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凱民，1938年生，祖籍山東淄博。畢業于原建材部建材工業學校，后又在中國硅酸鹽學會和北京鋼鐵學院聯合舉辦的工藝巖石學研究生班進修學習，高級工程師。2003年退休，曾任山東省硅酸鹽研究所總工程師，在高級日用細瓷和藝術釉領域有獨到的造詣，曾多次獲國家發明獎。共取得省級以上重大科技成果獎12項。1991年被輕工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終身特殊津貼。劉凱民先生在陶瓷科研領域涉獵面很廣，從高級耐火材料、現代結構陶瓷，到傳統陶瓷諸領域，均有重大研究成果。尤其對鈞窯更是關懷備至，執著有加，而且成果斐然。
　　揭示千年鈞窯釉的科技奧秘
　　禹州鈞瓷業歷史悠久，匠師技藝嫻熟，經驗豐富。但由于科學文化水平不高，加之測試手段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多年來，在鈞瓷恢復的過程中，全憑已有的經驗去試驗和摸索，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因而走了不少彎路，耽誤了很多時間，使鈞釉恢復工作進展緩慢，長期在“大窯藍”、“豆綠”等單色范圍內徘徊不前。過去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多從鈞窯的歷史和藝術風格方向進行研究，對鈞瓷胎、釉的本質和內涵卻研究甚少。上世紀60年代初期，周仁、李家治等學者對全國包括鈞瓷在內主要瓷區古瓷品種的胎、釉進行了化學分析，但是由于他們研究面廣又種類繁多，他們只是根據一件宋官鈞和一個元鈞標本得出鈞瓷的分析結果，因此，很難對鈞窯釉的化學組成特點進行概況。20世紀70年代，劉凱民先生有志于此，曾于1974年、1975年和1976年連續三次用近兩個月的時間，對河南禹州、郟縣、臨汝、新安、鶴壁及河北磁縣等7個縣（市）的30多處重要鈞窯系和汝窯系遺址進行考察和采集鈞瓷標本，并在隨后的兩年中對所收集到的北宋早期至元末明初不同產地的100多種有代表性的鈞瓷殘片（其中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撥贈的鈞臺窯出土的13片官鈞窯和一片早期宋鈞標本，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撥贈的幾百片元大都居民遺址中出土的元鈞瓷片）的化學組成、光學性質、顯微和亞顯微結構同其乳光藍色和窯變現象之間的關系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并用復型電子顯微術首次發現鈞瓷釉的液——液分相現象及其同鈞瓷釉的乳光藍色和窯變現象的聯系。
這一發現在1978年6月中國硅酸鹽學會舉行的全國古陶瓷和窯爐學術會議上發表后，立即得到了李家治等著名科學家的熱情支持和贊揚。這一研究成果見《山東陶瓷》1981年第一期《鈞窯釉的研究》一文。1978年以后，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陳顯求等又用直接透射電子顯微術證實了劉凱民的結論。1978年以后，劉凱民又對鈞釉的窯變機理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總結。他在1982年11月舉行的中國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上宣讀的《鈞窯釉的進一步研究》一文中的研究成果又得到與會人員的稱贊和認可，并獲得輕工業部優秀科技成果三等獎。經過多年的歷史驗證，上述兩篇論文的學術觀點，已成為鈞窯釉研究的經典之作，被多種陶瓷專刊所引用。
　　對編寫《鈞瓷志》熱情關注
　　過去我對劉凱民先生只是久聞其名未曾與其交往，在編寫《鈞瓷志》時，為了求得他的支持，曾冒昧致函請他修訂“鈞瓷志綱目”，不久就接到他的回信，他不但對“鈞瓷志綱目”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而且對編寫工作給予了熱情關注。他在信中說：“鈞瓷在世界技術史和藝術史上均占有特殊的地位，編寫《鈞瓷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因此本人愿為此獻上自己的微薄之力。”又說：“志書是一種客觀的，以事實為基礎的科學著作，我衷心祝愿本書能寫成一本具有科學性和可讀性并能面向全國和世界讀者的好書。我相信你們肯定會做到這一點。我盼望本書能早日脫稿出版，并希望在出版前讀到初稿。如果需要的話，我愿承擔某些章節的編寫工作。”
　　因《鈞瓷志-工藝成就》一章專業性很強，劉凱民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他來信中又提到“愿意承擔某些章節的編寫工作”，我們就致函請他編寫科技成就一章。可不久劉先生來信說：“我原答應承擔鈞窯志的科技成就一章的編寫工作，不巧的是，我因工作負擔過重，積勞成疾，于11月中旬住院，至今仍天天做靜脈滴注，看來我的諾言不能兌現了，實在非常抱歉。現特去信告知，請你們自己編，以免延誤了整個《鈞瓷志》的編寫工作。初稿完成后如方便的話，請寄我一份，先讀為快！最后再一次表示歉意。”信中字里行間充滿了坦誠和認真負責的精神。后來，本章完稿后，劉凱民先生又字斟句酌進行了修改。當劉凱民先生得知《鈞瓷志》即將脫稿，他立即來信：“《鈞瓷志》即將脫稿，我同你們一樣感到莫大的喜悅……我像你們一樣熱愛鈞瓷……神垕對我來說是個圣地，就像麥加對于穆斯林一樣，不知何時能再有機會前往朝拜！”
