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斷

陶瓷鑒定，造型是一個重要依據。它有明顯的時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會時期人們的審美觀。

飯碗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對它也許注意不多。其實，它的造型也是不斷地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的。唐代的飯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實平足，胎厚，體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豐滿，圈足較高，給人以古拙穩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別是康熙時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沒有明代大，腹深但顯得瘦小，圈足開始變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處，一改明代的平齊而向圓形（俗稱“泥鰍背”）演變。

又如，我們常見的口孝肩豐、圈足的梅瓶，它也隨著不同時代而變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頸，肩特別豐，身體修長，圈足，給人以古樸秀美之感。到元代，則改宋代時的小撇口為板唇口，短頸加高，從直統式小頸改為喇叭狀，下身加粗，體形變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為卷唇口，肩豐而斜，下身略胖，改變了宋代的秀長身形，向平穩實用發展，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時期。發展到清代雍正時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為式樣，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頸相接處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沒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這時期的梅瓶，雖然豐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線條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藝術欣賞價值也就更差了。

筆筒是文房四寶之一。順治年間的筆筒體形高，平底無釉，胎厚體重。到康熙年間，體形略為降低，這時筆筒胎壁適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內邊的一圈則無釉。這種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們稱之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筆筒變得胎體略寬，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著鮮明的時代的印記。因此，認識、熟記各個時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雞頭壺”，我們應該知道這種壺是三國、晉朝、南北朝的產物。說起“宮式碗”，則應該知道是明正德年間產品的一種造型。如果是“觀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葉瓶”等等，這些都應是清代康熙時期生產的器物。所以說，型制對古陶瓷鑒定是非常重要的。

四、從歷代陶瓷的款識來判別

款識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緣等部位，書寫上某某皇帝的年號，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樣，以表示年記。這種年款，有一部分是專為宮廷燒制的，叫“官窯”款；有一部分是民間燒制的，叫“民窯”款。除了記年款，還有殿名款（如體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這是康熙皇帝在圓明園居住過的殿堂）、齊名款、軒名款、贊譽款、吉祥款、陶工款、供養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樣款（如白兔、雙魚、折枝花朵等），等等。這些都稱為款識，是表示某個朝代生產的器物。款識的識別，是古陶瓷鑒定中較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識，應數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銅器上銘紋和徽號已經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陜西咸陽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時候，廣州中山五路發掘一處秦漢遺址，曾發現有帶“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個西漢初年墓中，也發現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記一般都以官方有關。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見有“大觀”、“政和”等帶國號的款；在元代，景德鎮的瓷器中常有“樞府”、“太禧”款識的。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關的記年款。

明代開國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換了27個皇帝。這個時期的瓷器，普遍書寫皇帝的年號。對于這些年號，我們在鑒定時，可以從中找出其規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識最多，但偽款也特別多。所以，在鑒定時要多作比較，要注意每個朝代的字體、風格、每一筆劃的特征，這樣，才能準確的判斷出真偽。

明清的記年款有一定的規律性。絕大部分的記年款，都寫上國號和皇帝的年號。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僅有“隆慶”一朝寫“年造”而不寫“年制”。明代最早寫款從永樂開始，但它的款識也僅寫“永樂年制”四字篆書。“大明永樂年制”、“永樂年制”從未有楷書款，若有則是假款。從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號款，都是六字楷書款。但雍正一朝楷、篆書款同時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時款識，篆書盛行，楷書漸少。嘉慶、道光兩朝以篆書款為主。但由咸豐至宣統三年，這四朝又恢復了楷書寫款，篆書款已不使用了。這是明清款識的規律性。例如，同治時的寫款應是楷書，而我們鑒定時發現一件同治瓷器的寫款是篆書，那就應該對這件作品的真偽多打幾個問號了。

鑒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寫款的規律、風格和特征外，還要注意各朝寫款的顏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顏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樣。以青花料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鏡下可見其色下沉，周圍有細小的均勻的小氣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則沒有這種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