂上均帶有四個鈕狀捉手，明顯是模仿青銅禮器的造型。
釉面的一致性：兩者外表均施釉，釉色青中泛黃，有細碎開片，光照處有銀釉閃爍。釉面不勻，局部有斑駁；胎釉結合不牢，局部有脫釉。
胎體的一致性：兩者露胎處，均顯現出灰色胎體。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灰胎低溫鉛釉陶器，與兩漢時期絕大部分呈現紅色的胎體極為不同。
燒成技法的一致性：從灰色胎體可以推測出兩者均是在還原氣氛中燒成的。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推斷，應該是和普通灰陶器甚至原始瓷器同窯，在同樣燒成氣氛中燒成的26。
裝飾的一致性：兩者均是在肩部和上腹部各規劃一條裝飾紋帶，裝飾母題是戰國時期青銅器上常見的蟠螭紋和云雷紋。
出土環境的一致性：金村古墓均為甲字形大墓，有些還有殉馬坑，屬于高等級貴族甚至王室墓葬。臨淄安樂店戰國齊墓也是甲字形，全長超過20米，規模宏大，結構復雜，墓主人應是齊國的貴族27。
另外，兩者之間還存在著產地一致的可能性。從前述諸方面判斷，很有可能是同一個窯場燒造的。據此，對于納爾遜藝術博物館收藏陶罍的基本判斷是：年代，戰國晚期；釉的屬性，低溫鉛釉；歸屬，上層貴族隨葬品；出土地，可能來自洛陽東周王室墓葬。臨淄戰國齊墓低溫鉛釉陶罍的出土，不是否定了或者取代了前者，而是從考古類型學的角度證實了此前對于其年代和性質的判斷，兩者之間是互證關系而不是否定關系。由此，也顯示出了以此立論的戰國說的學術預見性。
三 關于無錫鴻山大墓出土玲瓏球的性質問題
2004年，江蘇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葬出土了幾件被稱為彩繪琉璃釉盤蛇玲瓏球的器物，《發掘報告》對此語焉不詳，歸類時歸入了“其他”，僅描述為泥質灰白陶，蛇頭和蛇身飾點狀的藍色琉璃釉，并以紅彩相間28（圖三）。此后，上海光機所對玲瓏球不同顏色不同部位的釉和胎體進行了成分測試，其結果可以概括如下。主量元素SiO2的含量范圍在46.91%~63.58%，次量元素Al2O3含量范圍在5.52%~11.56%；藍綠色彩繪層部分：氧化鉛(PbO) 6.78%和10.37%，氧化鋇（BaO) 6.30%和3.84%，此外還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鉀K2O，以及含有少量的氧化鐵和氧化銅 (Fe2O3+CuO≈5%)。蛇頭部分的紅色和白色區域：PbO含量26.49%，BaO含量5.56%，Fe2O3含量8.20%。胎體部分：PbO含量24.59%，BaO含量5.86%。
圖三 鴻山戰國繪彩鉛釉玲瓏球
玲瓏球表面的藍綠色調與鐵離子和銅離子的存在有密切關系，這與漢代低溫鉛釉的呈色機理是一致的。但也可能是中國藍( Chinese blue， BaCuSi2O2)致色，這有待于進一步的科技分析。據此，光機所研究者認為，無錫鴻山越墓出土的彩繪釉陶器玲瓏球采用了鉛鋇體系玻璃釉作為裝飾，在時間上為戰國早期，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一批鉛鋇硅酸鹽體系低溫釉陶。結合湖北江陵釉陶的分析結果，認為中國低溫釉陶起源于戰國早期，而不是一般認為的漢代29。
但《風格與產地》一文對此有不同看法。其文曰：“這類鉛鋇釉陶均為多色的器物，而釉陶罍則通體皆為青綠色，因此二者顯然不是同種工藝的產物。而兩件釉陶罍的時代，更表明二者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系。臨淄釉陶罍和鉛鋇釉陶胎蜻蜓眼流行于同一時代，因此這兩類釉陶技術可能僅僅是平行發展關系，并不存在相互影響的因素”。“臨淄釉陶罍的發現不支持鉛釉技術起源自鉛鋇玻璃的觀點，說明二者可能是獨立起源的，不存在繼承關系和相互影響”30。也就是說，劍鋒文首先不認可鴻山大墓出土玲瓏球低溫鉛釉陶器的屬性，僅僅視之為以陶土做芯，外施鉛鋇玻璃釉層的器物。其次是不認可兩者之間存在傳承關系，理由是兩者存在并行發展的情況。
如果單純從外觀上看，的確很難把鴻山玲瓏球與傳統概念中的低溫鉛釉陶器聯系起來。但是實際上通過考古分類我們可以看出，低溫鉛釉陶器本身并不是單一形態。通過對其表現形式的考察，筆者早年曾經把其區分為單色釉、復色釉和繪彩類三種。而所謂的繪彩類，實際上也可以視為復色釉當中一個特殊的品類。在起源上，復色釉和繪彩類是兩條線路，但到了漢代，這兩條線路就開始交匯，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裝飾技法。鴻山玲瓏球的出土，正好證實了我此前對低溫鉛釉陶器的分類以及對繪彩類器物發展路徑的判斷31。
