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七年（1092），甌江的整治使龍泉窯的銷售半徑和銷售對象人群急劇擴大，龍泉窯得到迅猛發展，產品不僅上供宮廷，而且在北宋時期便已展開外銷，但其外銷產品與內銷產品并無區別。從元代開始，龍泉窯開始有意識地根據海外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活偏好和民俗習慣來生產瓷器，向海外市場進行全方位的輸出，圣杯嶼沉船是龍泉窯在元代外銷盛況的歷史例證。

每件商品除了生產和消費兩端，還有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流通。古代社會，商品在生產地向消費地的運輸過程中，特別是海運外銷途中，因為海況環境的不確定性，很可能會發生意外而致商品連同船體一起折“楫”沉沙，因此才有了我們今天的水下考古。圣杯嶼水下沉船遺址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圣杯嶼海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南洋航線和東洋航線的交匯處。沉船發現于2014年，2021年第三次調查勘探采集到瓷器標本近700件，均為元代龍泉窯產品，2022年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福建省考古研究院聯合發掘，出水遺物包括碗、盞、盤、洗、高足杯、香爐以及龍紋大盤和雙魚洗等。

龍泉窯是中國歷史上生產規模最大的著名窯場，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對外輸出產品及窯業技術最多的古代窯場。尤其是元代，龍泉窯青瓷大量行銷海外，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對世界文明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數十年來，在陶瓷之路經過的航路上發現多艘裝載了不少龍泉青瓷的古代沉船，而且以元代為主。從這些外銷途中沉入海底的不幸歷史事件中，也可窺見龍泉窯曾經“梯航萬國”的輝煌。而龍泉窯之所以能夠在宋元時期從一個產品只供應周邊地區的地方小窯，迅速發展成一個窯場眾多、遍布以整個甌江流域為中心的龐大窯區，除了得益于自身優越的自然條件及制瓷技術不斷提高外，其在海上貿易發展中的深度介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福建漳州圣杯嶼沉船是龍泉窯在元代海洋貿易高峰時期行銷海外盛況的歷史例證。

一 元代龍泉窯外銷的社會背景

龍泉窯唐代即已開始生產，但因居于浙南高山的自然環境，交通不便，故一直處于就地銷售的小規模生產狀態。宋元祐七年（1092），龍泉知縣邱括率先集資治灘，百姓捐資踴躍，各縣不愿落后，紛紛仿效，“畢合百六十有五灘，龍泉居其半，縉云亦五之一。凡昔所難，盡成安流，舟晝夜行，無復激射覆溺之虞”。

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其產品順甌江而下，直達溫州，使龍泉窯突破了原有的生產狀態，銷售半徑迅速擴大，銷售對象也從國內向海外延伸，在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及東南亞的菲律賓、蘇門答臘北部、泰國的班薩拉恩攀等地都有龍泉窯產品的發現。

宋室南遷以后，國土日蹙而養兵日多，龐大的開支迫使南宋政權不得不在經濟上更為倚重海上貿易，南宋初就在溫州設立市舶機構。從南宋后期開始，龍泉窯產品的對外輸出已經突破原有的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開始銷往中東和非洲的環印度洋區域。但直到此時，龍泉窯仍沒有專門生產針對海外市場的外銷瓷，其外銷產品與內銷產品相差無幾。

一直到元代，龍泉窯才真正全方位地拉開了外銷序幕。該時期雖數次禁商泛海，但每次海禁持續時間都不長。總體看來，元朝政府推行了鼓勵海外貿易的政策。元立國不久，即于至元十四年（1277）在泉州設立元朝第一個市舶司；第二年又在慶元（明州）設立了提舉慶元市舶使司；緊接著在上海、澉浦、廣州、溫州、杭州等增設了市舶司。凡設市舶司之地，皆為海商聚集之處，是海內外船只往來的集中之處。

元朝前期的海外貿易主要采取的是官方組織的“官本船”制度，《元史》有記：“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蒙古人在入統中原之前曾三次西征，在與“回回人”的接觸中，頗知通商之利，所以主動對外發展貿易的程度遠勝宋代，利好出口貿易的政策相繼出臺，如至元三十年（1293）“市舶則法”規定推行泉州市舶司的成例，加征船舶稅三十抽一，并且確定了“雙抽”“單抽”之制，即蕃貨的抽解率兩倍于土貨，以保護和扶植土貨的出口。從上述市舶司的設立情況看，元朝的市舶司多位于浙江地區，這應與龍泉窯產品的外銷有著某種聯系。

