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雅瓷中的虛偽材料

    要想了解雅瓷的歷史真相，第一步就要注重材料來源的正確與否。因此，對于文獻與實物，首先要判明其真偽。這里所謂的雅瓷中的虛偽材料，乃專指雅瓷的年代而言。檢點晚清之際的雅瓷及其研究資料，會發現其中相當數量的虛偽材料。

    而關于雅瓷年代的虛偽材料，最主要的有兩個：

    其一是權威性記載，如《簡明陶瓷詞典》所說的“清嘉慶、道光間流行”（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1992年4月第四次印刷）。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依據，大概是因為“大部分淺絳彩釉面呈細微波浪狀起伏。稱‘橘皮釉’，這是道光時期釉的特色。”（見《中國淺絳彩瓷》，第11頁）

    實際上，這種橘皮釉不僅僅是嘉慶、道光間釉的特色，也常見于同治至光緒時期，甚至于民國初期依然存在，如筆者所藏的仙槎民國三年的人物瓷板等。此外，根據近年的研究與實物資料，所謂的雅瓷，絕大部分都是清朝同治和光緒時期的，尚未發現嘉慶至道光時期的雅瓷?？梢姡@個觀點實際上缺乏足夠證據。

    另一個虛偽材料，就是寄托款。寄托款指古代瓷器上寫前朝年號，又稱仿款、偽款。雅瓷中的寄托款，最為常見的是“大清同治年制”。這種常見的寄托款，往往與干支紀年款不合，故比較容易判別。罕見的寄托款：一是“大清乾隆年制”款，如筆者收藏的子良作丙戌（乾隆31年或光緒12年）花鳥大花瓶；二是“大清道光年制”款，如筆者收藏的小山氏癸未（道光3年或光緒9年）花蝶參壺；三是“大清咸豐年制”款，如曹新吾先生收藏的六合同春筆筒（見《新派粉彩名家作品集》）。

    以上所舉罕見寄托款的例子，雖然前兩例中的底款與干支款相合，但根據雅瓷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作品年限，可判定為寄托款；第三件墨彩筆筒，由于沒有干支紀年和作者款，只有底款“大清咸豐年制”，所以無從判定是否寄托款。但現在還不能證明完全是可靠的，因而為了穩妥起見，暫且把此款歸屬寄托款。

    五、同治：最初的雅瓷與作者

    以現時所見資料來看，最早的具有確實紀年的作品，是同治四年程門所作的四件雅瓷，并且都是淺絳彩，而不是墨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乙丑（同治4年）暮春”程門（時年44歲）所作的淺絳彩仕女與花鳥瓷板（見《廣州文物總店藏瓷板畫》）。當時程門寫這兩件作品的動機，是應“小仙明府索寫仕女”而作。其后按年可稽的是：同治6年，僅見胡夔（時年75歲）“畫于昌江官廨”的墨彩尊，未見他人同年作品傳世；同治7年，僅見“道誠敬贈”墨彩蘭石花口茶盤（疑是程友石之作）；同治8年，開始出現程友石、卅六峰人作品（皆為墨彩），以及“子和主人玩賞”墨梅瓷板（疑是張錫祜之作）；同治9年，開始出現金品卿、李子商（時年53歲）、楊芝泉、汪介眉（時年28歲）、俞芝恬作品（皆為墨彩）；同治10年，開始出現俞子明、黎碧珊作品；同治11年，開始出現小柳、程言、汪章作品；同治12年，開始出現王少維（時年56歲）、聖宇、程玉庭、譚寅階、方作材、玉堂、蔭堂作品；同治13年，開始出現少軒、任煥章、  張錫祜、程南山、賈晉（月舫）作品。

    以上同治時期的雅瓷，其繪畫品種只有淺絳彩和墨彩兩種。器物種類多為瓷板、筆筒、帽筒、茶壺、溫酒壺，罕見的則為方瓶、尊及鼻煙壺。根據上述史料加以考辨，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第一，同治時期的雅瓷，無論其繪畫品種還是器物種類以及作者數量、作品數量，都遠遠不及光緒時期。其中，除了程門同治四年作品之外，其他作品不但都出現于同治六年以后，而且連續四年都是墨彩，而未見淺絳彩，可見淺絳彩為程門所創立，最初應是民窯作品，直到同治六年以后，雅瓷才在官窯中出現（咸豐五年，御窯廠被太平軍焚毀；同治五年，李鴻章籌措13萬兩銀子，重建了御窯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