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鑒定是一門新的學科，文物考古工作者四十年來做了很多工作，發掘了很多古遺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尤其是紀年墓出土的瓷器為我們鑒定提供了典型的標本和樣板。陶瓷鑒定本身也是一門科學——器物學。國內一些大學目前教授這方面的課程，為陶瓷鑒定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我根據自己四十年研究陶瓷的親身體會與經驗，摸索出從以下五個方面鑒定瓷器，即瓷器的造型、紋飾、胎釉彩、款識、支燒方法。這五方面互為補充，不可偏廢，偏重一方面而忽視其它方面鑒定便有誤差。五方面聯系起來看，對瓷器的年代、產地的判斷，其可靠系數就比較大。下面談談五個方面的具體問題。

一 造型及紋飾

造型與紋飾二者密不可分，是鑒定瓷器的關鍵問題，抓住這兩方面鑒定的可靠系數即可達85%，一般來講，胎、釉、彩、款識、支燒方法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在某個時期有些器物則例外。

（一）魏晉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紋飾特征

從墓葬出土情況可以看出，自漢代出現瓷器以來，發展到六朝時期，青瓷逐漸代替了青銅器、漆器。大陸很多省份的漢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銅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時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絕大部分是青瓷器。表明青瓷已經成為當時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這一時期的瓷器，其造型、紋飾與漢代陶瓷、青銅器有很密切的繼承關系。

西晉青釉洗，腹部有一條印紋飾，兩面帖鋪首銜環，具有明顯的漢代特征。這類青釉洗出土數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飾有印紋飾，下為三個熊足，兩面貼奔獸紋，另兩面貼鋪首，造型、紋飾也具有漢代特征。槅，漢墓出土有青銅槅、陶槅，器形特點為平底。西晉青釉槅胎體厚重，為拿取方便，底邊鏤空。西晉谷倉，上部中心為主罐，周圍有四個小罐，是繼承東漢五聯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變化，上面浮雕佛像、鳥雀、動物，下部為罐。谷倉是墓主生前莊園情況的真實寫照，也表示其企望死后能過如生前一樣倉滿糧食的富有生活。谷倉在江南地區稍大一點是吳、西晉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銘文謂之“廩”者，是裝稻谷的，北方裝谷的叫倉；虎
子，漢代多有提梁，西晉保留了這一傳統，采用立燒，口向上，臂部觸地。東晉虎子也采用這種立燒法。圓虎子多為正燒。虎身一般刻劃飛翅紋。西晉牛頭罐，肩上有兩個鼠形系，是這一時期比較少見的。從以上器物可以看出西晉瓷器的器形種類及裝飾特征。造型上多取自漢代銅器、陶器，壺、罐一類器物造型比較矮胖。裝飾上也借鑒銅器，多于壺、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飾一條帶狀印紋裝飾，間飾鋪首銜環、獸紋等。

東晉瓷器種類與西晉相近，造型上的顯著變化是器形向瘦高發展，肩部的系多為橋形，故稱橋形系。裝飾上以光素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動物眼睛等部位點以褐色斑點，形成了這一時期器物的裝飾特點。從最具有代表性的雞頭壺（罐）的演變，可以看出各時期瓷器造型與紋飾的特征。西晉雞頭罐，肩有雙系，雙系間飾雞頭、雞尾。西晉早期罐的最大腹徑在中間，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徑在肩部，腹徑與罐的高度大體相，所以給人以矮胖的感覺，肩部有印紋飾，東晉雞頭壺盤口，壺頸較長，橋形系，有的壺口沿飾褐斑，雞頭有頸約一寸左右，雞尾則演變為壺柄，壺的高度明顯大于腹徑，故給人以瘦長感覺。除青釉以外，還有黑釉雞頭壺。黑釉在漢代已經出現，東晉繼續燒造，目前發現燒黑釉的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兩窯，兩窯同時也燒青釉。到南朝時期，雞頭壺壺身更長，柄向上發展，裝飾上出現復線蓮瓣紋。蓮瓣紋的出現與東漢佛教傳入有關。這一時期其它器物如盤、碗、罐等也有飾有蓮瓣紋，形成了這一時期的裝飾特點。東晉除雞頭壺以外，還有羊頭壺，其數量少于雞頭壺，但目前出土數量逐漸增多。香薰，兩晉墓出土不少，西晉造型繼承漢代特征，球體上鏤孔，球體與承盤之間有三足。東晉改為以支柱連接球體與承盤。

