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民間還發(fā)現(xiàn)極少數(shù)帶有同治及光緒青花官款的雅瓷，如小盤小碗之類，也絕非供宮廷使用的貢品。對此，也可以找到旁證。《江西通志稿•陶瓷》中一則“瓷器公司論”里，記“其精者皆上供宮廷之需，次則售之民間，歲入不下五百萬金，現(xiàn)雖不如前，而貿易尤稱極大。”可見這種帶有青花官款的雅瓷，也許就是利用次品的或多余的官窯半成品來繪制雅瓷售之于民間的。只是這種官窯瓷胎，一是本來所剩不多，二是由于成本較高，不易銷售，故數(shù)量極少。

從以上分析，可知雅瓷雖然制作于官窯，但并不是供宮廷使用的貢品，而是對民間銷售的民用商品。這點認識，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

    客觀地講，晚清雅瓷之所以在當時很盛行，一方面有賴于雅瓷的風格新穎和高雅不俗，另一方面也和官窯的參與和經營有直接關聯(lián)。根據(jù)史料記載：咸豐五年，御窯廠被太平軍焚毀，直到同治五年，李鴻章籌措13萬兩銀子，才重建了御窯廠。由于雅瓷是一個新品種，又以文人畫為特色，當時的民窯和官窯都不擅長雅瓷，因此筆者推測，官窯鑒于雅瓷這一新品種的強大競爭力和市場前景，乃于同治六年招聘了一批新人，專門培養(yǎng)和從事雅瓷的繪制，并由官府控制經營外銷民間，以備將來償還為官窯所籌集的13萬兩債務。這類情形，似乎與元朝極為相似：

    青花瓷器本來是當時民窯所創(chuàng)造，然而不久卻被元王朝控制，把它作為外銷瓷而大量生產，并由“浮梁瓷局”進行管理。

    掌燒瓷器并非內廷所需，它與宋代專為朝廷皇室燒制的非商品性質的官窯是不同的。（以上兩句，見于李炳輝《青花瓷器鑒定》，第22頁，“官府控制經營的外銷階段”。）

    元朝青花瓷器外銷出口，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而晚清雅瓷則主要是為了還債。李鴻章籌措的13萬兩銀子，大部分應來自地方官員（多為江西）。其中部分籌款，有可能以雅瓷來償還，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員定制雅瓷，或為自用，或以贈人。

    從瓷畫的創(chuàng)作來看，此時期的官窯畫工基本可分為兩類：即雅瓷畫工與貢瓷畫工。但這并不是說官窯畫工既畫貢瓷又畫雅瓷。這個原因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兩者分工不同，專長各異，以及官窯的嚴格管理，自然是不能隨意畫的。

    第二，官窯是在同治五年（一說同治四年，執(zhí)行人是蔡錦青）重建的，當時景德鎮(zhèn)無論是在官窯和民窯，都普遍的缺乏適當?shù)难糯僧嫻ず拓暣僧嫻ぁ?jù)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撫劉坤一所上陶務奏折：

    同治四年始經前署監(jiān)督蔡錦青開廠燒造，老匠良工散亡殆盡，配制原料，多半失傳，新匠不惟技藝遠遜前人，即人數(shù)亦較前減少。凡有一長之匠，俱已募入官窯，物以少而見珍，工值轉為增貴，限于時勢，不得不暫為將就。

    可見，官窯不僅缺乏雅瓷畫工，就是原有的官窯畫工（貢瓷畫工）的名額，經過戰(zhàn)亂以后，損失很大，也莫不需要新人補充。因此，在人員缺乏的情形下，官窯首先必須招收新人，既要招收雅瓷畫工，也要招收貢瓷畫工。而戰(zhàn)后重建的官窯，畫工本就青黃不接，貢瓷畫工自身的專業(yè)技能尚且有待提高，還怎么能會雅瓷的創(chuàng)作呢？

    第三，官窯不但要培訓人才，同時還要生產雅瓷與貢器，可見官窯任務比以前要繁重得多。例如同治七年，官窯燒制一萬零七十二件同治皇帝大婚禮用瓷；同治九年，官窯燒制約萬件慈禧用瓷；就此亦足見當時官窯燒制貢品任務之繁重。即便官窯允許乃至鼓勵創(chuàng)作雅瓷，貢瓷畫工也沒有能力和時間呀。何況官窯貢瓷為第一重要，豈敢本末倒置呢？

    綜合上面的考證，所得的結論是：雅瓷與貢瓷不同。雅瓷本來是程門所創(chuàng)造，然而不久卻被官窯所控制，把它作為民間用瓷而大量生產。其最早目的是為了還清官窯債務。除了金、王二人外，絕大多數(shù)的貢瓷畫師不可能加入雅瓷的創(chuàng)作。由于官窯的分工不同，絕大多數(shù)的雅瓷畫師并非御用畫師，而是“官用畫師”，所以他們在官窯內繪瓷，實則并非為皇宮服務，而是為官窯服務，為民間服務。這一點最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