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一只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涌著我們的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里面。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朱文立在張公巷窯址發(fā)掘現(xiàn)場
了解朱文立的古陶瓷考證生涯，品賞朱文立的陶瓷藝術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艾青的這首《我愛這土地》。朱文立四十余年陶瓷藝術人生，與中國陶瓷發(fā)展史上柴、汝、官三大名窯的“歷史之謎”聯(lián)系在一起，與他似乎與生俱來的文化使命感、責任感聯(lián)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國陶瓷藝術界艾青所歌詠的那只小鳥：竭力“用嘶啞的喉嚨歌唱”，即使“死了，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里面”。他不斷書寫著中國陶瓷史和陶瓷藝術的傳奇，不愧是中華“神瓷之子”。
宋代五大名窯，汝窯為魁。清河南督學孫灝曾作詩云：
青瓷上選無雕飾，不是元家始博殖。
名王作貢紹興年，瓶盞爐球動顏色。
官哥配汝非汝儔，聲價當時壓定州。
皿蟲為蠱物之蠹，人巧久絕天難留。
金盤玉碗世稱寶，翻從泥土求精好。
窯空煙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
孫灝這首詩，不僅道出了汝瓷“人巧天絕”、“名王作貢”、“官哥”名瓷亦非“汝儔”的精美絕倫，而且道出了滄海桑田“窯空煙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無盡感嘆。綜觀歷代文獻關于汝窯的記載，仿佛在訴說一個悠遠飄渺的神話。它的釉中，氣泡閃爍亮如攢珠；它的胎中，瑪瑙點綴燦如金星；它溫潤的釉色，如同萬花筒，在不同的光照下幻化出不同奇妙的光暈。即使在南宋時，汝瓷已成稀世之寶。它仿佛一顆耀眼的流星，經(jīng)歷了瞬息輝煌而遽然湮滅。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國瓷器燒造的又一座高峰，曾創(chuàng)制多種精美蓋世的瓷器，也曾大規(guī)模仿制汝、官、鈞、哥、定五大名瓷，但惟獨仿制汝瓷失敗，以至乾隆無奈地寫道：“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瑪瑙末為釉。而今景德無斯法，亦自出藍寶色浮。”以至民間有“家有錢財萬貫，不如汝瓷一片”之說。
汝窯窯址到底在哪里？它的燒制技術難道真的“人巧天絕”，只能夠成為一個歷史之謎嗎？
1951年，陳萬里撰《汝窯的我見》，發(fā)求證汝窯窯址的嚆矢。1964年-1977年，葉喆民、馮先銘兩次赴河南考察，在寶豐縣清涼寺尋得一片典型的天青釉瓷片，視為“寶豐清涼寺應是汝窯窯址的重要線索”。1987年陶瓷學界最終證實，寶豐縣大營鎮(zhèn)清涼寺汝窯址，即是昔日文獻中所謂“臨汝汝窯址”。這為求解“汝窯之謎”帶來一抹曙光，朱文立也恰巧被命運安排躋身到破解“汝窯之謎”的隊伍中來。
1975年，29歲的朱文立從部隊復員后，被安排到汝州市汝瓷二廠當臨時工。朱文立高中畢業(yè)，且對化學很有興趣，因此被安排進行臨汝瓷豆綠釉的研究與開發(fā)。人如其名，朱文立似乎注定“以文立身”。他沒有滿足于豆綠釉研制工藝本身，而是像一位專家，精心研究、記錄，將臨汝瓷豆綠釉的研制過程寫成了論文《汝瓷豆綠釉》，發(fā)表在1980年的《瓷器》雜志上，得到當時國家輕工部科學研究院教授李國楨的重視。李國楨通過寫信指導朱文立的研究，這時朱文立才知道自己研究的豆綠釉是臨汝瓷，而不是汝瓷。由于朱文立在開發(fā)豆綠釉中的貢獻，汝瓷二廠任命他為廠里 “臨汝窯天藍釉”試制組組長。
