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實用器，通過各種各樣的裝飾手段使陶瓷的形式更美、承載更多的文化內涵是歷代陶瓷制造者的不懈追求。早期的青瓷之所以以胎裝飾為主，并非人們刻意所為，而是因為在釉色上取得突破難度極高，人們不僅要從理論上了解金屬成分的呈色原理，還要在實際操作中毫厘不差地拿捏好分寸，稍有差池，便前功盡棄。要燒制出一件令人滿意的瓷器，技術和經驗固然重要，有時還需要一點運氣。

　　南北朝以前生產的瓷器主要以鐵為呈色劑，經還原焰燒成，瓷器釉色大多呈青綠色。經過長期的經驗積累，陶瓷工匠認識到，控制和排除胎釉中鐵成分的干擾，可以燒制出白瓷。反之，如果加重胎釉中鐵的含量，又可以燒制出黑瓷。在北齊時期，白瓷終于出現。到了唐代，以唐三彩、長沙窯彩繪、鞏縣青花為代表的釉裝飾得到空前發展，最終突破了傳統的單色釉格局。

　　釉裝飾水平達到高峰

　　宋朝是中國陶瓷發展史的高峰期，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釉裝飾上達到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高度。這一時期的汝窯、龍泉窯只憑單色釉本身就呈現極佳的裝飾效果，雖無雕琢之工，卻有凝重、深沉、含蓄、厚潤之美。官窯哥窯創“金絲鐵線”、“魚子紋”等開片釉，為釉裝飾工藝開辟了新途徑。尤其突出的是鈞窯創造的窯變釉(兩種以上釉合用變化出的特殊釉)，這種窯變釉“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多種色彩交相輝映，爭奇斗艷，流光溢彩，美輪美奐。

　　鈞瓷釉色的燒成原理來源于唐代魯山窯的花釉瓷器，當時出現了局部有彩斑的“唐鈞”。北京故宮(微博)博物院瓷器專家楊靜榮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他曾見到一件民間所藏的鈞窯凈瓶，高33厘米，造型規整，具有唐代特征，但釉色卻是鈞窯的，而且還有紅斑，釉色瑰麗，可與傳世鈞窯媲美。經檢測，該產品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產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施釉方法是在較深或較淺的底釉上涂上與之色彩對比強烈的另一種釉，因不同的釉所含金屬氧化物的呈色原理不同，燒制出來的器物表面便出現色彩斑斕的藝術效果。宋鈞窯變釉也是利用這一原理燒成的，但工藝比唐代花釉復雜得多，宋鈞之所以在窯變上登峰造極，關鍵是高溫銅紅釉的穩定燒成。

　　鈞瓷無對 窯變無雙

　　宋代鈞窯早期崇尚天青色，以蛋白石光澤青釉為基調，以氧化鐵為呈色劑，在還原氣氛中燒成，呈現出天藍、天青、月白等顏色。后來在釉料里添加氧化銅，燒制時經氧化、還原焰作用呈現紅色，并與天藍、天青、月白等色相互融合，形成紅里透紫、紫中有藍、藍里泛青、青中寓白、白里透紅、青藍錯雜、紅紫交融等多種窯變效果，而且每一件的呈色都不同，故有“鈞瓷無對，窯變無雙”之說。因鈞瓷色彩極其豐富，所以不同的釉色有不同的名稱，如海棠紅、玫瑰紫、葡萄紫、茄皮紫、丁香紫、柿紅、胭脂紅等。

　　在釉質方面，鈞瓷用的是石灰堿釉，因而流動慢，黏度大，釉層肥厚，紋理深沉多變，釉層可見流動痕跡，油面閃爍著非金屬油性光澤，有“釉如膏脂潤如玉”的特色。

　　鈞窯有官窯和民窯之分。民窯產品相對較粗，官窯產品件件皆為精品。官窯產品造型規整，均施滿釉，一般器內施青藍釉，器外施紅紫釉，也有內外皆施同一種釉的。釉面上常有狀如蚯蚓在泥上走過的痕跡，稱為“蚯蚓走泥紋”。圈足內多刻有一至十的數字，“一”是最大器物的標記，“十”是最小器物的標記。

