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海外貿易的瓷器中，不但有江西景德鎮燒制的青花細瓷、還有紅、綠、黑三色瓷及廣東、福建、浙江地區的眾多窯場所生產比較粗糙的日用瓷器，特別是福建德化窯的白瓷、青白瓷，只因很多被廣東潮州商人購后從潮州的汕頭港出口。因此在當時被籠統稱為“汕頭瓷”。

清朝時“瓷都江西景德鎮”仍然代表著那一時代制瓷業的最高水平、瓷器的品種較明代時又有了更大的發展，除了繼承前朝的傳統品種外，又創出了金彩、琺瑯彩、粉彩、廣彩、胭脂水、天藍釉、珊瑚紅、烏金釉等等的新品種。由于中國瓷器在世界各地作為日常生活用品，大受顧客的歡迎，而質優精細的中國瓷器在外國的貴族上層，已變成了他們夸耀個人財富的一種手段。如１７１３年一１７４０年間的普魯士皇帝在選皇后時，竟用６００名撒克遜騎兵與鄰國的君主互換一批中國瓷器，來為他的婚禮增色。

因國外對中國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１８世紀前期、歐洲很多國家就被清政府允許在廣州開設貿易機構。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等國家，都先后在廣州市沙面設立了貿易站。這就進一步為中國瓷器的外銷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記載的統計數字，該公司一地每年運往歐洲的瓷器竟達三百萬件之多。

隨著瓷器貿易的發展，很多地方出現了經銷和承接定制中國瓷器的專門店。據１７７４年的英國《倫敦指南》中說；在英國倫敦至少有５０多家這樣的商號。在我國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浙江民間商販也通過種種形式及渠道與外國的商人簽訂“合約”，按洋人的需求，再到景德鎮窯場、德化窯場及各地的窯場定制各式各樣的罐、瓶、杯、缸、盤、壺、梳妝用具、餐具、咖啡具并定制各種如圣經故事、西洋人物、甲胄、軍徽、紋章圖案等等紋飾。

從近年來各地出水陶瓷器實物情況來看，沉入海底的陶瓷器，唐代或更早　、五代、宋代的品種數量較多，元朝的較少，而明、清二朝的貿易量最大，而出水的瓷器也是少之又少。綜合歷代記載資料，本人看法如下：１、我國古代與世界各國的陶瓷貿易，由于陸路上的交通不方便，既費時又費力。因此，大部分的貿易活動都是利用水路從海上去進行的。２、唐代、五代、宋代時的海船載重量只有幾百斛到二千斛。由于海船的運載量小，運載的貨物相對也少，當時船只體小，根本無法承受海上的大風大浪，因而沉船遇難的事故就經常發生，所以相對而論，出水的器物也就多了。３、元代、明代時，由于當時政府重視海外貿易，出資造船，船載重量已達幾萬斛可從打撈出水的沉船運載量中查證　，甚至更大。船體的增大，抗擊海上風浪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沉船遇難的事故相對也就減少。所以出水的器物相對也少了。４、清朝時的船載量比元、明時更大，船上的設施及各方面的技術也就更先進了，加上當時外國的機動船也加入了運輸的行列，沉船事故較前代更少了。相對出水的器物也就更少了。５、我國歷代海外貿易的港口除了各代政府，設立“市舶司”的明州港、杭州港、泉州港、廣州港外，我國東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廣東各地的人民，都利用各自交通最為方便的地理位置，最佳的港口出海往各國進行瓷器貿易。這些港口是：溫州港、福州港、廈門港、汕頭港、惠陽港、虎門港、澳門港等。甚至利用更小的港口出海貿易，如廣東沿海的潮陽海門港、惠來的神前港、陸豐的甲子港、海豐的汕尾、惠東的平海港等等的小港口。這些小港口，都是我國古代海外貿易的始發站。

二、對出水陶瓷器的鑒定

近年來各地出水器物有鉛釉陶、褐釉、黑釉、黃釉器，原始青瓷、青瓷、青白瓷、青花瓷器，品種大的有高３０厘米，小的高度只有３厘米的瓶。這些陶瓷器都是現代漁民長期在海上捕撈作業，用現代的機動拖網船，在捕撈蝦、蟹、蜆等各種生長在海底泥沙中的貝殼類海鮮時撿獲，因現代機動拖網船的“拖網”能深入海底泥沙３０－４０厘米，這樣才能把一些沉在海底表層的陶瓷器刮進拖網內如果是１９７０年以前的拖網漁船，是絕對無此能力的，因當時的出海船還是靠人力和風帆作動力的船只　；也有一些是漁民在潛水捕捉龍蝦、蟹等海鮮時撿獲。文物的出水地點尤以廣東省沿岸的太平洋海底為多。從品種看，早在唐代以前，民間就已向海外出口陶瓷器了。而且很多品種和造型、紋飾都是書本上所未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