為到遠離市區(qū)的山里尋找原料，朱文立騎壞了4輛自行車，背壞了5個帆布包，磨爛了幾十雙妻子為他做的千層底老山鞋。他曾盛夏中暑，昏倒在山溝里；也曾因為“未經(jīng)單位批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曠工”而被汝瓷二廠開除。但這些，都沒有影響他像戰(zhàn)士一樣的出征豪情。1982年4月，第一屆古陶瓷學術討論會在河南鞏縣(今鞏義市)召開，朱文立是120名與會代表中最年輕的代表。大會破例讓他宣讀了兩篇論文《汝瓷豆綠釉》和《汝瓷遺址踏勘》。當年10月首屆國際古陶瓷研討會是當時國際汝瓷研究的最高水平會議。國內(nèi)外專家的觀點鼓起了朱文立思考的翅膀。李國楨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學會會長馮先銘等，希望朱文立能借人在汝州的天時地利加緊研究汝瓷“天青釉”，并努力尋找汝官窯的下落。他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失蹤了800年的汝官窯址和失傳了800年的汝瓷“天青釉”的神奇技術。朱文立像戰(zhàn)士接受戰(zhàn)斗任務一樣，投身到探索之中。1984年，國家輕工部、河南省科委成立了以河南省輕工研究所為龍頭，以汝瓷一廠為基地的汝瓷“天青釉”聯(lián)合攻關小組，朱文立參加了這一攻關小組。
最笨的辦法就是最有用的辦法。朱文立對汝州地區(qū)所有陶瓷原料一一加以分析，對幾種主要陶瓷原料，如風穴土、唐溝土等，進行化學成分和X射線衍射分析。對比馮先銘1977年采集的汝窯瓷片，考察了臨汝窯各個窯址，采集了數(shù)十種原料進行化驗，選出有用的原料進行調(diào)配。但是，連續(xù)兩年的試驗都失敗了，科技攻關小組被迫解散，朱文立陷入深深的痛苦、困惑之中，常常徹夜不眠。他覺得攻關小組已經(jīng)盡可能將配方做到了與傳世汝瓷完全一致，而且各種窯變都試驗過，不成功的原因肯定在某一神秘的“竅門”上。
偉大的發(fā)現(xiàn)，似乎都具有偶然性。就在朱文立痛苦至極的時候，清華大學楊根教授給朱文立寄來一本《歷代名窯資料匯編》，其中關于“柴瓷”的傳說引起了朱文立的注意：
柴世宗繼位以后，傳旨要燒新瓷，此時正好雨過天晴，天邊顯示出一種非常神秘的青藍色。于是，柴世宗向制瓷官下了一道圣旨：“雨過天晴云破出，者(這)般顏色做將來。”結果接連兩任瓷器官都沒燒出這種“天青色”，均被斬首。到第三任瓷器官接任后，連燒兩窯，也未成功，回家后悶悶不樂。他的女兒當時七歲，問其原因，瓷器官說，我已燒兩窯未成，再燒不好就要被斬首了。女兒問：“有何法可燒成？”答：“民間傳說有活人入窯即可。但我作為瓷器官，怎忍心害百姓。”其女暗記心中，等燒第三窯時，乘父不備，跳入窯中。頓時，窯器崩裂，光怪陸離，片瓦值千金。
這一悲慘的故事震撼了朱文立，也提醒了朱文立。楚王好細腰，宮女多餓死。在皇權社會里，皇帝的私欲就是“圣意”，有斬首的制瓷官，難道沒有被逼跳爐或祭窯的制瓷官嗎？人跳到窯里只有骨頭能留下來，而骨頭的成分主要是磷和鈣。那么汝瓷的那個神秘的“竅門”是不是這兩種元素呢？于是，朱文立在配方里加進豬骨和羊骨進行燒制。他的配方達到328個，每一個配方至少燒3次。這樣反反復復持續(xù)了3年、失敗1500多次后，在一次試驗的4件瓷器中，終于出現(xiàn)了他夢想中的天青色。
他在論文中欣喜地寫道：“釉料的配制，是將焦寶石、紅石頭和方解石、石英（經(jīng)預燒）以及牛骨灰和栗木灰等混勻，并粉碎到所要求的細度。所配制釉料的化學成份和汝官窯釉的化學成份較為接近。”他觀察到，釉層中存在著一種亞微米級粒子，“釉層中所產(chǎn)生的液相分離是這種亞微米級粒子的來源……正是這些密集孤立的小球（亞微米級粒子）使釉面產(chǎn)生乳濁并再現(xiàn)天青色。”即使這樣，“天青釉”出現(xiàn)的概率在一窯百件瓷器中最高比例只能達到10％。1988年7月，朱文立所燒汝瓷“天青色”通過了國家輕工業(yè)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鑒定。至此，朱文立投身破解“汝瓷之謎”整整13年。
