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鈞瓷大師苗錫錦老先生。

    禹州陶瓷業歷史悠久，陶瓷匠師技藝嫻熟，經驗豐富，由于科學文化水平不高，往往受測試手段缺乏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多年來，在鈞瓷恢復過程中，全憑已有的經驗去試驗和摸索，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因而走了不少彎路，耽誤了很多時間，使鈞釉恢復工作進展緩慢，長期在“大窯藍”、“豆綠”等單色范圍內徘徊不前。過去，海內外專家學者大多從鈞窯的歷史和藝術風格方面進行了一些研究，對鈞瓷胎釉的本質和內涵卻研究甚少。上世紀60年代初期，有關專家學者，對全國主要瓷區的主要瓷種的胎釉進行了化學分析。但是，由于他們研究面廣、種類多，對鈞瓷只是一些大概的數據，并無文字注釋。20世紀70年代以后，劉凱民先生有志于此，曾于1974至1976年，連續三次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對河南禹州、郟縣、臨汝、新安、鶴壁及河北磁縣等7個縣（市）30多處重要鈞窯系和汝窯系遺址進行了考察和標本采集，并在隨后的兩年中對所收集到的北宋早期至元末明初不同產地的100多種有代表性的鈞瓷殘片（其中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撥贈的鈞臺窯出土的13塊官窯瓷片和一片早期宋鈞標本，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撥贈的幾百片元大都居民遺址中出土的元鈞瓷片）的化學組成、光學性質、顯微和亞顯微結構同其乳光藍色和窯變現象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并用復型電子顯微術首次發現鈞瓷釉的液－液分相現象及其同鈞瓷釉的乳光藍色和窯變現象的聯系。

    這一研究成果于1978年6月在中國硅酸鹽學會舉辦的“全國古陶瓷和窯爐學術會議”上發表后，立即得到了李家治等著名科學家的熱情支持和贊揚，并見于《山東陶瓷》1981年第一期上刊載的《鈞窯釉的研究》一文。1978年以后，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陳顯求等人又用直接透射電子顯微術確認了劉凱民的結論。同時，劉凱民又對鈞釉的窯變機理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在1982年11月舉行的“中國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上宣讀了“鈞窯釉的進一步研究”一文，再一次得到了與會專家的稱贊和認可，并獲得輕工業部優秀科技成果三等獎。

    我對劉凱民先生只是久聞大名，但素昧平生，未曾交往。我主持編寫《鈞瓷志》時，曾冒昧致函請他修訂“鈞瓷志綱目”，沒想到的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來信，劉先生不僅對“鈞瓷志綱目”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而且對編寫工作給予了熱情關注。正如他在信中說：“鈞瓷在世界技術史和藝術史上均占有特殊的地位，編寫《鈞瓷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因此，本人愿為此獻上自己微薄之力。”又說：“志書是一種客觀的、以事實為基礎的科學著作，我衷心祝愿本書能寫成一本具有科學性和可讀性，并能面向全國和世界讀者的好書。我相信你們肯定會做到這一點。我盼望本書能早日脫稿出版，并希望在出版前讀到初稿。如果需要的話，我愿承擔某些章節的編寫工作。”

    因《鈞瓷志》中“工藝成就”（或稱作“科技成就”）一章專業性很強，劉凱民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并且他來信“又愿意承擔某些章節的編寫工作”。我便又致函邀請他編寫“工藝成就”這一章。誰知，劉先生不久因病住院，他來信說：“我原答應承擔鈞窯的‘科技成就’一章的編寫工作，不巧的是，我因工作負擔過重，積勞成疾，于11月中旬住院，至今仍天天做靜脈滴注，看來我的諾言不能兌現了，實在非常抱歉。現特信告，請你們自己編，以免延誤了整個《鈞瓷志》的編寫工作。初稿完成后如方便的話，請寄我一份，先讀為快！最后再一次表示歉意。”信中字里行間充分表達了他的坦誠和認真負責的精神。

最后，“工藝成就”一章由清華大學教授楊根先生的研究生任向東起草后，劉凱民先生又字斟句酌進行了修改。當劉凱民先生得知《鈞瓷志》即將脫稿時，他立即來信：“《鈞瓷志》即將脫稿，我同你們一樣感到莫大的喜悅……我像你們一樣熱愛鈞瓷……神垕對我來說是個圣地，就像麥加對于穆斯林一樣，不知何時能再有機會前往朝拜！”

    《鈞瓷志》一書出版后，我首先寄給了劉凱民先生，他看后來信說：“收到您寄來的《鈞瓷志》令我愛不釋手，興奮不已，連夜拜讀，而且一連讀了兩遍，獲益良多，感慨萬千。作為五大名窯的鈞窯不但是禹州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其影響早已越出國界，成為獨具風采的世界偉大文化遺產之一。大作以詳實的資料對鈞窯歷史和現狀的各個方面都作了客觀、準確、全面的論述和總結，不但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必將對鈞窯的發展和提高產生深遠的影響。”“拜讀大作使我回憶起了20多年前三赴神垕參觀和到禹州、郟縣、臨汝、新安、鶴壁等7個縣（市）考察鈞窯系遺址的情況，特別懷念神垕鈞瓷界的許多老朋友。”“讀了《鈞瓷志》勾起了我再訪禹州神后等古窯遺址，看望老朋友，結識新朋友的強烈愿望……希望能夠早日成行。”經過多年的書信交往，我和劉凱民先生逐漸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