到至治三年（1323），元政府開始頒布大規模開放私人海外貿易政策，以“聽海商貿易，歸征其稅”。相對于“官本船”的官方相對統一裝備，私商的航行設施很難都能得到足夠保障，以致沉船等意外事故明顯增多，韓國新安沉船、福建平潭大練島沉船、小練島東礁村沉船、泉州后渚港沉船、福清東壁島沉船、龍海半洋礁二號沉船、漳浦沙洲島沉船、漳州圣杯嶼沉船、印度尼西亞海域玉龍號沉船等，應都是這一政策下的產物。當然，這些私商并不局限于元人，包括海內外商人。所發現這個時期的沉船中，龍泉窯青瓷是最為重要的船貨。例如韓國新安沉船發現于1976年，出水文物共計22040件，其中龍泉窯青瓷就有12377件，占總數的60%，且質量上乘。而大練島沉船、小練島沉船和圣杯嶼沉船則幾乎裝滿了龍泉青瓷。

這些“土貨”龍泉窯青瓷中，主要是日常用器，以碗盤為主。也有一些是有意識地根據海外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活習慣和偏好來生產定制的瓷器，就是說需求方可能在造型、裝飾紋樣等方面提出規格標準，訂購所需瓷器。如在新安沉船和大練島沉船中發現的小口罐，主要流行于東南亞地區；形體碩大的盤、碗，主要行銷到中東地區等。從普通的內銷產品中選擇部分器物進行外銷到根據海外商家要求定制器物，當然會獲得更大的利潤，同時生產者也要承擔更多的風險，所以這也是海上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變階段。

二 圣杯嶼沉船出水的龍泉青瓷

圣杯嶼沉船遺址中發現的龍泉窯瓷器符合元代產品的基本特征，雖然數量不少，但品種不多，以碗盤為主，同一規格器物數量較多。出水器物從造型到裝飾紋樣，再到裝燒工藝，幾乎完全一致，而且多為日常用器，質量普通。產品裝飾以印花為主，許多器物疊燒，追求批量生產，適合大規模銷售特點。

在發現的這些遺物中，有諸多器物與差不多同時的新安沉船、大練島沉船等相近。這些產品中，盤和碗是發現最多的品種。碗盤內壁和內底一般均飾有紋樣，主要為印花工藝。印花是元代龍泉窯運用最廣泛的裝飾手法。由于印花既具有與刻劃花類似的裝飾效果，且工藝簡單，工效高，適合批量生產，符合規模生產的要求，故在大宗產品的生產中被廣泛應用。一些原來采用刻劃花裝飾的地方，大多被印花所替代。印花以陽紋為主，如在碗的內腹印有折枝花卉，內底則為團花〔圖一〕。除了印花，貼花也是常見的工藝，這種工藝是從模印中脫胎而來的，在印模上壓制出帶有花紋的泥片，裝貼在器物表面，呈現出比印花更凸現的浮雕般裝飾效果。貼花的題材也是豐富多彩，主要裝飾在碗盤的內底。雙魚洗多見寬沿、外壁刻蓮瓣，內底貼或模印雙魚紋。這類洗在宋代就已出現，但并不流行，其魚紋多為刻飾。元代雙魚洗以貼花多見，因此被后人認為是元代龍泉窯的典型器形。還有一種貼塑龍紋大盤，器形口徑闊大、折沿、斜弧腹、臥足，盤內心貼塑模印龍紋并于內壁刻劃卷草紋一周，足端留有墊燒痕跡。盤、洗類器物中大型器類足端無釉〔圖二〕，小型器類足端和外底多未施釉〔圖三〕。此類大盤除圣杯嶼船外，新安船也有較多發現〔圖四〕，且曾廣泛地發現于東南亞、中亞、西亞、北非等海外地區，如阿力麻里古城遺址中發現的龍、鳳紋瓷盤被發掘者判斷為贈予西域的賞賚賜物，蘇門答臘、爪哇海、埃及福斯塔特等地發現的龍紋殘片及西亞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所藏珍品等，是元代主流盤型，非常具有時代特征。而此類底足形態極少見于龍泉東區同式大盤，應是龍泉南區的產品，東區產品普遍采用便于制作的圈足作為器底。