朱文立逐漸摸索出一整套汝瓷選材、制材、燒制、成瓷等技藝理論和工藝體系，推出了一系列天青釉汝瓷藝術作品。他的作品造型不一，但都釉體流暢，別致雅觀，既有北宋汝官瓷的韻致，又帶有明顯的朱氏風格。
《三犧尊》朱文立作
按常理，他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像其他陶瓷藝術家一樣，專注于把“朱氏汝瓷”推向市場。況且，汝瓷一廠已經(jīng)倒閉，他失業(yè)了。小女兒才兩歲，全家僅靠他愛人微薄的工資度日。但朱文立心中，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奮斗方向。隨著對汝瓷研究的深入，他對汝官窯址是不是在清涼寺產(chǎn)生了懷疑。
歷史文獻都稱汝窯在河南臨汝縣（古汝州）境內(nèi)，但唐宋時期的汝州，曾囊括臨汝、魯山、寶豐、郟縣、葉縣、梁縣、襄城七縣。因此，朱文立認為，對汝窯應做廣義的理解。陳萬里在他的《汝窯的我見》中寫道：“寶豐之青龍寺（即清涼寺）、魯山之段店兩處，就現(xiàn)在散布碎片的面積看來，在當時實是一個極大的燒瓷山場。”葉喆民在《中國陶瓷史》中也這樣說：當時的古汝州境內(nèi)瓷業(yè)興盛，逐漸形成嚴和店、大峪、寶豐清涼寺至魯山段店三大窯群。如果是官窯址，一定沒有這么大的建造和交易規(guī)模。葉喆民的另一句也令人深思：“在清涼寺“典型的汝窯天青釉殘片所占比重極少（約1/300）……可見粗細俱備。若從歷史的長河而論，該窯供御的精品不過是四十年左右的鼎盛春秋，而數(shù)百年間富有民間氣息的各種‘粗器’才是它的主流。”朱文立想，清涼寺的汝瓷片是否正是這種主流的“粗器”呢？或者說，真正的汝官窯址在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它就在汝州城內(nèi)呢？
陶瓷史上一個名貴品種的出現(xiàn)和流行，乃至成為御用貢品，當然有其一定的卓越優(yōu)點，也必然有一個由粗到精、 由“民”到“官”的發(fā)展過程。從清涼寺出土的瓷器成分看，當屬于汝瓷的初級發(fā)展階段。而作為御用的官窯汝瓷，應該是這個初級階段的再發(fā)展。南宋葉寘在《坦齋筆衡》中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汝州為州府所在地，當時在汝州境內(nèi)建造宮廷所用汝官窯是完全可能的。南宋周輝在《清波雜志》中也說：“汝窯宮中禁燒，內(nèi)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這就是說，汝官窯完全被政府所壟斷。寶豐清涼寺雖屬汝州，但遠離汝州州府，朝廷在那里建立官窯不便于“供御揀退”，而最方便管理并保密的地方只能在汝州城內(nèi)。同時代的鈞官窯瓷，就是在禹州城內(nèi)鈞臺窯燒制的。
從此，汝州城內(nèi)每一次蓋房、挖地基，朱文立都要到場，從破土動工守到地基挖掘完畢。1992年10月，在文廟地區(qū)汝瓷博物館東院，朱文立發(fā)現(xiàn)汝官瓷殘壺嘴1個，卷足支燒的筆洗殘片1塊，色澤如剛成熟的豆青色。當?shù)鼗谥?米深時，露出一口宋代陶缸，陶缸邊上有大約3立方米的經(jīng)過淘洗的純木灰。多年的經(jīng)驗告訴朱文立，這里極可能曾經(jīng)是汝官窯配釉作坊。由于汝州文廟地區(qū)距北宋州衙不遠，朱文立將汝官窯定位在文廟附近。
