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謙卑而傲慢，立身維小而為鈞維大；他的陶瓷，龐雜而至簡，婉約而至定，傳統而時尚；他是鈞瓷界的“異類”，甚至是鈞瓷的“叛徒”，但他創燒的鈞瓷道玄缽，被通古今中國陶瓷之變的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耿寶昌先生譽為“劃時代的作品”。

    他，就是劉家鈞窯掌門人劉建軍。

    在神垕乃至禹州，關乎劉建軍，可謂毀譽參半。譽者贊其為“立德，立言，立行”的楷模，是“大師中的大家”；毀者蔑其為手緊而吝嗇，是鈞瓷的“異類”。

    毀譽之評，往往全是對劉建軍的德性與為人的“審判”。當面對其陶瓷作品時，無論毀者、譽者，往往都會豎起大拇指，贊譽有加。也因此，他成了鈞瓷界獲獎專業戶。論獎項之高之多，罕有匹敵。

    也許譽者“潛伏”某種期許，毀者“夾雜”某種祈望。在鈞瓷界，劉建軍是個“人物”，不言而喻。也許，他們都寄望劉建軍能夠頂天立地。

    劉建軍的鈞瓷，大都是瓶瓶罐罐，偶爾間雜一些夸張變形的“流行鈞瓷”，做工精微，都是不壞的瓷器。仔細觀察，能夠發現其鈞瓷的好；放眼一觀，其鈞瓷還難以跳出禹州鈞瓷的當下固巢。

    一件外黃內青的鈞缽似乎改變了這當下的“固巢”，“道玄缽”可謂至美、至純、至簡、至定的新品。據鈞瓷鑒賞家王豐碩介紹，這個“道玄缽”，徐光春書記（河南省委前書記）憐愛有加，耿寶昌先生稱之為“劃時代的作品”。

    一件鈞瓷，能讓內行、外行都去憐愛，自然就是一件好的鈞瓷。通曉古今中國陶瓷之變的耿寶昌先生贊其為“劃時代的作品”，不是奉承之辭，恰恰切中肯綮。無論哪個領域，“劃時代”者總是不凡之才。劉建軍自有不凡的學藝歷程和天賦。

    1952年劉建軍出生在神垕的鈞瓷世家。“父親劉振海是禹縣（禹州）鈞瓷二廠技術副廠長，七級工，拿64.25元的工資，在廠里領的是最高工資。”劉建軍說，“但那時‘七級工，八級工，趕不上社員一溝蔥’——加上我們兄妹五人，一家7口，自然過得異常寒苦，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房子。床底下都是人，晚上解手，都是邁過這個，還有那個。”

    其實，家里住房緊張，劉建軍從小都喜歡到街上去“混”，到父親的廠里去玩。“看得多了，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學著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電爐烤毛主席像章。”劉建軍說，“1968年，剛滿16歲，初中畢業，就進了父親所在的鈞瓷二廠。”起初，他在實驗室搞高壓電瓷實驗：“惡補陶瓷工藝美學，最后實驗成功了，燒成了高壓電瓷，但還是搞不懂到底怎樣弄成的。”1972年，禹縣（禹州）各大瓷廠已經開始研制、恢復鈞瓷生產，劉建軍渴望父親能讓他到實驗室搞鈞瓷的造型與釉色研究。但是，父親卻硬要他燒窯。燒窯，苦不堪言。一窯燒下來，二三十個小時；每隔15分鐘，添煤一次，又臟又累又苦。

    開始燒窯，劉建軍創下了連燒17窯的失敗記錄。無奈，他只好從頭學習。他到盧振興那兒，看了一個星期；他到劉國安那兒，又看了一個星期。學習盧振興、劉國安的經驗，結合自己的情況，劉建軍邁過了燒窯這道坎兒。這窯，一燒就是8年。直到1980年，劉建軍調任二廠技術科擔任副科長，負責釉面磚研究；1983年扶正，成為技術科科長。

    “其實，‘寒鴉歸林’掛盤是1974年燒出來的。燒成后，就扔到了倉庫里。直到1983年二廠要在中國工藝美術館搞展覽，這才想起了那個掛盤。”劉建軍說，“幾個人費了很大的勁才扒了出來，看來看去，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巧奪天工’。姚雪垠先生一聽，就笑了：‘太土，太沒詩意，明天我給它起個名字’。第二天，姚先生送來一首詩：‘出窯一幅元人畫，落葉寒林返暮鴉。晚靄微茫潭影靜，殘陽一抹淡流霞。’這才有了‘寒鴉歸林’。”

    “‘寒鴉歸林’，那是碰的，根本不知道是如何燒出來的。它的揚名，也與時代密不可分。”劉建軍淡淡地說。

    1984年年底，劉建軍升任鈞瓷二廠技術副廠長；1991年5月，調任鈞瓷一廠廠長兼黨委書記；1993年，劉建軍辭職并于次年與弟弟劉志軍共創“建軍鈞窯”；2005年，“建軍鈞窯”更名為“劉家鈞窯”。

