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錫祜作品，從詩書畫印上看，與金品卿同治十三年所作墨梅蓋碗及紅梅帽筒，似乎具有一脈相傳的淵源關系。雖然二人的風格有所不同，但金品卿此作像是受到張氏影響而蛻變出來的，并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因此，張錫祜似乎和胡夔、程友石一樣，也應是當時官窯特別延聘兼授雅瓷的文人畫家。

    卅六峰人，原名倪鳳。工行書和楷書，其作品年代為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二年。據筆者考察，他應是題款代筆書家，曾為任煥章代筆（僅見一件）；同治九年，曾為李子商墨彩山水筆筒代筆（見《景德鎮彩瓷三百年》，第51頁）。其它代筆作品，有花鳥、仕女及山水，但都不署繪者款，只署“卅六峰人題”；這些作品雖然是淺絳彩和墨彩，但都是民窯畫風，并非文人畫。

    李古董，字子商。工山水、人物及梅、竹，尤以墨彩為常見。其作品年限為同治九年至光緒十四年。他的早期作品不及程友石、張錫祜深厚，題款除了卅六峰人代筆之外，同治十三年所作的墨彩鹿、猴方壺，則由雷桂芳代筆。據此推斷，李子商原本是民窯畫師。

    六、咸豐：雅瓷的創始年代

    中國陶瓷繪畫深受中國畫的影響。尤其是景德鎮陶瓷，比如雍正墨彩的產生，必定是受了水墨畫的影響。再如自明末以來，民窯瓷畫上就出現了詩詞、作者款及印章。還有清代官窯督陶官唐英所制的“唐窯”， 也曾出現過詩詞、印章。此外，咸豐七年民窯所作的粉彩人物福祿壽圖瓷板（見《景德鎮彩瓷三百年》，第34頁），更是詩、印、年款和署名俱全。這些陶瓷繪畫，都是模仿中國畫而來。但其數量極少，流行時間不長。而流行時間長、數量最多的，自然是雅瓷。雅瓷雖然年代較晚、形態相仿，但是雅瓷在上述陶瓷發展演進過程中，并不存在著相承相繼的淵源關系。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受文人畫的影響，由于僅僅是形態上的模仿與借鑒，所以瓷畫介乎于文人畫之間；而后者表現的是文人畫，由于在釉彩工藝和繪畫方法上的改造與創新，故其瓷畫無異于紙絹上的文人畫。可見，直到程門淺絳彩的出現，才真正標志了陶瓷文人畫的確立和完成。

    程門發明淺絳彩，大概主要原因是：瓷器上的繪畫，歷來都是窯工所為，無論怎樣高明，總有所謂“匠氣”，不入士大夫的眼，而程門是著名的文人畫家，為了擺脫所謂的“匠氣”，自然不會用傳統的墨彩和粉彩來表現文人畫。

    現存最早的雅瓷為同治四年，顯然，它是文人畫家程門的發明，也是程門身份地位的象征。除了同治四年之外，同治八年程門作品再次出現。這件作品作于南昌，是張鳴珂所題程門山水冊頁。可見程門發明淺絳彩以后，最初并不想以此為業，所以沒有加入官窯的雅瓷創作，而是在南昌活動。程門同治四年的雅瓷，一共發現了四件，都是淺絳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兩件仕女、花鳥瓷板（見《廣州文物總店藏瓷板畫》），不僅有長篇題款，而且色彩也相當豐富。據此可以判斷，它是標準而成熟的淺絳彩，顯然不是新生物的早期形態。而標準形態的形成有一個較長的過程。這一點，從雅瓷的品種和年代排序上可以得到證明。如前所言，程門同治四年的作品，都是淺絳彩；而其他人的作品，從同治六年到同治九年，都是墨彩，而未見有淺絳彩。說明他們或官窯在四年中一直沒有掌握淺絳彩的工藝技術。同時也清楚地表明淺絳彩的研制十分不易。可見專業的官窯尚且如此，更別說外行者程門了。由于考慮到淺絳彩的創制存在一定的時間，筆者傾向于認為程門淺絳彩的創新開始于咸豐時期，至同治四年淺絳彩的風格已經確立，創制工作基本完成。

    總之，淺絳彩創始于咸豐，完成于同治。程門咸豐作品未問世，那是因為數量太少。雅瓷的年代，從同治四年（1865年）起算，算到1935年蓮溪陶山水瓷板（見《淺絳彩瓷品鑒》，第201頁）為止，有七十一年的歷史。從晚清雅瓷的整體情況來看，同治時期應該視作一個興起的階段，光緒以后，開始出現了繁興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