6年過去了，1998年，朱文立在文廟地區(qū)又發(fā)現(xiàn)了典型的汝官窯瓷片。1999年3月，一戶民居在文廟東南開始修建，當推土機推至距離地面3米多深的地方時，兩堆醒目的堆積物出現(xiàn)在面前。它們分別為灰青色和灰白色，非常純凈，正是配置汝官瓷的重要半成品釉料。而堆積物下面則是大面積的宋代青磚——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窯址，證明了朱文立的推斷。
他在論文中激動地寫道：“從汝州文廟官瓷窯出土的汝官瓷片看，和寶豐清涼寺汝官瓷有明顯的區(qū)別。其一，文廟汝官瓷制作普遍比清涼寺汝官瓷精細、胎薄，非常成熟和完美。其二，文廟汝官瓷普遍呈現(xiàn)淡天青，釉面非常薄；而寶豐清涼寺汝官瓷普遍呈現(xiàn)重天青，呈色幅度大，釉層較厚。其三，文廟汝官瓷開片非常統(tǒng)一，均呈現(xiàn)蟬翼紋開片。而清涼寺汝官瓷開片紋雜亂，有蟬翼紋，也有蟹爪紋，顯露出早期汝官瓷的風格。其四，文廟汝官瓷支釘痕普遍比清涼寺汝官瓷支釘小。”他謹慎地說：“汝州文廟汝官窯址可能是宋宮壟斷的汝官窯址。” 朱文立的研究，解答了葉喆民“典型的汝窯天青釉殘片所占比重極少（約1/300）”之謎，也印證了葉喆民臨汝窯“數(shù)百年間富有民間氣息的各種‘粗器’才是它的主流”的論斷。
汝官瓷的歷史之謎，也得到了這樣清晰的解釋：臨汝瓷是汝官瓷發(fā)展的前一階段。在這個階段，寶豐清涼寺一家窯廠一枝獨秀，釉料配方逐漸向純天青色發(fā)展，到北宋中期，清涼寺汝瓷以它精湛的工藝、獨特的色澤成為瓷中之魁，并影響到宮廷。從此，清涼寺停燒，而文廟汝官窯由州衙管轄，這才有了后來傳世的汝官神瓷。
相比汝官窯，宋代官窯瓷要稍稍幸運一些。南宋葉寘在《坦齋筆衡》中寫道：“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后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于修內(nèi)司，造青器，名內(nèi)窯。澄泥為范，極其精致。油（釉）色瑩澈，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葉寘的記錄十分清楚：“遂命汝州” 造汝瓷，“自置窯燒造”官瓷。1956年，杭州市南郊烏龜山麓南宋官窯址成功發(fā)現(xiàn)，但北宋官窯卻一直是謎。一種解釋是，因黃河多次泛濫及地貌變遷，致使汴京遺址久埋地表深處，無從再現(xiàn)。由于缺乏實證，陶瓷史學界不斷對“汴京窯址說”提出質(zhì)疑。主要有：
其一，懷疑北宋官窯的存在。理由是許多明清文獻中只提到“修內(nèi)司官窯”而不提“汴京官窯”。
其二，認為北宋官窯就是“汝窯”。
其三，承認舊官窯、新官窯兩者并存，但在器形及胎釉特征上不易區(qū)分。
朱文立一直關注著“官汝”、“汝官”這一名詞的含義。它是不是兩種官瓷的并稱？曹昭《格古要論》說：“官窯器……色好者與汝窯相類。”這就是說，燒造釉色好的官窯瓷，與汝瓷釉色“相類”。官窯與汝窯，本是同一血脈嗎？
據(jù)葉寘“京師自置窯燒造”，“京師”指的是北宋首都汴京（河南開封市）嗎？但查遍開封府志，尚未見官窯燒造的只言片語。開封地處京廣線以東，李輝柄認定，它不具備建窯燒瓷的自然條件。因此，朱文立認為，“京師”一詞并非地點，而是“朝廷”。
1999年3月文廟，在看到一座埋在地底近千年的汝官窯址時，三塊殘片同時刺激了朱文立的神經(jīng)。因為在現(xiàn)場他發(fā)現(xiàn)了天青荷葉碗殘片、支燒天青平底小洗殘片和豌豆青凹足深腹盤殘片等。他做燒成研究發(fā)現(xiàn)，豌豆青釉色殘片獨具釉色特征。北宋人徐兢在《奉使高麗圖經(jīng)》中說“汝州新窯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類”，說明“汝州新窯器”在釉色上與越瓷相仿，而那塊豌豆青凹足深腹盤殘片，正符合“汝州新窯器”所獨具的釉色特征。徐兢是當時人，且精通瓷器，他絕不會把耀州窯說成是“汝州新窯器”。
