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慨
字叔明,晉代人,曾在晉王朝做過官。據《浮梁縣志》記載,說他“道通神秘,法濟生靈,……鎮民多陶,悉資神佑。”景德鎮陶瓷行業,一向奉他為師祖。明代洪熙年間,曾在“御器廠”建“師主廟”,后又稱“佑陶靈祠”,以趙慨為“師主”、“佑陶之神”。據推斷,趙慨與制瓷業的有密切的關系,對瓷器的燒造或瓷業的發展有較大的貢獻。起初置祠廟是為了紀念他的功績,后來就逐漸神化了。
陶玉
唐初景德鎮鍾秀里人,精于制瓷。清朝藍浦在《景德鎮陶錄》一書中說:“陶窯,唐初器也。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鎮鍾秀里人陶氏所燒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于朝,于是昌南鎮瓷名天下’。”書中對燒造瓷器的“陶氏”,是否即“載瓷入關中”的陶玉,沒有交待清楚;但從下文“霍器”為霍仲初所作來判斷,“陶氏”即陶玉。
霍仲初
景德鎮東山里人霍仲初,也是初唐制瓷名手,與陶玉齊名。“陶窯”與“霍窯”,是文獻中記載的唐初景德鎮兩座名窯。霍促初所燒造的瓷器,當時人稱“霍器”,甚美,“色亦素,土土善膩,質薄,佳者瑩鎮如玉。”唐武德四年,他曾奉詔“制器進御”,可見其瓷質之優。
“陶窯”與“霍窯”,雖見于文獻,但目前還查無實據。在對景德鎮古窯址的多次發掘中,既未見唐代窯址,亦未見唐代典型器物。不過,也不能輕易否定,因為《景德鎮陶錄》是一本嚴肅的關于古瓷的著述,且歷來為陶瓷學者所引用。對于歷史上是否有陶、霍二窯及陶玉、霍仲初其人,現在還只能存疑,有待日后證實。
劉永之
宋代景德鎮的瓷雕藝術人,善塑佛像,江西高安出土的宋代瓷觀音底座有“劉永之造”字樣。這尊觀音,雕刻精細,堪稱宋代瓷雕精品。
周丹泉
字時道,蘇州人氏。明朝隆慶、萬歷年間在景德鎮燒瓷,為當時制瓷名手。他特別善于仿古瓷,他仿造的定鼎、文王鼎和獸面戟耳彝,尤為逼真。往往一品造出,四方竟購,以至不惜千金爭市。“又能燒陶印,文式,辟邪,龜象,連環,瓦紐,皆用火范,而成色如白定,其文亦古。”(《景德鎮陶錄》)
崔國懋
明代景德鎮的民營瓷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并且出現了一批杰出的制瓷名家。隆慶,萬歷年間的崔國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名聲在周丹泉之上。他所仿宣德、成化窯的瓷器,號稱“崔公窯”,名噪當時,四方爭購。“所作瓷盞或較宣成兩窯為大,而精好則一;余青花彩色悉同,為民窯之冠。”(藍浦:《景德鎮陶錄》)
吳昊十九
姓吳,行昊十九,自號壺隱道人,浮梁景德鎮人氏,約生于明嘉慶前期,卒于萬歷后期。能詩善書;書法近元代趙孟兆頁體。畢生從事陶瓷工藝,所作色料精美,諸器皆佳,人稱“壺公窯”,是一代制瓷名家。善仿宣德,永樂名瓷,精美足以亂真。所造壺類非常雅致,壺底署“壺隱道士”款。他最突出的成就是發明了薄胎瓷,其中流霞盞和印幕杯尤為著名。盞色明如朱砂,杯則潔白晶瑩,均薄如雞蛋之幕,一件只重半銖。一時瓷名大振,四方爭求。盡管能獲大利,他卻悉心研究工藝,并不好利,仍是房舍破舊,起居儉樸,過著清貧的生活。吳昊十九雖然“隱陶輪間,與眾作息”,但與當時名流如萬歷進士、太仆少卿李日華,萬歷進士、御史樊玉衡等,頗有唱和。
李日華在所撰《紫桃軒雜綴》中,對他及他的陶藝評價很高,并曾寄詩說:“為覓丹砂到市廛,松聲云影自壺天,憑君點出流霞盞,去泛蘭亭九曲泉。”樊玉衡亦有贈詩云:“宣窯薄甚永宣厚,天下馳名昊十九,更有小詩情動人,匡廬山下重回首。”
由于古籍記載的疏略,在很長時間里,對吳昊十九的名字眾說紛紜,或稱昊十九,或稱吳十九,或簡吳為,莫衷一是。1973年,江西都昌出土明代吳昊十莫志之后,才基本弄清。這塊墓志寫道:“吳公諱振邦,行昊十,號近泉,……云云,據此判斷,吳昊十九為吳昊的兄弟輩,吳為姓氏,昊十九系排列。
陳仲美
明末江西婺源人,曾在景德鎮燒造瓷器,尤其善于仿古窯器,精制各種古玩,有鬼斧神工之妙,當時與周丹泉齊名。因為景德鎮操此業者甚多,“不足成其名,便去陽羨。到陽羨后,仍然“好配壺土,心思憚竭,可列神器”。(《陽羨茗壺錄》)他把瓷雕藝術和制壺巧妙結合,善于重鏤疊刻。則時,還制各種紫砂小件器物。《景德鎮陶錄》則說他將所造瓷器“攜售遠方,鎮人罕獲。”因為他“來去無定,仿造亦不多”,所以后來名聲不如周丹泉。
臧應選