南朝仰覆蓮雙系壺，短流、柄上翹，出土數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縣封氏墓出土的蓮花尊為代表。蓮花尊北魏墓出土兩件，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各收藏一件。通體飾上覆下仰的蓮花，洞窟藝術中的飛天也出現在蓮花尊上，還有團花、獸面紋、葉紋等，裝飾極為豐富。蓮花尊南方亦有出土，卻沒有北方的氣魄雄偉。北方蓮花尊胎體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時期，南北方都燒造這種器物，但窯址在南北方都未發現。河北只發現有類似蓮花尊特征的標本，在山東淄博窯發現了浮雕蓮花瓣，這只是一點線索，還有待進一步調查。北朝青釉蓮花罐，上有浮雕蓮瓣，蓮花瓣是印好后貼上去的，肩部有六個橋形系，是沿用東晉時的樣式，但較東晉時的粗壯。這類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鐵量較低，故釉色為淺青色，與隋代的較為接近。北朝貼花罐，含鐵量高，釉為黑褐色并有窯變。河南北朝北齊墓出土的黃釉綠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為黃、綠、白（藍）。其發展過程是：從漢代單色釉到北朝的黃釉綠色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7厘米，兩面印舞蹈人物紋，其人物形態、串珠紋具有西亞地區風格。此種扁瓶北朝晚期出現，隋唐都有燒造。

南北朝時期瓷器繼兩晉繼續發展，可喜的是北方瓷發展起來，而且有一些質量很好的器物。它改變了以往僅靠南方燒造瓷器的局面，同時為北方瓷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紋飾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壺，高35厘米，盤口、長頸、長圓腹、平底。肩部四個雙條形系，頸、肩、系、腹部作四層印花裝飾，印花為扇形花瓣組成的團花和葉紋。這是隋代瓷器的裝飾特點。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規律。湘陰窯、淮南窯、安陽窯產品多采用印花裝飾。常見的有朵花、草葉、蓮瓣、幾何紋等，多為獨立的花、葉，連續的花紋不多見。

隋青釉高足盤，南北方瓷窯皆大量燒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個雙條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點。

隋白釉龍柄雙聯瓶，可謂北方白瓷代表。雙瓶相聯，以龍為柄，龍張口，雙雙銜住瓶口，造型生動。此瓶胎色較白，質地堅硬，施釉不到底，釉層薄而微微泛黃。自北朝北齊出現長頸瓶以來，至隋代瓶式更為豐富，以后歷代均有燒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壺，壺身畫圓圈紋，系唐代特征。黑褐斑裝飾西晉晚期出現，東晉盛行，唐代沿用，但數量不多。吳越王錢氏墓出土薰爐等兩件大器，頂、蓋鏤空，周身用褐彩繪云頭紋，是晚唐時出現的。浙江青釉壺，短流，平底，雙帶形柄。青釉玉璧底碗，碗壁45度斜出，點褐斑。窯址未發現，只能定為浙江產品，日本出光美術館有收藏。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豐滿，平底。平底無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現少量圈足器物。定窯壺，短流，雙條形柄，腹部豐滿，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窯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為唇口，這種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間的墓葬，說明盛行于這80年間。除白釉外，還有青釉玉璧底碗。邢窯白釉盞托，五出口，卷荷葉邊。五出口器物還有盤、碗等，是唐后期開始出現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條線。北宋器物為六出口。因此，從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斷出它們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時用工具按出幾條線，外為陰線，里為陽線。邢窯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間的產品。

唐青釉鳳頭壺，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造型、紋飾受波斯文化影響，又有所區別。柄、流用中國傳統的龍、鳳裝飾；紋飾中人物形像為西亞人，花葉與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40年代出土的鳳頭壺。除青釉以外，三彩鳳頭壺比較多，以洛陽、西安兩地出土得為大宗，很多已流傳到日本等國家。宋代仍有鳳頭壺，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鳳頭壺，沒有貼花裝飾，亦無柄，只保留唐代鳳頭壺造型的遺風。

青釉魚形瓶，唐代后期開始出現，越窯、廣東梅縣窯、湖南、長沙窯都有這種器形，三彩亦有這種器形。瓶以雙魚為身，背部有脊，并刻劃魚眼、魚鱗，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帶提起。到五代，定窯還燒制白釉雙魚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見的器形，口部為四瓣花口，杯外刻線，里有凸線。越窯、長沙窯、邛窯都燒制這類杯。上海博物館收藏一件越窯青釉海棠式杯，口徑30厘米，是國內最大的一件。傳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較多。