朱文立還看到，寶豐清涼寺汝官窯址，雖經(jīng)三次挖掘和1998年秋大的規(guī)模盜掘，均未見一片豌豆青瓷片。這說明，這塊豌豆青凹足深腹盤殘片比文廟汝官窯時代要晚。同時，豌豆青色瓷片的制作風格和汝官窯一樣，但它的色澤既不同于越窯，也不同于臨汝窯、耀州窯，而是一種“汝州新窯器”的宋瓷。他大膽推斷：“汝官瓷應分兩期生產(chǎn)，北宋中期應在寶豐清涼寺生產(chǎn)。禁燒后應在汝州文廟汝官窯址生產(chǎn)，并同時生產(chǎn)‘汝州新窯器’。”
那么，這種“汝州新窯器”是不是就是北宋官窯呢？它和汝官窯為什么同時出現(xiàn)在一個地方呢？《說陶卷二·說古》說：“宋政和官窯亦起于汴汝。”這說的不就是汝州嗎？
2000年4月，張公巷一戶居民蓋房時，挖出了很多瓷片。朱文立趕到現(xiàn)場，撿到數(shù)十片典型的窯具，其中有桶式，有盤式，也有漏斗式。在一個州府城內(nèi)，能如此沒有顧忌燒瓷的，只有官窯。這次挖掘，出土了瓷片、完整匣缽、瑪瑙粒等。朱文立還不滿足，在張公巷路東的另一戶居民院內(nèi)打探孔，結果一個孔內(nèi)出土了60多件素燒胎片，制作精細。這些資料進一步證明，張公巷地區(qū)的確是又一個宋代官窯場。
上海博物館里珍藏著四片獨特青釉瓷片，既不同于汝瓷，也不同于其他同期瓷器，一直沒有尋找到它們的來源地。而在張公巷發(fā)現(xiàn)的瓷片卻與這些瓷片驚人的相似。比對研究后，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喜出望外：“張公巷窯址就是這四片瓷片的娘家。張公巷窯址可能就是一直沒有找到的北宋官窯。”
2004年初，河南省考古所對張公巷進行第三次挖掘。從探測情況看，張公巷窯面積達到2500平方米。朱文立興奮地寫道：在張公巷窯址發(fā)掘現(xiàn)場，當挖至宋代地層時，出土了大量的匣缽片，并有兩個匣體非常完好，張公巷的匣缽和臨汝窯匣缽完全是不同風格。伴隨著匣缽出土了大量獨特的青釉瓷片，胎片厚薄之均勻，制作之精細，在陶瓷史上是很少有的。張公巷釉色是繼承和發(fā)展文廟州新窯器釉色，僅是胎體制作不同。張公巷窯址在汝州城內(nèi)，僅此說明，汝州張公巷窯址很可能就是宮廷所建為宮廷壟斷后的御窯。
朱文立的判斷，得到了陶瓷界的認同。2004年5月20日，“汝州張公巷窯址論證會” 在鄭州召開，來自國內(nèi)外的50多位古陶瓷界、考古界權威，對張公巷新發(fā)掘的窯址和出土的實物標本進行了論證。大多數(shù)專家認定，張公巷出土的瓷器在釉色、燒制技術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人們尋找千年的“北宋官窯”。
這一發(fā)現(xiàn)的意義在于，理清了宋代汝窯文明的發(fā)展和演變：寶豐清涼寺汝窯——文廟汝官窯——張公巷官窯。北宋官窯生產(chǎn)時間短暫，約15年左右，傳世品更少于汝窯。宋室南遷，張公巷北宋官窯遭到宋廷毀滅性破壞，遺址完好地埋在地下，從此失傳。人們今天能夠見到的傳世品，只有南宋官窯瓷器。
北宋官窯遺址的發(fā)現(xiàn)還在于，它的瓷器殘片使仿北宋官窯有了具體、可信的標準。自2002年開始，朱文立再次踏上了尋找燒制北宋官瓷原料的征程。
歷經(jīng)兩年多的試驗，終于在2005年8月把張公巷北宋官瓷研制成功。2005年11月1日至5日，在第八屆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研討會上，朱文立不僅發(fā)表了論文《再論張公巷、文廟窯址》，而且把仿制的北宋官瓷展出，轟動全球。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南京博物院研究員張浦生在鑒定意見中寫道：“朱文立同志不僅首先發(fā)現(xiàn)、研制汝州張公巷官窯青瓷，而且還能本著薪火相傳的精神，開發(fā)、仿制張公巷北宋官窯青瓷，由于其刻苦鉆研，精益求精，該仿品的造型、胎釉已具形神兼?zhèn)涞乃健?rdquo;