〔圖一〕 龍泉窯印花碗殘片 漳州圣杯嶼沉船出水

〔圖二〕 龍泉窯折沿盤殘片 漳州圣杯嶼沉船出水

〔圖三〕 龍泉窯折沿洗 漳州圣杯嶼沉船出水

〔圖四〕 龍泉窯折沿貼花龍紋盤 韓國新安沉船出水

紋飾特別是印貼紋飾的逐漸推廣和蔓延，與元代龍泉窯從薄胎厚釉漸次向厚胎薄釉的過渡有關，恰似一對孿生姊妹，兩者異軌同步。顯然，薄胎不適宜印、貼和分段銜接，厚釉只會使裝飾紋樣變得模糊不清。所以當元代龍泉窯從南宋的厚釉、以釉取勝，轉變到裝飾工藝的盛行，其施釉方式，也必須做出相應的改變。元早期的龍泉窯尚延續了南宋的風格，較少裝飾，故釉較厚，有一些裝飾，也主要是刻劃；至元中晚期大量應用印花工藝時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為釉略厚，所以一般其紋飾多為陽文，以使紋飾清晰體現；待到窯工們意識到陽文紋飾也未必能很好的使圖案清晰體現時，就開始使用貼花工藝，使主題紋樣整個凸起于器表，甚至后來干脆使用露胎貼花工藝，如新安沉船中發現的露胎貼花盤等，其目的都是為了使裝飾紋樣能清晰體現。而釉也是為了適應這個需要，一再減薄，并且力求透明，變成了厚胎薄釉。認識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處于龍泉窯鼎盛時期的元代，其制瓷工藝上的這種演變，以及這種演變對產品的影響，也就更能把握演變過程中各時期產品變化的脈絡。

高足杯也是圣杯嶼沉船中出水較多的器物，杯身多作敞口，垂腹，高足，有的在杯外腹飾數道旋紋，類似五線譜，有的飾八吉祥圖案。當然，這種五線譜圖案亦常常出現在碗的外腹，有一些往往有固定的組合紋樣，除口沿處的五線譜狀條帶〔圖五〕和脛部單線或雙線的刻花蓮瓣外，往往在外壁的中間位置飾旋紋一道。除了圣杯嶼沉船，新安沉船〔圖六〕、大練島沉船等都有發現，此類紋樣在龍泉東區的安福、安仁口、源口及麗水保定等窯址中都有發現，年代主要為元代中晚期。

〔圖五〕 龍泉窯 “五線譜” 紋碗 漳州圣杯嶼沉船出水

〔圖六〕 龍泉窯 “五線譜” 紋高足杯 韓國新安沉船出水

盡管圣杯嶼沉船遺物與新安、大練島等船有較多相同的船貨，但幾者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如在新安沉船和大練島沉船遺址中發現的元代龍泉窯較為典型的器物諸如荷葉蓋罐、小口罐、鳳尾瓶等，在圣杯嶼遺址中并未出現。荷葉蓋罐這種器形大小各異，規格豐富，較大的荷葉蓋罐在成型后將底部挖空，然后填以比挖空略大的、向外微凸的餅狀胚，再以釉接燒制而成。而那種小口罐，普遍呈小口、豐肩、鼓腹、平底略內凹、肩附兩圓系，多為模印上下兩段，胎銜接成型，腹中部有一道明顯的接痕，器身布滿凸線印紋，或素面無紋，此種器物在境內的遺址和墓葬中并不多見，卻在海外遺址和沉船中常可見到，應主要為外銷用瓷〔圖七〕，如新安、大練島、玉龍號等沉船遺址，或流布于海外——如菲律賓、印尼、新加坡、柬埔寨等東南亞區域及距離更遠的西亞、東非地區。這種小口罐應是盛裝揮發性較大的物料。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有記：“永嘉之柑，為天下冠??以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為小甑，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于香。竅甑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甑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干，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這種小口罐之功用是否即是以器貯之密封的瓷器，尚需深入探討，但這種小口罐以往主要發現于東南亞地區，日本并無相關出土情況的披露，那么在新安船上被發現，是否意味著此類容器可能是船員所用，抑或此船的目的地可能并非單一的日本，有將東南亞列入船貨的聯運目的地的可能。鳳尾瓶器形呈喇叭口、長頸、鼓腹、斂足微外撇狀，器身及底普遍多段分制，并按頸部、腹部、脛部三部分分段裝飾。新安船出水大瓶即為成熟形制〔圖八〕，按主體紋樣的差異可分為模印貼花與刻劃花兩類，暗合多數學者認為船貨生產時間為元中期的判斷。前者又與英國大維德基金會藏龍泉窯“泰定四年（1327）”銘牡丹紋大瓶風格一致。