系清康熙十九到二十七年駐景德鎮御器廠的督陶官。這個時期官窯的出品,統秒“臧窯”。臧窯諸色俱備,其中以蛇皮綠,鱔魚黃,吉翠,黃斑點為佳,而鮮紅色最為著名。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清代的督陶官一方面貪人民之功為已功,將瓷工創制的佳器冠以自已的姓氏,使一些真正的名菝,反而無聞于世;另一方面清廷鑒于明代以宦官督陶經常釀成事端之弊,對督陶官員的選派是比較慎重的。因此,這時的督陶官員,無論是有遙領還是駐鎮,大都能夠注意窯業的發展,其中有的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甚至自己也成了研究瓷的名家。從這個期間產品看,臧應選也算是有成績的。
郎廷極
字紫蘅,是清康熙年間的江西巡撫,并在康熙四十三年到五十年的七年中,兼負景德鎮督陶這責。郎廷極酷愛古器,對陶瓷史很有研究。清康熙時人劉廷璣說郎窯乃“紫垣中丞公開府江西時所造也,仿古暗合,與真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又說郎窯燒造的描金五爪雙龍酒杯、脫胎瓷碗等,“城可謂巧奪天工矣。”(劉廷璣《在園雜志》)與郎廷極同時代的許謹齋在《戲呈紫蘅中丞》詩中寫道:“郎窯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遺意,政治余聞呈藝事。地水火風凝四大,敏手居然稱國器,……”這里當然難免有溢美之詞,但郎廷極“嗜古”、“呈藝事”即熱心于陶器的研究,應是實有其事。郎窯的成就,突出的是郎窯紅(即寶石紅)和素三彩的創燒,當然不能完全記在郎廷極的功勞薄上,但也應該肯定,他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年希堯
原任清淮安板閘關督理。雍正四年,清政府又派他兼管景德鎮御器廠窯務。此后的十年間官窯所產瓷器,一般稱為年窯。年窯“選料奉造,極其清雅,……琢器多卵色;圓類瑩素如銀,皆兼青彩;或描錐暗花玲瓏諸巧樣。仿古創新,實基于此”(《景德鎮陶錄》)。這段時間釉色的發明也很多,以胭脂水釉最著名。其胎骨極薄而里釉甚白,被外釉一映照,便呈粉紅色。此外,“年希堯為九江監督時,燒窯多仿尊雷古式,其色青,名“雨過天晴”(徐康:《前塵夢影錄》)。
唐英
字俊公,關東沈陽人,生于清康熙廿一年(公元1682年)卒于乾隆廿一年(公元1756年)。他從十六歲開始,就在清宮養心殿供職,過了廿多年的宮廷待從生活。四十二歲那年(雍正元年),被授于內府員外郎之職;雍正六年八月,他帶著這個頭銜奉命到景德鎮佐理陶務,擔任駐御器廠協理官。他“歷監粵海關,淮安關;乾隆初,調九江復監督窯務”(《清史稿:唐英傳》)。應該說唐英督陶之始,實際上就是“唐窯”的誕生;但由于這時名義上還是年希堯兼管窯務,所以整個雍正年間的御窯仍然“年窯”。一般習慣上所稱的“唐窯”,則是指乾隆初年至廿一年這個期間的御窯瓷器。
在景德鎮歷代的督陶官中,唐英的成績最大的。他對窯務不是一般性的過問和涉獵,而是深入實際,悉心研究,“講究陶法”,“躬自指揮”(《唐英傳》),終于使自己成了制瓷名家。他在《陶人心語》一書中,生動地敘述了自已如何由外行變為內行的經過,他說自己“杜門謝交游,聚精會神,苦心竭力,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變化之理,雖不敢謂全知,頗有得于抽添變通之道”。經過前后廿多年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景德鎮陶錄》對他評價的那樣:“……公深諳土脈、火性,慎選諸料,所造俱精瑩純全。又仿有古名窯諸器,無不媲美;仿各種名釉,無不巧合;萃工呈能,無不盛備,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銀,彩水墨,洋烏金,琺瑯畫法,洋彩烏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藍,窯變等釉色。器皿則白壤,而坯體厚薄惟膩,廠窯至此,集大成矣”
《古銅瓷器考》關于“唐窯”記載說:“其規范,則定、汝、官、哥、宣、成、嘉靖、佛郎之好樣,萃于一窯;其彩色,則霽紅、礬紅、霽青、粉青、冬青、紫綠、金銀、漆黑、雜彩,隨宜而施;其器,則規之,萬之,廉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弇;或素或彩,或堆可錐;又有瓜瓠,花果象生之作;……有陶以來,未有今日之美備”。他不但是個實干家,而且在豐富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寫了許多有關陶瓷的專著。他在《陶成紀事碑》中,把宋、元、明、清的各種著名的釉彩,作了全面總結。又在《陶治圖說》中,“各附詳說,備載工作次第”。這兩部陶瓷工藝專著,到現在仍有重要的科學的和史料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