長沙窯貼花壺，貼棕櫚樹及兩只飛鳥，貼花裝飾最早見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貼花，后上釉。貼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內容有奔獸、獅子、團花、寶相花等，與絲綢印染有關。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帖花缽，比長沙窯早，紋飾風格亦有西亞遺風。長沙窯的貼花有棕櫚樹、欄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紋，并有貼花的陶范出土。長沙窯白釉綠彩器產量多，用綠彩繪花草、菱形、幾何、山形紋。白釉綠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區經常采用的裝飾，但多點彩或條彩，以綠彩畫紋飾的還沒發現。長沙窯釉下彩繪裝飾是其首創，它的出現對以后的磁州窯、吉州窯有很大影響。長沙窯釉下彩繪以氧化銅、氧化鐵做呈色劑，綠色是氧化銅，紅色、褐色是氧化鐵。氧化鐵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紅色。呈紅色的器物長沙窯出土有十幾件，紋飾有花奔、禽鳥、動物、龍紋。長沙窯以詩詞作裝飾的也很多。嬰戲紋注壺，繪一孩童持荷奔跑。僅發現一件，嬰戲紋在唐代尚屬少見。長沙窯壺，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窯、定窯的壺，流為圓形。越窯壺，流有八角、圓形。長沙窯壺，壺身為六瓣瓜棱形，雙帶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窯產品略長，造型上仍具唐代遺風，實際上是北宋早期的產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魯山窯發現大量腰鼓殘片。除魯山窯外，河南禹縣唐代也燒拍鼓，與魯山窯產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紋，鼓身飾有七條弦紋。此外，陜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燒拍鼓。除以上四個窯以外，估計還有窯燒這種拍鼓。

傳世的陶俑中，有作拍鼓動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樂發達，宮廷樂隊多，樂器需用量大，拍鼓正是應這種需求而生產的。花瓷除拍鼓以外，還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葉末釉地月白斑壺、罐，是利用釉中含鐵量的不同，而產生出的不同的色調效果。禹縣、內鄉（鄧窯）、魯山都燒花瓷器物，但產量最大、質量最好的還是魯山窯。

唐代絞胎枕，是利用二三種不同顏色的泥組成花紋裝飾。這類枕底部有銘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這種枕唐代稱之為“花枕”，杜、裴為作坊姓。上面的小圓圈圖案是模仿金銀器、漆器的。在陶瓷發展史上，瓷器受其他工藝品影響的例子是比較常見的。

（三）宋、遼、金、元瓷器的造型、紋飾特征

越窯六瓣棱形壺，周身分六等分，通體刻劃雙復線蓮花瓣，與其它窯不一樣，是越窯宋代早期常見的形制。五管瓶，最早見于越窯，以后龍泉窯、景德鎮窯，河北、河南的磁州窯系諸窯都燒制五管瓶。最早的五管瓶五管較短，以后逐漸向長演變。北宋早期越窯盛行刻劃蓮瓣紋，此裝飾在浙江其他瓷窯如寧波、鄞縣窯亦采用。有些器物上有北宋紀年銘文，證明它是北宋比較流行的紋飾。越窯青釉執壺，上刻有蓮瓣紋，過去定為五代，從近十年墓葬出土情況看，五代墓沒有出土過這類器物，卻出在北宋早期墓中，由此證明是北宋早期的，過去一些圖錄中把細線劃花的器物定為五代，從墓葬出土情況看，也屬北宋早期的產品。

注子、注碗，原來是金屬器，用于溫酒。北宋時期，青白瓷注子、注碗出現。

據出土資料統計，國內南北各地出土了幾十套，出土范圍北至遼寧，南到浙江、江西，浙江海寧縣就出土了幾十套，都是景德鎮的產品。注子多配以坐獅形蓋，壺身有圓形、瓜棱形，多花口，碗里心一般刮釉，使注子放上不致于滑動，穩定性好。

除青白瓷以外，陜西耀州窯亦發現青釉圓形注碗。南宋時期，景德鎮生產的青白瓷，釉中含鐵量高一些，故大多數青白瓷釉發青。日本、韓國出土的這類青白瓷數量很多。青白瓷梅瓶，口向外折，短頸。與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梅瓶相比，景德鎮瓶口部外折部分較薄，而北方瓶口外折部分較厚，形成了南北方梅瓶不同的造型風格，青白瓷經常采用的裝飾是刻花篦劃或篦點紋。湖田窯青白瓷釉色好，底足露胎中心呈黑、褐色，具有湖田窯的特色。