〔圖七〕 龍泉窯雙系小口罐 韓國新安沉船出水

〔圖八〕 龍泉窯鳳尾瓶 韓國新安沉船出水

在圣杯嶼沉船遺物中另出現外底刮釉澀圈托燒特征的器物，胎質相對較為精細，釉色多為較純正的青色，釉層仍較薄，與明代產品燒成工藝類似，但其澀圈離足壁較近，而澀圈寬度較窄，與明代的澀圈較寬，距足壁略遠有一些差別。還有一類是將器物的內底釉刮去一圓餅狀，以疊燒工藝制成〔圖九〕，相應的外底及足端無釉〔圖十〕。

〔圖九〕 澀餅狀疊燒工藝 漳州圣杯嶼沉船出水

〔圖十〕 底足無釉工藝 漳州圣杯嶼沉船出水

故圣杯嶼沉船與新安、大練島等沉船遺物比較，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從器物來看，均有元代典型的器物如雙魚洗、高足杯、貼花龍紋盤等；從裝飾紋樣來看，均有印花，且主體紋樣以陽文為主，都有貼花工藝，五線譜加雙線或單線蓮瓣的組合也是重要的時代風格；從裝燒工藝看，幾者均有內底澀圈或澀餅狀疊燒，外底及足端無釉的情況，臥足盤的底足其外腹近底處堆貼一圈的情況都相同。所以幾者之間的年代應該相近。但幾處沉船遺址的遺物也表現出了其不完全相同的一面，如前述新安、大練島等沉船中的荷葉蓋罐、小口罐、鳳尾尊等器物以及具有露胎貼花和點褐彩等工藝器物在圣杯嶼遺址中尚未發現，這既是產品銷售對象的不同導致的差異，也可能在年代上存在先后。總體上看，圣杯嶼的年代比新安、大練島等沉船略晚，年代可能為元代晚期。

元代晚期的龍泉窯與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的龍泉窯產品相比，明顯地呈現出風格的轉變。宋代的龍泉窯產品以制作精致、釉面純凈，厚釉、乳濁釉、失透、不重裝飾、追求形與色的完美為特色，是高雅與質的追求，粉青和梅子青深入人心，其銷售對象應該是有限的層次相對較高的人群。而元代的龍泉窯產品更多的是制作不甚講究、薄釉、透明釉、多裝飾、生活化、世俗化、是樸素與量的追求，其銷售對象主要為普通大眾〔圖十一〕。毋庸諱言，元代龍泉窯在不斷壯大和發展，并源源不斷地向海外輸出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青瓷產品的同時，也悄悄地越過了龍泉窯制瓷史上的頂峰。進入元代晚期后，這個聲名顯赫的窯場為應付龐大的市場，已隱現出質量下滑的端倪，這一隱患給后世也留下了一定的影響。

〔圖十一〕 龍泉窯印花洗 漳州圣杯嶼沉船出水

三 龍泉窯產品外輸的重要港口——溫州

據考古調查，龍泉窯窯場在元代數量猛增，密集分布于甌江上游的龍泉溪以及支流兩岸的龍泉、云和、遂昌、麗水、青田、永嘉、文成、泰順、蒼南、武義等地，窯址總數多達400余處，占歷代龍泉窯總窯址數量的一半多。而且從窯場分布的情況來看，其從甌江上游的龍泉南區漸漸向東區發展，既是為運輸便利，也是為節省運輸成本，所以元代龍泉窯的興盛及窯場布局向溫州港靠近延伸的情況肯定與大量外銷有關。198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已發現的龍泉東區218處窯址中，屬宋代的21處，宋至元時期的12處，元代114處，元至明時期的47處，明代23處，元代窯址顯而易見占絕大多數。甌江兩岸，窯場林立，煙火相望，江上運瓷船舶來往如織，日夜繁忙，雖然龍泉東區的瓷土較以南區并不算很好，瓷器產品質量也不是很高，但已可以基本滿足外銷的要求。從南中國海到環印度洋沿線的一些重要古代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調查統計——在環印度洋地區，自元代中后期到明初，龍泉窯瓷器在出土中國瓷器中占比達80%以上，而在東南亞和東亞地區，所占比例在60%以上，是外銷瓷中最重要的產品。

而這些產品的流通，除了閩北等少數處于閩江流域窯場的流通形式是主要順著閩江到達福州港、然后分銷各地外，大量的產品最便利的通道應該是順甌江而下到達溫州，然后從不同的海路銷往國內各地及海外市場。溫州港成為海陸經濟串聯的重要通道，在商品運輸和人員交流往來方面具有更大的便捷性，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輻射到處州及更縱深的內陸，并發展成具有甌江特色又具海洋文化色彩的海上青瓷之路。

