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功燒制月白釉的金代青瓷
　　耀州窯金代青瓷的狀況長期不為人們所知，因《同官縣志》有“自金元兵亂之后，鎮地陶場，均毀于火，遂而失傳”的記載，所以面目不清，而且也為早期來遺址考察的考古者所忽視。我們發掘中找出了確切的金代文化層和部分有紀年的金代青瓷，結合各地金代墓葬出土的耀州窯青瓷，得知情況并非如此。
　　1127年金滅北宋，高宗趙構在臨安（今杭州）建立南宋，此后金和南宋軍事對峙十多年。直至1142年紹興議和，交界定在陜西，秦嶺以北屬金國。在宋金對峙的十多年中，金人僅占領耀州半年，所以耀州窯比其他任何一處北方名窯受破壞都少。在南北議和后耀州窯很快恢復了青瓷生產，又成為金代的一個著名瓷窯，而且規模更加擴大，擴大的立地坡、上店、陳爐、玉華等處。
　　南北議和后，金政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很穩定，金人學習了漢人的官僚體制，實行了科舉制度，繼承了北宋在中國北方的文化，為瓷業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明《同官縣志》載，黃堡在金尤為重鎮，而且耀州窯是金國境內少有的燒造青瓷的著名窯場，金代皇室和上層需求的高檔青瓷，必然取之于耀州窯，從而促進了耀州窯在金代的持續發展和壯大。此時不僅燒出了精細高檔的青綠釉青瓷，還成功燒出了溫潤如玉的月白釉瓷。
金代青瓷多見豆青釉和翠青釉，少見橄欖青釉。器胎淺灰色，均勻致密，但胎土的顆粒略大。器物造型的特征是器壁加厚，口唇尤厚，底足較宋器略寬，足內墻多外斜，器外底成乳突狀。裝飾手法依然沿用耀州窯傳統風格的刻花和印花工藝，但紋樣簡單，圖案布局比較寬松，刻花的手法較粗放，喜歡采用將主題紋樣裝飾在各式開光之中的構圖方式。青瓷紋樣題材增加了吳牛喘月、牡丹臥鹿、水波游鵝、海東青逐雁、并蒂蓮等紋飾，其中最具民族風格的海東青逐雁紋是將玉器上紋飾移植到瓷器上，很有特色。
　　金代成功創燒出的月白釉瓷源于北宋晚期。晚宋時其色調為淡青色釉，釉層薄，釉子玻璃質感和透明度強，同時多在釉下裝飾印花紋樣，其器物除釉色淺淡外，其他方面和晚宋時期的耀州青瓷并無明顯區別。但金代月白釉瓷則完全不同，它不僅釉層厚，素面無紋飾，而且呈半失透狀，潔凈、溫潤，玉質感很強。種類有碗、蓋碗、杯、盤、碟、洗、罐、瓶、鼎爐等造型去同時期的金代青瓷相似，但更加渾圓敦厚，更具新疆和田青白玉器的優雅效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對耀州窯遺址進行了國內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了解了金代耀瓷的真實面目。在金代出土物中，發現有行龍紋范模，也見到少數器物上有龍形貼飾，在金都城附近的女真貴族墓中也出土有高檔耀瓷，因此懷疑耀州窯曾給金王朝燒造貢瓷，但一直未查閱到文獻記載。感謝銅川日報社社長黃衛平先生，他在藥王山南庵金代《耀州呂公先生之記》的碑上發現了大定年間（1162-1170年）貢瓷的記載，確定了耀州窯金代貢瓷的史實。我們進而聯想到北京廣安門外出土的那批有龍鳳紋的宋代耀州瓷，似乎不應是金人由汴京掠去中都燕京的，有可能是將北宋的貢余之瓷，到金初又拿去進貢。
　　五、轉向民眾的金末蒙元青瓷
　　金代晚期，陜西遭受嚴重災害，接著又受到蒙古三次入侵，僅過了兩年蒙古就全面滅金了。金末耀州窯最困難的時期，恰是新興的龍泉青瓷鼎盛發展時期。龍泉窯集南北青瓷發展之大成，南宋晚期至元初燒造出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將青瓷發展推向最高峰。而此時耀州窯則相形見絀，加上金末窯場遭受破壞，并且原料逐漸枯竭，所燒造的青瓷質量下降，原有市場被龍泉窯取而代之。耀州窯被迫將生產對象轉向社會下層的民眾，改變為生產大眾用的普通青瓷。
　　由于晚宋到金代耀州窯場的規模擴大到立地坡、上店，到此時又擴大到了陳爐，在黃堡窯場逐漸衰落之時，新創的這三處窯場因原料和燃料充足，且處于上升時期，雖然工藝制作不精，但在為民眾生產大路青瓷的過程中，三窯都呈現出向上發展的趨勢。這和黃堡窯場的衰勢顯然不同，耀州窯此時出現了中心窯場東移的局面，即由立地坡過度，最后將中心窯場確立在陳爐一帶。這種遷移和中心窯場的轉變，給耀州窯的延續發展注入了生命力，在以新代舊的過程中，瓷業發展又獲得新生。東遷后的三大窯場，元代以前學習黃堡窯的制瓷工藝，燒造青瓷，產品多呈現工藝不精的初創狀態和明顯仿效黃堡窯的現象。器物以碗、盤、洗、缽為代表，多素面，少有紋飾。紋飾以牡丹、菊花多見，還有嬰戲、鳳鳥和海東青逐雁等，多采用印花裝飾工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