繼汝官瓷之后又一歷史珍寶、中華神瓷復活了！
《汝窯荷花碗》朱文立作
在古陶瓷中，彌漫著最大迷霧的莫過于柴窯。
明洪武時期，曹昭（明仲）在《格古要論》“古窯器論”中就曾提到：“柴窯器出北地河南鄭州。世傳周世宗姓柴氏時所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是粗黃土足，近世少見。”明張應文在《清秘藏·論窯器》一書中則說：“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聞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此必親見，故論文如是其真。余向見殘器一片，制為絳環(huán)者，色光則同，但差厚耳。”明謝肇淛在《五雜俎》中也提到：“陶器，柴窯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zhì)復瑩薄，可以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桑行之《說陶卷二·說古》說：“高澹人宋均窯瓶歌注云，近人得柴窯碎片皆以裝飾玩具，蓋難得而可貴也。王漁洋香祖筆記謂貴人得盌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與。”
上述明人記載，均難以考證。人們只能根據(jù)一些文獻或推想，對于它的具體窯址提出不同的看法：
其一，有人根據(jù)《格古要論》認為，柴窯的窯址在鄭州。
其二，有人說“鄭州”為“禹州”一字之誤，認為柴窯與鈞窯容易混淆不清。
其三，有人認同《余姚縣志》引《談薈》中一段話：“吳越時越窯愈精，謂之秘色，即所謂柴窯也。或柴世宗時始進御云。”
其四，清吳任臣撰《十里春秋》說：“錢俶曾于顯德五年（958年）四月七日及八月十一日兩次貢周事例，因而認為當時柴世宗很可能命錢氏燒造所謂“雨過天青”的瓷器。
諸如此類的記述還有一些。日本陶瓷專家大谷光瑞認為，柴窯是明代文人雅客的偽證，實物并不存在。其理由是：關于柴窯的記載皆是明以后所寫；窯名用皇帝姓絕不可能；后周柴世宗在位只有六年，而且南征北戰(zhàn)，席不暇暖，焉能顧及燒造那樣高標準的精美瓷器？如有傳說中的柴窯存在，則定窯不會成為御器，而勢必讓位給柴窯了，所謂柴窯不過是中國陶瓷的一種理想。
柴窯，真的“不過是中國陶瓷的一種理想”嗎？朱文立當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希望。
汝州是中國陶瓷藝術的母胎和種源。早在五六十萬年前人類就在此棲息繁衍，是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發(fā)源地之一。仰韶彩陶是中國最早的瓷畫，現(xiàn)珍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鸛魚石斧陶缸圖》是中國現(xiàn)存發(fā)現(xiàn)最早的國畫。始建于北魏的風穴寺，與少林寺、相國寺、白馬寺并稱為“中原四大名寺”。神奇的“煤山文明村落”迄今4600余年。東周為王畿之地，隋設汝州，為歷代郡州治所。因此，在這個地區(qū)產(chǎn)生柴窯是完全有歷史淵源和物質(zhì)、文化、藝術基礎的。
從中國陶瓷的演化進程看，唐代瓷器的雍容渾厚，發(fā)展到五代瓷器已優(yōu)美秀致，不僅制作者審美觀念發(fā)生變化，而且制瓷工藝也得到重大改進。其一，為了瓷器胎薄，原料加工更為精細，燒成后的胎質(zhì)更加致密，玻璃化程度高。其二，造型技術更高。五代碗盤胎質(zhì)均較薄，器皿口沿常作五瓣、六瓣、八瓣等多瓣花形。深腹杯，作海棠式，高喇叭圈足，這些器物的成型難度都較大。其三，裝燒技術的改進更具開創(chuàng)性。五代滿釉瓷燒造成功，支釘不僅小，而且支在器物不顯眼處。這些進步，實際上也是汝窯創(chuàng)世的重要歷史文化條件，產(chǎn)生柴窯也絕非天方夜譚。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設鎮(zhèn)置監(jiān)督燒御用瓷器，寫“景德窯”（時間僅三年），浮梁縣亦稱為景德鎮(zhèn)，御窯用皇帝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柴窯完全存在著燒造的條件。想一想建窯時間更遲、燒造時間相對較長的汝官窯、北宋官窯的“失蹤”“失傳”，柴窯失蹤、失傳更在情理當中。