    劉建軍陶藝生涯近40年，陶瓷藝術成就卓爾不群，卻也兩次與“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擦肩而過。1988年，第四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選，鈞瓷界推選的是鈞瓷一廠時任廠長劉國安、鈞瓷二廠時任技術副廠長劉建軍。但是，評選制度要求擔任領導職務者不得參選。于是，鈞瓷二廠推薦了邢國政、鈞瓷一廠推薦了劉富安。因為名額只有一個，邢國政已經退休，劉富安當選為鈞瓷界的首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2006年，第五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選，劉建軍與孔相卿、任星航、楊志被推舉為候選人，最后孔相卿、楊志當選，劉建軍再次落選。是年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評委范文典先生事后對劉建軍說：“你報送的評選作品，包括鈞瓷、汝瓷、官瓷、哥瓷，評委不知如何將你歸類，這可能是你落選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燒鈞、汝、官、哥，說不為了掙錢，是笑話；說完全為了掙錢，也不是實話。”劉建軍說，“鈞、汝、官、哥、定是宋代五大官窯，其中鈞、汝、官、哥都在青瓷一系，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是顯而易見的。為燒好鈞瓷，我必須研究汝、官、哥，燒好汝、官、哥呀！”

    路就在腳下。3年后，劉建軍厚積薄發，“道玄缽”——“劃時代”的“道玄缽”終于君臨天下。如果沒有鈞、汝、官、哥四窯同燒，“劃時代”的“道玄缽”不可能誕生。回首而望，方知天道酬勤：四窯同燒是一座必然要過的橋梁，不在這座橋梁上艱苦它化，就不會有“道玄缽”的悄然自化。

釉變而型變

    什么鈞瓷才是好鈞瓷？身為禹州人，我只能說看著順眼就留著吧。

    今天，又面對一個賀歲鈞瓷的新品，劉家鈞窯推出的《虎福吉祥》。作品的意蘊，顧名思義即可。我感興趣的，倒是那奇特的“金質開片”施釉工藝。

    在禹州召開的2009年中國鈞瓷文化旅游節上，劉家鈞窯推出的道玄缽使人驚艷不已：半球狀的造型不足為奇，奇就奇在鈞釉展現在缽的內側，明凈的天藍色；而外圍卻是一種暗黃的厚釉，看起來茸茸的，摸起來澀澀的，似柔還剛。像皸裂的河床嗎？像秋后的大地嗎？

    似是而非，承道載玄。鈞瓷可以這樣做嗎？可以！它贏得了大家的好評。這還是鈞瓷嗎？應該是吧！但它換上了另一件時裝。“要傳承鈞瓷藝術，就要不斷賦予它新的內涵。”道玄缽的制作者、劉家鈞窯掌門人劉建軍如是說。

    同樣對鈞瓷過目不忘的經歷，還有兩次。一次，是在北京韓美林工作室。見到一些韓先生設計、監造的鈞瓷作品。獨特的裝飾風格、碩大的形體，使人感受著韓氏造型的磅礴大氣。最讓我難忘的是上面厚重的鈞釉，像火山巖漿，好像要流動的樣子；像潑彩的山水，云霞滿眼。

    鈞釉可以這樣做嗎？應該可以，就在我的面前，如此壯麗。韓氏風格的作品現已很常見，成為鈞瓷史上難以回避的一頁。韓美林應該感謝鈞瓷，這種獨到的工藝方法，讓他找到了更廣闊的揮灑靈感的空間。鈞瓷也應該感謝韓美林，獲得大師級的助力，姿態百生。

    又一次是在海南博鰲，2003年的冬天。由榮昌鈞瓷坊制作的《祥瑞瓶》作為國禮贈與各國政要。對于鈞瓷來說，《祥瑞瓶》展示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鮮——匯集眾多大師智慧的創意、以國禮的形式成批次亮相、申請國家專利、限量制作和一場又一場的發布會……這一切，開啟了鈞瓷制作營銷的新時代。

    鈞瓷可以這樣做嗎？多年來，鈞瓷振興的事實，就是最好的答案。

    2005年，在鈞瓷《華夏瓶》開窯儀式上，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說，選擇鈞瓷作為國禮，不僅僅因為它是具有千年歷史的宋代五大名瓷之一，更重要的是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和瑰麗豐富的窯變神韻，從某種意義上表達了古老的中國在復雜多變的多極化國際環境中，所堅持的中國文化的渾厚質樸和與時俱進的積極應變態度。

    應變，是時代精神的核心，也是鈞瓷振興的源泉。只有變化，才能出新；只有變化，才能傳承；只有變化，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使人過目難忘。冠以珍品名號的鈞瓷太多了，但讓人過目難忘的鈞瓷，才是真正的珍品。

    改革開放后，盡管劉富安、晉佩章、苗錫錦、孔相卿、劉建軍、楊志、任星航、王金合、苗長強、晉曉瞳等，對鈞瓷的向前發展都有過不凡的貢獻，但是對鈞瓷發展真正形成強烈“沖擊波”的，其一無疑是韓美林的“器型之變”，其二無疑是榮昌鈞瓷的“營銷之變”。

    韓美林要打倒“解放鈞”、苗峰偉要搬倒“紅瓶子”——他們直指“釉變”，企望“釉變”，但都沒有直抵彼岸。“器型之變”、“營銷之變”后，“釉色之變”成為時代的課題。

    劉建軍的“釉變”贏得一片掌聲，已然給出了一個鈞瓷“釉變”方法或方向。“釉變”之時，劉建軍也在探索“器變”。至少，《虎福吉祥》上的老虎，溫柔得如一朵牡丹花，《事事如意》則“勇敢”地站了起來。劉建軍的“釉變”而“型變”，是繼韓美林“器型之變”、榮昌鈞瓷“營銷之變”后，正在聚集而為鈞瓷的第三“沖擊波”。

    鈞瓷，只有窯變是不夠的。還需要“器型之變”、“營銷之變”、“釉色之變”……劉建軍還在路上，祈望他在道玄缽劃了時代后，進而在鈞瓷發展史上寫下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    （編輯：木木）

鈞瓷工藝大師劉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