　　《鈞瓷志》一出版，首先寄給劉凱民先生，他看后，來信說：“您的《鈞瓷志》令我愛不釋手，興奮不已連夜拜讀，而且一連讀了兩遍，獲益良多，感慨萬千。作為五大名窯的鈞窯不但是禹州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其影響早已超越國界，成為獨具風采的世界偉大文化遺產之一。大作以翔實的資料對鈞窯的歷史和現狀的各個方面都作了客觀、準確、全面的論述和總結，不但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必將對鈞窯的發展和提高產生深遠的影響。”
　　“拜讀大作使我回憶起了20多年前三赴神垕參觀和到禹州、郟縣、臨汝、新安、鶴壁等7縣（市）考察鈞窯系遺址的情況，特別懷念神垕鈞瓷界的許多老朋友。”
　　“讀了《鈞瓷志》勾起了我再訪禹州、神垕、臨汝、寶豐等古窯遺址，看望老朋友、結識新朋友的強烈愿望……希望能夠早日如愿。”
　　為鈞瓷始于唐找到科學依據
　　為了使“鈞瓷始于唐盛于宋”的學術觀點在神垕瓷區找到可靠的依據，我于1977年冬在神垕鈞窯集中產區的下白峪村發現了唐鈞窯遺址，收集到一些唐鈞窯的殘器、窯具、泥料等實物標本，并送故宮博物院請馮先銘、李知宴兩位專家作了鑒定，確認是唐代遺址無疑。為了進一步弄清唐代花瓷和宋元鈞窯的關系，2005年我和劉凱民先生合作，用現代科技手段對河南省郟縣黃道、魯山段店和禹州下白峪唐代窯址中出土的唐代花瓷釉的化學組成和顯微結構進行研究。結論是：唐代花瓷的月白色高溫釉及其在黑底釉上形成的乳光窯變藍斑是世界陶瓷史上有實物為證的第一個分相乳光釉，繼唐代之后，在以上窯區陸續燒制成功的柴窯、鈞窯、汝窯的“雨過天晴”等一系列的分相乳光釉，都是在唐代花瓷的啟示下發展演變出來的創新品種。同時，唐花瓷面釉盡管出自三個不同的窯址，分析方法也不同，但所得到的實驗結果卻非常接近。這一方面說明三地的唐花瓷面釉所用的原料和配方相同或接近，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分析結果誤差不大，有較高的可信度。
　　2005年，中國禹州鈞窯學術研討會在禹州召開，劉凱民先生應邀參加了會議。《唐鈞釉的本質及其與后世分相乳光釉的關系》一文在會上發表，并收入《2005中國禹州鈞窯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又發表在《山東陶瓷》（2006年第一期）上，受到陶瓷界的好評，并得到專家學者的認可。
　　與會期間，劉凱民先生不辭辛勞，舉辦鈞窯技術講座，講述鈞釉的成色機理，普及鈞瓷的科學知識，臺下座無虛席，聽者收益良多。會后，他又到神垕、寶豐故地重游，看望了老朋友，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實現了他多年的愿望。
　　再次來河南考察幫助解決技術難題
　　劉凱民先生于2005年參加禹州鈞窯學術研討會后，仍不斷電話詢問鈞窯的發展情況，并打算再次來河南考察，終于今年4月行成。他先到寶豐清涼寺、汝州張公巷、魯山段店、開封官瓷研究所考察后，于4月24日晚上到禹州。他不顧旅途勞累次日就深入現場考察，先到恒盛陶瓷廠、苗家鈞窯、劉春偉藝術瓷廠、御鈞齋、星航鈞窯、王建偉鈞窯等廠家考察。劉先生在禹州共逗留5天，白天下廠考察，晚上座談，所到之處向他討教者絡繹不絕，他還帶著多年前存放和新試燒的鈞窯標本，一邊考察一邊講解，總是有問必答，不厭其煩，幾乎處處是講堂、天天辦講座。
　　這次劉凱民先生來河南，雖然時間短暫，卻解答了不少技術難題，大家一致反映，劉先生是雪中送炭。他通過對唐花瓷、鈞窯、汝窯、官窯的深入考察，取得了不少翔實的數據和重要的實物資料，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見解，如用液化氣燒窯的操作技術，升溫曲線如何控制，鈞臺窯的性質和燒造年代等，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啟發和指導作用。
　　劉凱民先生在任職期間，肩負山東全省陶瓷研究設計重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山東又不生產鈞瓷，研究鈞瓷自然不是他分內之事，但他出于對祖國陶瓷事業的關切和對古陶瓷事業的熱愛，于上世紀70年代對鈞瓷秞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國內外陶瓷界所贊賞。他退休后仍關注著河南古代諸名窯的發展和進步，除平時書信來往，電話聯系解答技術難題外還不斷為我們審訂文章和書稿，還親赴現場考察，答疑解惑。他從上世紀70 年以來的數十年間為河南的鈞瓷和其他古代名窯的深入研究付出了無數的辛勞和代價，但他從未要過分文報酬。他這種無私奉獻精神非常難能可貴。
　　劉凱民先生在祖國陶瓷戰線上，焚膏繼晷，默默耕耘數十年，碩果累累，但他從不居功自傲。他謙虛謹慎，淡泊名利，以誠待人，是我國陶瓷界德高望重的一位專家。
　　他的人品、學品，他的人格魅力，堪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佛家講緣分，“緣分是任何人無法抗御的”。我和他相識多年，已結下不解之緣，成為知己。古人講，友誼是寶，能結交這樣的好朋友，如坐春風，如沐春雨，感到由衷的幸福和快樂。愿我們的友誼長存，共同為祖國的鈞瓷事業貢獻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