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zhèn)御窯廠所燒造瓷器品種也基本上沿襲乾隆朝的部分品種,見有青花、青花釉里紅、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黃地綠彩、綠地紫彩、白地礬紅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霽紅釉、霽藍釉、廠官釉、爐鈞釉、窯變釉等。
乾隆六十年(1795年),86歲高齡,已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宣布傳位于已被秘密建立皇儲的時年已35歲的皇十五子頤琰,改元嘉慶,定翌年為嘉慶元年。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舉行了盛大的禪位典禮。然而,實際上,從授受大典過后,直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辭世,這3年多的時間堪稱乾隆皇帝以太上皇的名義實行執(zhí)政60年后的新的訓政時期。事實證明,這種訓政除了禮儀上的某些差別,以及其身邊只是多了個惟命是從、亦步亦趨的嗣皇帝之外,與其原先的執(zhí)政在本質(zhì)上沒什么區(qū)別。而乾隆皇帝卻達到了既贏得遵守諾言,在位60年即傳位嗣子的千古美名,又實際控制朝政的雙重目的。也就是說,乾隆皇帝的禪讓,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形式,名讓而實不讓。
嘉慶朝歷時25年,景德鎮(zhèn)御窯廠由歷任九江關監(jiān)督兼管,嘉慶元年至四年五月,擔任九江關監(jiān)督并兼管景德鎮(zhèn)御窯廠務的是全德。鑒于上述原因,在這3年多的時間里,景德鎮(zhèn)御窯廠所燒造的瓷器,實際上是乾隆御窯瓷器風格的延續(xù),其造型、胎釉、圖案紋飾等均沿襲乾隆朝舊制,只不過所署年款因改元的原因,而改書嘉慶年款。這些御窯瓷器若不署年款,則很難辨別究竟是屬于乾隆朝還是嘉慶朝。
在這3年多時間里,景德鎮(zhèn)御窯廠所燒造瓷器品種也基本上沿襲乾隆朝的部分品種,見有青花、青花釉里紅、五彩、斗彩、粉彩(洋彩)、素三彩、黃地綠彩、綠地紫彩、白地礬紅彩、色釉地描金、仿宋代汝官哥釉、冬青油、霽紅釉、霽藍釉、廠官釉、爐鈞釉、窯變釉等。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各種色地洋彩瓷器(以往被稱作“粉彩”),從傳世實物和宮廷檔案記載來看,其產(chǎn)量很大,而且制作水平較高。
從宮廷檔案記載來看,嘉慶元年至三年,九江關監(jiān)督全德監(jiān)理景德鎮(zhèn)御窯廠期間,全德及其他官員曾多次向朝廷進貢洋彩瓷器,這些洋彩瓷器大都為藏傳佛教所用五供、七珍、八寶、寶塔、奔巴壺、寶瓶、法輪等。

清 嘉慶 淡綠地洋彩折枝蓮托八吉祥紋香爐
故宮博物院藏,爐高27.7厘米,口徑17.2厘米,足距13.0厘米。方唇,短頸,扁圓腹,下呈以三獸腿形三足。肩部對稱置兩耳。爐內(nèi)施松石綠釉??谘厣弦噪僦t彩和藍彩描繪幾何紋。外壁淡綠地洋彩描金裝飾,口邊繪回紋,一長方形描金框內(nèi),自右向左署礬紅彩篆體“大清嘉慶年制”6字橫款。頸部繪折枝蓮紋。肩部繪如意頭紋。腹部繪折枝蓮托輪、螺、傘、幢、花、罐、魚、腸八吉祥紋,三足及兩耳均繪折枝蓮紋。外底中心有一環(huán)形凹進,環(huán)形區(qū)域內(nèi)以胭脂紅地纏枝花紋裝飾,底中心以綠地粉彩朵花紋裝飾。此種香爐為佛前五供之一,與其配套的還應有花觚一對、燭臺一對。
如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進單貢檔記載:
九江關監(jiān)督全德恭進:嵌玉如意成枝……洋紅地洋彩五供成分、洋紅地洋彩八寶成分、金地洋彩寶塔成分、黃地洋彩寶瓶成分、松綠地洋彩奔巴壺成對……洋彩太平有象成對……洋紅地洋彩萬代如意尊成對、翡翠地洋彩普天同慶尊成對、金地洋彩年年吉慶瓶成對……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德吉祥恭單。