北方磁州窯系的剔花，是在剔花之前先上白色陶衣，然后剔掉花紋以外的地子，露出胎色，有的為深灰色，有的是土黃色或褐色。剔花執壺，河南登封窯出土過局部標本，可能是登封窯的產品。這類剔花壺、瓶北方河南、河北出土很多，完整器物大多流落到日本，國內反而少見。磁州窯系剔花枕，為不規則的八方形，中間菱形開光，兩邊花葉紋，通氣孔在右側。傳世這類風格的器物見到有30多件，是一個窯的產品，窯址還未發現，估計是山西燒造的。30多件枕，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幾件。

黑釉剔花罐，過去定為磁州窯，現在證實是山西窯燒造的。山西雁北的大同、懷仁、渾源等窯都有這類標本。

白釉剔花再罩綠釉，是磁州窯的特殊裝飾。其他窯未見，磁州窯窯址出土過這類標本。到元代，綠釉下改為畫花，菲律賓出土了很多元代磁州窯的綠釉畫花器物。

磁州窯白釉劃花，花紋以外的地子為篦劃紋。篦劃紋是用六或七齒工具劃出的復線。此紋飾北方使用比較普遍，磁州的觀臺、彭城，河南禹縣扒村，山東淄博等窯都采用這種紋飾，紋樣內容豐富。磁州窯的白地黑花為此窯的中檔商品，黑花上再劃花紋，屬高檔商品。由于磁州窯屬民間瓷窯，所以紋飾往往一揮而就，線條自由奔放。龍紋瓶，龍體削瘦，龍首像獅子，嘴、眼傳神，三爪有力，藝術水平很高。白地黑花枕，畫冬景寒鴉，有宋人畫意。梅瓶，造型美，紋飾很精。

珍珠地六管瓶，珍珠地是仿金銀器紋飾，上面還有綠彩，是磁州窯系產品，估計河南燒造的可能性大。

定窯印花龍紋盤，這類標本遺址出土很多，是北宋后期哲宗、徽宗使用的宮廷用瓷。有的底部刻“尚食局”三字，是宋代御膳房使用的。定窯為民間燒制的瓷器數量很大，印花紋飾亦很精美，從紋飾上看不出從草創到發展成熟的過程。就一般瓷窯而言，其產品都有一個從初期簡單草率，到以后逐漸復雜、精美的發展過程。而定窯印花水平一開始就很高，定州不僅出瓷，也出緙絲。緙絲在宋代也很有名，有可能定窯印花是借鑒緙絲完整的圖案紋飾，刻成陶范再印到瓷坯上。唐宋瓷器向同期工藝品種借鑒的例子有很多，如青白瓷。景德鎮五代時期的窯有五處，同時燒青瓷、白瓷，到北宋，青瓷、白瓷突然不見了，出現青白瓷，這也違背一般瓷窯的發展規律。一個窯的瓷器品種有一個繼續發展，逐步衰落的過程。景德鎮宋代一改前朝的青瓷、白瓷品種，而燒青白瓷，究其原因，是借鑒了同期的玉器工藝。宋代流行青白玉，那是上層社會宮廷、達官使用的，平民絕無條件問津。為適應民間需要，景德鎮仿青白玉效果，大量燒制青白瓷。宋代李清照《醉花陰》中記載的“玉枕紗櫥”中的“玉枕”實指青白瓷枕。

金代花口瓶，五瓣口向下翻，絕大多數出于瓷窯遺址金代地層和金墓之中。曲陽出土了白釉花口瓶。鈞窯燒月白釉花口瓶，磁州窯燒三彩花口瓶，頸、腹、足各占三分之一，造型獨特。

金代南北方都出現一種黑釉起白或褐色線紋裝飾的器物。線的排列方法有滿線、三線一組，一、二、一間隔排列等形式。河北磁州，河南禹縣、鶴壁，山東淄博，四川廣元等窯都有燒造。目前可以判斷傳世品窯口的只有淄博窯，其特點是黑釉罐上滿線紋，但在雙系下，有交叉的兩條線紋，可以斷定是該窯產品，日本、英國分別收藏一件淄博窯的完整器物。四川廣元窯的黑釉起線紋罐與其它窯的同類器物又有所不同。它是經過兩次燒成的，先素燒坯，再上釉二次燒成，在窯址中采集的標本有素燒坯及二次燒成的器物標本。

（四）明清瓷器的造型、紋飾特征

明清兩代瓷器的造型更加符合實際生活的需要。瓶、罐、壺、盤、碗等器物都有多種形式。青花瓷器為明、清兩代瓷器生產的主流，歷經四百年盛燒不衰。不同時期使用不同的青料并由此產生不同的色調效果與風格，這已成為判斷瓷器年代的重要依據。