鴻山玲瓏球恰好就是我們所說的繪彩類鉛釉陶器的早期形態。在胎體上使用含鉛的釉料進行點彩或者繪畫，使其兼具護胎與裝飾的雙重功能。這種技法，明顯地是從東周時期蜻蜓眼一類琉璃珠借鑒而來的，而后者，則是受到埃及、西亞等域外文化因素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32。采用這種工藝進行裝飾的器物，經過正式考古發掘的出土品目前僅見鴻山4件玲瓏球。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分別收藏有幾件點彩的低溫鉛釉陶罐，其外觀裝飾效果與同時期的蜻蜓眼琉璃珠和鴻山玲瓏球非常相似。因此，鴻山玲瓏球的出土，其實也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前述境外藏品的新視角。事實上，學術界持戰國起源說者，基本徑直稱之為戰國低溫鉛釉陶罐。今天看來，也并無不妥。
發展到西漢末年，繪彩類鉛釉陶器的點彩工藝發展為使用一種釉料為底色、另一種釉料為彩繪材料并在底釉上進行繪畫的新技法。目前所見，這種裝飾技法在北方地區的陜北、關中、洛陽、濟源等地都有很純熟的運用，成為中國古代陶瓷史上釉上彩繪工藝的濫觴33。這是繪彩類工藝的流向。
從胎土成分看，玲瓏球的坯胎為陶土，視為陶器殆無疑義。從裝飾觀察，其所裝飾的釉為鉛的化合物，與鉛釉無異，視為鉛釉也無問題。滿足了這兩個基本條件，故稱之為低溫鉛釉陶器當無不妥，自然不應把它從早期低溫鉛釉陶器中剔除。恰恰相反，該物不僅證實了筆者對低溫鉛釉陶器的分類，即其中有一類是繪彩類，而且證實，繪彩類與單色釉是并行發展的，這是低溫鉛釉陶器發展過程中兩種不同的工藝。
基于這種認識，可以認為無錫鴻山戰國早期越國貴族墓葬的所謂玲瓏球，是目前經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低溫鉛釉陶器，而且是最早的繪彩類鉛釉陶器。
四 關于低溫鉛釉陶器與鉛鋇玻璃的關系問題及其他
《風格與產地》一文把玲瓏球歸入了蜻蜓眼一類的鉛鋇玻璃器，而不認可玲瓏球為低溫鉛釉陶器，并因鉛鋇玻璃與低溫釉并行發展而不認同兩者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通過前文關于繪彩類低溫鉛釉陶器的溯源及其發展脈絡的分析，我們可以很明晰地勾勒出低溫鉛釉陶器不同類別尤其是繪彩類的發生發展路徑，并把鴻山琉璃球置于這個路徑的起始階段。而繪彩類對鉛鋇玻璃尤其是蜻蜓眼一類具有強烈域外文化因素影響的飾品從外觀和技法上的借鑒則是顯而易見的，玲瓏球和傳出金村、安徽壽縣的幾件點彩陶罐就是這種借鑒的成果。但借鑒不是取代，它們之間不是繼承關系，所以不可能一個發生后另一個就消失。低溫鉛釉陶器發生較晚，從較早的鉛鋇玻璃那里借鑒過來配方和施釉技術，然后自行發展。同時鉛鋇玻璃按照自己的路徑繼續發展。也就是說，當繪彩類鉛釉陶器發展起來之后，作為其技術源頭的鉛鋇玻璃制品依然流行，因此，兩者并存于世是正常現象。以并行發展和共存現象作為否認兩者關系的理由，至少在目前看來，似乎并不太具有說服力。
前文已述，鴻山玲瓏球和安樂店陶罍各自被研究者認定為中國甚至世界上最早的低溫鉛釉陶器。在此之前，分別被賦予這份殊榮的，還有關中西漢中期墓葬出土器物和長安漢墓之陳請士墓隨葬的一組鉛釉陶器。關中西漢中期墓葬最早之說是俞偉超先生首創34，然后為諸家征引，幾為不易之論。然所出究竟何物，具有何種特征，俞先生并未明示，征引者也無人探究，這批資料迄今也付闕如，今人已難述其詳。長安陳請士墓者，出土有灶、倉、壺、豆等一組12件鉛釉陶器。發掘者將其年代確定為西漢武帝初年35。但征引者對此年代并不認同，故其出土物作為最早的鉛釉陶未獲公認36。因此，如果純粹以低溫鉛釉陶器的概念去衡量，目前所見考古發掘出土品中，鴻山玲瓏球無疑是年代最早者，且是繪彩類當中之最早者。而臨淄安樂店陶罍則是單色釉中之年代最早者。至于是否為目前所知世界最早者，茲事體大，容另文述及。
五 結語
山東臨淄安樂戰國墓葬的青釉罍把中國古代低溫鉛釉陶器起源于戰國的觀點坐實了，是目前所知經科學發掘的年代最早的單色釉鉛釉陶器，其誤讀與匡正過程均具有重要學術史價值。期間兩位劍鋒先生起到了關鍵作用。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收藏的青釉罍與臨淄戰國墓所出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兩者可以互證而不是以此否彼。前者出自韓君墓之說是早期的學術假說，且很快被否定，但因輾轉征引而導致至今仍在以訛傳訛。江蘇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葬出土所謂彩繪琉璃釉盤蛇玲瓏球，是目前經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低溫鉛釉陶器，而且是最早的繪彩類鉛釉陶器。繪彩類鉛釉陶器的發生是對鉛鋇玻璃進行技術借鑒的結果，但它們不是繼承或者取代的關系，因此會并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