此種與蓋碗配套使用的茶托始見于乾隆時期,式樣有長方形、海棠形等,以色地洋彩茶托多見,另見有以青花裝飾者。
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進單貢檔記載:
奴才全德跪進:交圓明園嵌王如意成枝……交佛堂松綠地洋彩五供成分、交佛堂松綠地洋彩七珍成分、交佛堂黃地洋彩五供成分、交佛堂黃地洋彩八寶成分……交佛堂翡翠地洋彩寶瓶成對、 洋紅地洋彩奔巴壺成對……翡翠地洋彩蓋罐成對、黃地洋彩觀音瓶成對……
17至18世紀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世界格局發(fā)生巨變,中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的關鍵時期。大批西方傳教士的東來和中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促使中國與歐洲各國在經(jīng)濟和文化交往方面呈現(xiàn)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隨著許多西方人士尤其是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有的甚至進入宮廷服務,西方的天文、歷法、數(shù)學、物理、醫(yī)藥、哲學、地理學、機械學以及音樂、繪畫、畫琺瑯工藝品等也隨之傳人,引起國人的好奇。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朝廷對西方文化和物質(zhì)文明所表現(xiàn)出的極大興趣,致使宮廷中刮起了一場持久而強勁的“西洋風”。在學習西方科技方面,康熙、雍正皇帝比較重視工藝技術及原材料的引進、研發(fā),乾隆皇帝則偏重于西洋繪畫技法及西洋紋飾的應用。
雍正、乾隆時期,西洋風在宮廷愈演愈烈,特別是乾隆時期,這種風氣對當時宮廷各種工藝美術品幾乎都產(chǎn)生過影響。僅以宮廷御用瓷器為例,景德鎮(zhèn)御窯廠燒造的琺瑯彩、洋彩、斗彩、青花等瓷器上,出現(xiàn)大量受西洋文化影響的裝飾,它們有的是純西洋風格,有的是中西合璧,有的采用光影明暗的西洋畫法,有的則照搬西洋圖案(其中最多見的是一種被稱作“勾蓮紋”的圖案)。這種瓷器的共同風格是裝飾繁縟,但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當時被稱作“洋彩”的瓷器。這是一種使用琺瑯彩料、運用西洋繪畫技法在景德鎮(zhèn)御窯廠制作完成的瓷器,而督陶官唐英正是創(chuàng)作洋彩的關鍵人物。


清 嘉慶 黃地洋彩御制詩文花辦式茶托
考“洋彩”一詞最早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寫的《陶成紀事》。其中談到:“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瑯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乾隆八年唐英奉敕編撰的《陶冶圖編次》“圓琢洋彩”條曰:“圓琢白器五釆繪畫,模仿西洋,故曰洋彩。”由此可見,“洋彩”強調(diào)的是在畫法上模仿西洋琺瑯畫法,也就是使物象呈現(xiàn)光影明暗的效果,這也是其與“瓷胎畫琺瑯”不同之處。
洋彩瓷器雖然在雍正時期已有燒造,但當時產(chǎn)量并不大。到了乾隆時期,由于乾隆皇帝對這種新的彩瓷品種的喜好,遂開始大量燒造,所見有白地、洋黃地、洋紅地、松石綠地、藍地等各種色地的洋彩瓷器。有的還在色地上以鐵錐拱出線條極細的蔓草類圖案,當時宮廷檔案稱之為“錦上添花”。
嘉慶以后直至宣統(tǒng),洋彩瓷器一直都在燒造,只不過是產(chǎn)量和造型品種日趨減少,質(zhì)量亦逐漸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