朱文立進一步想，過去認定北宋官窯設在開封，可事實上它在汝州。鄭州至今尚無唐、五代窯址發(fā)現(xiàn)。因此，柴窯可能在河南其他地方。“鄭州”與“禹州”，“鄭”與“禹”兩字字形相差太遠，筆誤可能性小；如果有筆誤，應是字形或字音相對相近的字。如果這樣，“汝州”比“禹州”可能性更大。
朱文立還發(fā)現(xiàn)，柴窯的記述雖然多種多樣，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這就是“天青色”。這與汝窯瓷器釉色相近，二者之間應該存在一定的關聯(lián)。柴窯比汝官窯早一百多年。汝州是一個燒瓷的王國，柴窯是不是比清涼寺汝窯更早的汝官窯的源頭呢？還有，歷史文獻記載柴窯的色釉，不論是“其色正碧，流光四溢”，還是“蔥倩可愛”、“越窯秘色”，都說明一個可能，柴窯釉色恐非汝窯的“天青”一種，還有“正碧”、“蔥倩”、“越窯秘色”等。
這些猜想，讓朱文立興奮得好像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他搜尋古典，想找到為自己的猜想服務的文獻。
《說陶卷二·說古》說：“考唐地理志，河南道貢瓷石之器是其地木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窯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轄之州。柴窯即在其都內(nèi)。”這段話說明，柴窯并不在鄭州，而與汝、官窯一樣都在汴汝“都內(nèi)”。而汴京沒有燒制瓷器的條件。那就只能這樣理解，“汴”是對“汝”的限定，即北宋之汝州。
《飲流齋說瓷》說：“柴汝官哥定為瓷學家之恒言，皆宋窯名也。”柴窯“謂其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然薄如紙一語乃指釉汁言，非指瓷胎言也。青如天一語亦不盡然。柴窯固以天青為主色，但據(jù)博物要覽則尚有蝦青色豆青豆綠等，不止天青一色也。釉中有細文開片，見于豆綠色者較多，無釉之處悉呈黃土色，然滋潤細媚，為古來諸窯之冠，在明代已不易見。”這段話極為重要：一者，無釉符合陶瓷發(fā)展規(guī)律。五代前，不見“裹足支燒”，肯定有露胎，但“滋潤細媚”，可見制作之精；二者，薄如紙非指胎釉，而純指釉。這與明謝肇淛所說柴瓷“質(zhì)復瑩薄”一致。定窯、汝窯都為薄胎瓷，后來有脫胎瓷，但都做不到胎釉“薄如紙”。相反，把“薄如紙”限定在釉層上則疑問迎刃而解；三者，釉色并非天青色一種。這些理解，顯然更接近歷史實際，也為理解柴窯的其他特征打開了通道。比如，“明如鏡”是指釉汁的玻璃質(zhì)感，這符合五代瓷器的階段性特征。
把這一切聯(lián)系起來，朱文立有了一個大膽的推斷：柴窯遺址就在汝州。并且，它與汝窯存在著先后承續(xù)的發(fā)展關系。汝窯、北宋官窯遺址的連續(xù)發(fā)現(xiàn)告訴朱文立，貌似捕風捉影的古文獻記載，絕不是空穴來風。