　　窯變釉創燒于唐，興盛于宋，復燒于金、元，明代窯變工藝幾乎失傳，清朝曾竭力仿造宋鈞官窯器，但燒造水平難以企及。由于宋鈞官窯器傳世極少，因而成為歷代收藏家追捧的對象，素有“黃金有價鈞無價”和“縱有家財萬貫，不如鈞瓷一件”的美譽。

　　目前鈞瓷官窯器多被博物館收藏，有些人認為民間不可能藏有官窯器。然而世事無絕對，筆者曾見過一件似乎無可挑剔的宋鈞官窯器。這件瓷器為葵花口盤，口徑32厘米，足徑12.3厘米，器內施青藍釉，器外施紅紫釉，底足施醬釉，圈足內刻有“一”字，該器上薄下厚，造型典雅。接近底足的位置釉層極厚，凸起處高出釉面幾毫米。器內遍布蚯蚓走泥紋，釉面潤滑，乳光內含。釉色過渡自然，層次豐富。海棠紅呈色美艷絕倫，不亞于任何一件傳世官窯器，可謂難得一見的鈞瓷珍品(見圖①至⑤)。

　　傳統吉祥圖

　　魁星踢斗 獨占鰲頭

　　在古代吉祥圖案中，有一幅圖名為“魁星踢斗”或“魁星點斗”。此圖畫一面目猙獰、赤發環眼、回首反顧的藍面鬼，他右手握毛筆，左手捧墨斗，右腳金雞獨立，站在海中一條大鰲魚頭上，左腳揚起后踢，上面是北斗星。這幅畫畫的是鬼踢斗，即“魁”字的形象，寓意金榜題名，獨占鰲頭。

　　魁星源于奎星，奎星即奎宿，為二十八宿之一，是西方七宿的第一宿，又稱“天豕”、“封豕”。《史記·天官書》稱：“(西宮)奎曰封豕，為溝瀆。”溝瀆即河流，《天官書》是指天上的奎宿與地上的河流相對應，可見西漢時并無奎星主宰文運之說，到東漢時，緯書《孝經緯援神契》始稱“奎主文章”，其理由是“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

　　奎星之所以演變成魁星，是因為“奎”與“魁”諧音，并且“魁”又有為首、第一的意思。“魁星踢斗圖”取象于“魁”字之形，使其形象化，以便于士人祭祀膜拜。清初大儒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為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顧炎武認為改“奎”為“魁”主要是因為“魁”字更容易形象化，而忽略了“魁”字有為首的含義?！妒{齋養新錄》稱：“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在古代科舉考試中，取得高第即稱作“魁”。如鄉試中的舉人第一名稱為解元，又叫魁解；殿試第一名叫狀元，又稱魁甲。明代科舉分考五經，即《易》、《詩》、《書》、《禮》、《春秋》，每經第一名為經魁，共有五經魁。如此看來，魁與解元、狀元有了密切關系，把奎星改稱為魁星，以魁星象征文遠亨通，倒也順理成章。

　　我國科舉制度始于隋朝，興于唐宋，完善于明清時期。由于絕大多數人都要通過考試中舉才能進入仕途，金榜題名便成為天下讀書人夢寐以求的目標。為了實現自己的愿望，讀書人除刻苦學習外，還祈求神靈的保佑。隋唐以后最受士人崇拜的神靈是文昌帝君和魁星?？切叛鲎灾匚妮p武的宋代盛行，直至清末經久不衰。幾乎每個讀書人都樂于信奉魁星以圖吉利，他們在書房里貼魁星圖，在書桌上擺魁星塑像，到魁星廟里燒香膜拜，祈求魁星保佑自己榜上有名。每逢考試臨近，考場附近就有商人擺攤賣“魁星踢斗”圖和魁星像，吸引讀書人購買。另外，全國各地均設魁星樓、魁星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