永樂、宣德青花瓷器在造型、紋飾上受到了西亞銀器、銅器的影響，執壺、花澆、折沿盆、燭臺、缽等都具有西亞作風。梅瓶、扁瓶、天球瓶以及各式罐、盤、碗、洗等是這一時期常見的器形。紋飾中以龍鳳紋占主要比重，并貫穿于整個明、清時代。

正德瓷器因明武宗的妃子信奉回教，故瓷器裝飾上的顯著特點是阿拉伯文較多。

嘉靖瓷器造型的特點是葫蘆瓶較多，方的、圓的、上圓下方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應有盡有。此外，方形器物較多。由于世宗信奉道教，故紋飾上道教色彩濃厚，典型的紋飾有八仙人、云鶴八卦。纓絡紋也是這時期長見的紋飾。

康熙時期民窯瓷器有很大的發展，外銷數量很大，歐洲收藏有大量康熙民窯的瓷器。雙耳蓋瓶等具有歐洲瓷的造型特點。人物紋、山水紋鳳尾尊、棒棰瓶比較多見。康熙青花由于使用云南珠明料，藍色明亮，層次較多，具有水墨畫的效果。

五彩瓷器始于明代宣德年間，嘉靖、萬歷時期得到了很大發展。而到康熙時期，釉上藍彩取代了釉下青花、黑彩、紫彩、金彩大量使用，另外紅、綠、紫彩還可分化出深淺不同的色調。紋飾題材幾乎無所不包，人物、鳥獸、花草、蟲蝶生動而艷麗，達到了歷史上五彩瓷器的發展高峰。

二 胎釉彩與制做工藝

胎釉彩對鑒定瓷器也是至關重要的。以同樣造型的黑釉碗為例，從胎色上可以區別是定窯還是北方其它瓷窯的產品。定窯黑釉碗胎色潔白，與白定質地一樣，這是其它任何瓷窯所無法比擬的。建陽窯黑釉碗除造型上有自己的特點外，胎也與其它瓷窯產品不同，因其含鐵量高，胎呈黑褐色，釉面有兔毫結晶，是兔毫盞的主要產地。耀州窯系的青釉印花碗，陜西、河南、廣東、廣西都有，造型與紋飾基本相同，但從釉色上看，它們差別各異。廣西容縣印花碗以氧化銅為呈色劑，釉面呈綠色，少數呈紅色，與其他窯使用氧化鐵作呈色劑，釉面呈青色釉截然不同。唐三彩首先在河南鞏縣發現窯址，繼而在陜西耀州窯、河北邢州窯陸續發現。從出土與傳世的三彩器物看，以鞏縣窯三彩色調最為艷麗，造型上大同小異。福建浦城窯魂瓶多用褐彩裝飾，與其他窯不同。

三 款識

款識指在瓷器上刻劃或書寫的文字。主要有紀年款、名家款、官家款、明清官窯款識等。紀年款指在器物上直接刻劃或書寫的年號名稱及具體年數，如“赤烏十四年……”虎子，吳“永安三年”谷倉等，可直接了解器物的制作年代。紀年墓出土物也為我們鑒定瓷器提供了準確的下限年代。名家款唐代有邢窯“徐六師記”壺，鞏縣窯的“杜家花枕”、“裴家花枕”，宋金元磁州窯“張家造”枕。官家款有定窯、耀州窯與越窯帶“官”字款器物一百余件；福建建窯“供御”、“進琖”銘文碗。明清官窯款識比較規范化，一般書寫“大明××年制”六字與“××年制”四字款。明清兩代御窯廠分工極細，多達72道工序，款識由專人書寫，字體大體相同。從傳世明清兩代官窯瓷器可以看出正德后期與嘉靖前期款識字體出于一人之手，除正德、嘉靖四字外，“大明年制”四字完全相同。康熙晚期與雍正早期款識亦為一人所寫，大清的“清”字寫成“清”。

四支燒方法

支燒方法對鑒定宋金時期瓷器尤為重要。如定窯首創的覆燒法被江南眾多的瓷窯所仿效。刮圈燒法有陜西旬邑窯、耀州窯、山西霍縣窯、河曲窯等，以金代瓷器最為常見。支釘燒法在南北方瓷窯廣泛使用，有三叉形、圓餅形上凸起若干小釘，圓圈上凸出若干小釘或獨立小支釘。數量有三、五、六、七個，多者達十幾個，汝窯支痕呈小米粒形，磁州窯為長條形支痕。山西介休與霍縣窯白釉器物十分相近，但從支釘數量上可以區分，介休窯為三支釘，霍縣窯五支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