南宋初，朝廷即在溫州設立了市舶務，隸兩浙市舶司。南宋后期，僅日本商船每年有四五十艘到慶元港，但這些到慶元的日本船，總是先在溫州、臺州海域停泊，并和當地沿海居民交易，然后再到慶元貿易。待其返國時，又到溫、臺地區低價出賣余貨。曾任臺州知府的包恢在《禁銅錢申省狀》談到大量銅錢被日本船運走，沿海銅錢流通量嚴重不足，臺州城有一天甚至“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的狀況，“但漏泄之地，非特在慶元抽解之處，如沿海溫、臺等處境界”。

而溫州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良好的港口環境和作為重要的貨源輻射地，不管是市舶司設立期間還是并入慶元市舶司階段，盡管各市舶司也都有規定的基本航線，如“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等，但海外貿易船只總是經意不經意地到達溫州。上述包恢申省狀中有南宋晚期日本商船到溫州一帶交易銅錢的情況，另弘治《溫州府志》也記載了元代有日本“客商五百余人赍金珠、白布等物，駕船于九月二十七日放洋，意投元國慶元路市舶司博易銅錢、藥材、香貨等項，不料十月七日海風漂浪累日至十五日辰時，至此十一月十四日移泊瑞安州飛云渡，赍到拜見上位及與浙省官赤皮甲、大刀、皮袋、箱扇等物，隨即起解”。《明宣宗實錄》記載，宣德七年（1432），溫州知府何文淵奏呈所述：“行在禮部言，永樂間琉球船至，或泊福建或寧波或瑞安。今其國貢使之舟凡三二泊福建，一泊瑞安，詢之因風勢使然，非有意也。”盡管記錄的是明代的事情，但“風勢使然”之事常有發生。

元代的溫州港是十分繁忙的，“永嘉為海右名郡，南引七閩，東連二浙，宦車士轍之所憩止，蕃舶夷琛之所填委”。瑞安、永嘉都指代溫州。與海外貿易關系密切的《真臘風土記》的作者周達觀就是溫州人，其于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奉命隨使團前往真臘，從溫州取海路開洋，“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昆侖洋，入港”。 在 “欲得唐貨”條中也有“其次如真州之錫臘、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瓷器??”的記錄。

2022年9月28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溫州朔門古港口遺址的重大考古收獲也正式對外發布，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聚焦。通過開展考古勘探與發掘，在江濱路發現了成組的宋元時期碼頭遺跡。相伴這些遺跡的是沉船及數以噸計的宋元時期龍泉窯遺物，年代集中于元代〔圖十二〕，而其中不少標本可以在龍泉東區的安福等窯址發現相同的產品〔圖十三〕。

〔圖十二〕 龍泉窯瓷器殘片 溫州朔門港口遺址出土

〔圖十三〕 龍泉窯印花人物紋碗殘片 龍泉安福窯址出土

在所發現的載有龍泉窯瓷器的沉船中，時代以元代為最，發現的地點以福建沿海為多，前述大練島、小練島、圣杯嶼等遺址均位于福建海域，而其航向也基本被認定為海外。有學者曾有諸如新安沉船的龍泉窯產品是沿松溪入閩江，后于福州發舶的觀點，實是可以商榷的，福建區域發現沉船多的原因應該與龍泉窯瓷器從溫州出發輸往東南亞和環印度洋區域有關。

除了明文規定的輸往琉球及東南亞一帶的產品必須有泉州市舶司發給的公憑外，福建沿海尚有其他如浙、廣所難以具備的優勢，在明海道針經《順風相送》及《指南正法》等書中均有提及諸如福州對日貿易又可經臺灣、琉球、呂宋、暹羅等多地中轉，線路靈活異常。同時還存在海商假稱去他國貿易，出洋后轉航日本的情況——“借呂宋之名，往呂宋復往日本。”而泉州市舶司早期歸閩廣大都督行都元帥府事忙古?督之，上海、慶元、澉浦三處市舶司由福建安撫使楊發統領，后來配專職提舉。所以，龍泉窯產品在元代大量行銷海外，特別是銷往東南亞和環印度洋區域的大背景下，處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南洋航線和東洋航線的交匯處的福建沿海是其必經路線，是元代中國陶瓷貿易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樞紐。而這片海域暗礁遍布，夏季以偏南風為主，其余季節多為東北風，是世界上最強風區之一，至今常為臺風的登陸地。復雜的海況和暗礁、惡劣的風象，可能是沉船在福建沿海最多發現的重要原因。

向洋而生的龍泉窯在這場全球購銷的盛況中被推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無問西東。

附記：圣杯嶼遺物照片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梁國慶提供，特別致謝。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

（責任編輯：張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