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明代龍泉窯花器系日本回流藏品，尺寸不大，高僅15公分，造型十分罕見，淺盤口，束頸，圓腹，寰底，肩部等距附花片式穿孔三系，腹壁暗刻纏枝菊紋，里外滿釉，芒口覆燒，釉色青翠瑩潤，精光內蘊。日人專為此器配制了木架座，以銅鏈懸掛，怡然清供妙品。

      筆者十分認同日本藏家對該器的理解——吊式花器，而其具體名稱應該即是明人筆下的“花囊”。花囊最初指香囊一類，窯器花囊則是插花專用的一種器皿，但現今明確為花囊的瓷器主要是清代之物，可資參照之器有臺北故宮博物院“清雍正豆青三系花囊（高13.2、口徑7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清乾隆仿汝釉花囊（高13、口徑5.8cm）”等清宮舊藏珍品。這兩例花囊器式有明顯的相承關系，均為侈口，束頸，扁鼓腹，前者肩部附三系，圈足，后者為雙系，三乳足。從實物的對照來看，本文所述明龍泉窯吊式花器造型與這兩件清宮舊藏花囊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肩部附系的設計頗顯共性特質。另，這類清官器花囊造型有些地方也稱為魚簍尊。筆者認為，雍乾魚簍尊一般尺寸較大，且器壁多刻意裝飾仿竹篾編織的紋路，以惟妙惟肖摹現魚簍之意趣，與上述魚簍形花囊是存在根本性區別的，尤其“乾隆仿汝釉花囊”飾有乳丁紋，此種常見于古銅器古玉器上的紋飾若加諸鄉野竹器魚簍豈不大謬矣。

清雍正豆青三系花囊

      再看文獻方面的相關記述。花囊雖古已有之，但正式見諸文字的似始于明人，最為詳要的一則是明高濂《遵生八箋》“論定窯條”的描述：“更有坐墩式雅花囊，圓腹口坦如橐盤，中孔徑二寸許，用插多花。”明制度量單位二寸相當于今6.22厘米，這里單指孔徑，二寸許無疑要比一般的瓶口大，而坐墩式當為花囊式樣之一種。

      其二，清代官器花囊始燒于雍正朝，有按古樣而制，《清宮造辦處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有多處記載，如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太監劉希文、王太平、王長貴交來的數十件仿古釉器物中就有一件“仿冬青窯花囊”；雍正七年四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古銅花囊一件。奉旨：著照樣鏇木樣，將天盤口硬楞做軟楞，此面上開三孔，做樣呈覽后再做。欽此。于四月二十日，做得木樣一件呈覽。奉旨：此邊口再放圓些，膽開大些，交年希尭各樣釉水燒造幾件，比此樣大些的亦燒造幾件。”此條記錄被多篇文章援引作清宮舊藏三孔花插器（傳世有爐鈞釉、白釉兩種，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顏色釉》頁208，圖版187和《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圖版92）的文獻依據，以至于三孔花插造型被視為花囊之一種，且將花囊等同于花插。對于這類觀點，筆者亦不敢茍同，據《活計檔》可知，花囊口部為“有楞的盤口”，這與高濂所述的“口坦如橐盤”是一致的，而三孔花插口部封頂呈平面，明顯是有區別的。另外，雍正帝眼里的花囊，邊口要圓，膽要開大些才好，也透露出花囊造型風格上的一些特點。

清乾隆仿汝釉花囊

      其三，《紅樓夢》第四十回，賈母在大觀園宴請劉姥姥，帶著薛姨媽、劉姥姥等人在大觀園中閑逛，走到探春住的秋爽齋，其房里各種擺設中就有花囊：“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探春素喜闊朗”，房里盡是大案、大幅、大鼎、大盤、大佛手，汝窯花囊也是斗大的規格，設花囊而非花瓶即因花囊大氣，“用插多花”。從此處的文字描述來推斷，探春房里的花囊也不可能是囊口封閉，上開多個圓孔的花插，否則，“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無法想象插在一個個孔里。

      對照這三則有關花囊的描述，此件龍泉花囊，正是“圓腹口坦如橐盤”，且盤口起楞，以之插滿滿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篤定相宜。口大，腹大，適用于插多花，這是花囊的特征，比之花瓶的高挑，花囊相對低矮，這是花囊的風格。無論實物、文獻，此件龍泉窯花器均吻合花囊特征風格，唯一的特殊處是其寰底吊式設計。懸掛式花器五代時即有，結合一些圖錄資料及實物來看，有竹筒、竹籃、柳籃、吊舟、壺、瓶等各種類，明清時尤其流行，如今日故宮內養心殿東暖閣慈禧太后寶座前所設的一對挑桿花籃即頗能說明一時之風氣（參閱孟暉《雍正的花香》，《紫禁城》2008年第五期）。有些吊式器更為專門的賞玩件，如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水晶帶鏈花籃”、“象牙雕鏤花籃”等，都是材質高級，制作精細的珍玩。相比于普通立式花器，吊式花器往往更為別致講究，傳世數量稀少，若此件龍泉窯花囊更是筆者收藏龍泉窯青瓷三十多年來，首次見到之器，當時或為名流雅士定制之作亦未可知。

      此外，前文說到花囊最初指香囊香袋一類，明清時的花囊還鏤空用來盛鮮花盛香袋，這與插花的花囊明顯是兩類不同的器物。但筆者認為，這兩者間或存在關聯，插花器花囊的造型淵源很可能即是歷史更為悠久的盛香草香藥的香囊。如本文明龍泉窯吊式花囊，其造型樣式跟民間傳統的荷包香囊頗為神似，而肩設穿孔的三系耳，或為香囊系繩的一種蛻變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