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罐高25.5、直徑23厘米，系海外回流珍品，日本藏家舊藏，帶日本原裝木盒。

器蓋平頂，直口，圓弧蓋面以八棱均分，剔刻綬帶八寶紋，口沿刻飾回字紋。器身直口，短頸，弧肩，鼓腹，脛部微束，暗圈足，內底凹，外底圜，為拼接底。自口至足以直棱均分成八個面，頸部刻如意云頭紋，腹壁上下刻飾俯仰相對的蕉葉紋，腹壁主體剔刻兩組折枝菊花和折枝荔枝，間隔以寫法不同的四個繁體“龍”字。白胎略泛灰，胎體厚重，胎質堅密，釉色青綠，質感光潔溫潤。蓋內口沿及罐身唇口、足端刮釉，其中唇口與蓋內沿的支燒點痕跡完全吻合，說明蓋子和罐身套燒，一體燒成，所以蓋子與器身的釉色高度一致，幾無色差。

此類蓋罐無疑從宋元龍泉窯中常見的荷葉蓋罐發展而來，但至明時，胎釉特征、裝飾風格及燒制工藝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妨作一簡單梳理，荷葉蓋罐最初以荷葉式蓋子為突出特征而得名，宋元時多光素無紋，或只以出筋條棱為飾，元時也見有腹壁裝飾海水龍紋者，如上海市南匯區出土，現藏于上海市文管會的“元青釉貼刻花龍鳳紋荷葉形蓋罐（通高28.6厘米）”，在腹壁貼飾行龍，蓋面貼飾翔鳳，是較少見的例子。此外，較為常見的還有一種脛部刻飾窄蓮瓣，腹壁主體刻飾花卉紋的蓋罐。這類蓋罐在燒制時間上大都被定為元代，這與荷葉蓋罐被認為是元代龍泉窯的典型品種不無關系。實際上，斷為元代缺乏可靠的依據，從大窯楓洞巖窯址出土的相關標本來看，蓮瓣紋刻花蓋罐的時代主要集中于明代早中期。結合傳世品及相關考古資料來看，明代龍泉窯仍大量生產蓋罐，多數胎體厚重，紋飾繁縟，或以纏枝花卉為主的橫式布局，或自蓋至足均分為多個裝飾面，以折枝花卉為主的縱式布局，部分罐蓋的式樣已不再作邊緣起伏的荷葉邊式，而簡化成圓邊或如本品的直口邊。

與宋元相比，明代龍泉蓋罐的最大特色是紋飾精美，修飾性強，如本品折枝花果綬帶八寶紋蓋罐即是一例杰作。該器自蓋至足，共六層紋飾，八棱而下，縱橫交織，井然有序，既有主次，亦有疏密，還有對稱呼應，頗有“規矩”。工藝上，暗刻與剔刻相結合，使圖案的主次更加分明與立體。構圖上，既以直棱形成裝飾單元，又巧妙利用直棱為蕉葉紋的葉脈，而蕉葉紋的輪廓線又構成花瓣形開光；蓋面雖亦有八棱間隔，上下端更進一步剔刻成弧形，既顯工整，又與凸棱形成新的圖案。條棱的運用既使裝飾格局井井有條，又靈活多面，形成一環套一環的巧妙布局。

歷史地看，刻花是龍泉窯青瓷的傳統裝飾手法之一，北宋時期的刻劃花裝飾曾經盛極一時，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堿釉的運用和多次上釉技術的掌握，龍泉窯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轉向以釉色取勝。其實釉色的玉質感固然是世之所好，但釉層一加厚，原先的刻劃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蓋。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貼花、模印等凌駕于釉色之上的裝飾手法。明初龍泉官窯器則恢復刻花傳統，以深邃的刻花來對抗厚釉，從而使刻花裝飾工藝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但官窯器的刻花不僅耗時耗工，成品率也很低，從我們處州青瓷博物館征集到的大量龍泉官窯標本來看，燒成后刻花變模糊的不在少數，也只有官窯器才能如此不計工本。相比之下，如本品蓋罐的剔刻法可以說是明早期官器刻花的進一步發展，其具體燒制時代主要是明代中期，此從大窯楓洞巖窯址明代中期地層出土的相關標本中可得印證。剔刻法紋飾輪廓清晰，線條有力，具有淺浮雕般的修飾效果，尤其契合胎體厚重，器型碩大的一類器物。而如本品的八棱式構思布局則主要也是便于剔刻法的運用。類似紋樣裝飾風格除蓋罐之外，還見于同時期的執壺、梅瓶、石榴尊等。

明龍泉窯青瓷八角酒會壺

類似本品蓋罐的傳世品非常少見，其中較為接近的一例是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珍藏的“明龍泉窯青瓷八角有蓋壺（酒會壺，通高41厘米，）”。此外，這類蓋罐見有“美酒清香”四字飾于腹壁者，可知其用途為酒器，以其容量，造型風格而言，或即為“酒海”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