朱文立想起來了，在尋找文廟汝官窯的過程中，自己曾發(fā)現(xiàn)幾片非常獨特的天青釉瓷片，它們和文廟汝官瓷片釉色、內(nèi)部泡粒結構極相似，但不同的是，釉層比文廟汝官瓷薄，釉面比文廟汝瓷片明亮，當時把它們也視為文廟汝官瓷。2009年、2012年，汝州古將臺附近群眾蓋房，不斷出現(xiàn)這類瓷片，有天青、粉青、豆青色，雖然釉色各異，但內(nèi)部泡粒結構相似，顯然是天青釉色的變異。這些地方同時還出土了骨質(zhì)修坯工具、匣缽片、支釘、墊餅及生燒產(chǎn)品等。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細，有的瓷片連釉帶胎僅兩毫米，釉層完全“薄如紙”；既有墊燒、玉壁底，也有滿釉燒，支釘痕如小米粒，具有明顯的五代特征；雕塑工具為骨質(zhì)，非一般民窯所用；這些瓷片打得非常碎，顯然是不想讓它流入民間而刻意為之。這些既不是文廟窯址的廢棄物，又不是張公巷窯址的廢棄物，那會是什么官窯遺址呢？朱文立認為，它很可能就是千百年來人們眾說紛紜、尋尋覓覓的柴窯遺址！
這是朱立文面對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一種沒有傳世品的瓷器的發(fā)現(xiàn)與論證。發(fā)現(xiàn)汝官窯址，并再造汝官瓷；發(fā)現(xiàn)北宋官窯址，并再造北宋官窯瓷。他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兩個考古、再造奇跡。在七十歲后，他要創(chuàng)造的正是第三個奇跡：發(fā)現(xiàn)柴窯址，并再造柴窯瓷。誠如是，必將是中國陶瓷歷史的又一次改寫！
出土的殘瓷片
我依依不舍地告別朱文立。他站在家門口，揮手與我告別。他穿著一件黑色、厚重的棉襖，臉色紫紅，兩手粗壯，其模樣跟汝州、河南任何一個農(nóng)村的老頭沒有差異。
但正是這個看似普通的老頭，澄清或正在澄清中國陶瓷史上的三大迷霧，把幾大名窯的演變關系梳理得具體清晰：后周世宗（柴榮，954年-959年）以柴窯為御器，民間禁用。趙宋取代后周后，把柴窯在宮中全部銷毀，所以宋中、后期就很難見到；宋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以前以定窯為貢瓷；宋哲宗元祜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建中靖國（1101年），在汝州城文廟燒造汝官瓷，歷時15年；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至崇寧五年（1106年），以鈞瓷為貢瓷，歷經(jīng)5年；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至大觀四年（1110年），又以“汝州新窯器”為貢瓷，歷經(jīng)4年；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宮廷在汝州城內(nèi)張公巷設置御窯燒造北宋官窯器，至靖康二年（1126年）北宋滅亡，歷經(jīng)16年。
《汝瓷八卦鼎》朱文立作
中國是瓷國。陶瓷是中華文化的重要一脈。它是集中國制瓷藝術、雕塑藝術、色彩藝術、繪畫藝術四位一體的藝術精華，是中國的國粹。而宋瓷以其造型的韻律、釉色的溫潤、線條的美感等藝術特質(zhì)，代表了這個藝術品類的輝煌，是人類文創(chuàng)水平的歷史巨峰。朱文立的研究與創(chuàng)作，意義不僅僅在于“歷史之謎”的破解，更在于一種文脈的接續(xù)，一種文創(chuàng)精神的傳承。他的事業(yè)已超出了制瓷藝術本身，也超越了一個陶瓷藝術家的范疇，而站在一個歷史高度上。
“宋人眠無醒，汝瓷今重生。誰獲神異彩，雨過現(xiàn)天晴。破秘八百年，民間出璨星。聞名清涼寺，尋跡汝州行。望嵩樓下訪，望人如望嵩。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這是朱文立汝瓷再造成功后，賀敬之在2001年4月題贈朱文立的詩。“穿云足未息，兢攀更高峰”，正是朱文立四十年如一日求索的生動寫照。相信他一定會給柴瓷一個新的歷史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