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之后，御窯廠青花制作昌盛，并開發研制出斗彩及其他各類色釉瓷，統治者日常飲食所用多為青花或斗彩等制品。白瓷制作主要為滿足祭祀需要。特別是《大明會典》記載：“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圓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行江西饒州府如式燒解。”說明后來白瓷曾被統治者指定為祭祀月壇專用制品。白瓷的制作量與使用范疇，在明代皇家變得日益有限。
清官窯白瓷
清初，隨著康熙帝逐漸穩定了全國政權，御窯廠體制也開始逐漸恢復，并進入正軌。這時，白瓷的主要功能與以往相比沒有太大變化，仍然著重于祭祀、賞賚、日常使用幾方面。隨著宮廷審美觀的不斷提高，觀賞瓷越來越盛行，景德鎮御窯廠開始集中精力提高器物的實用性與觀賞性，使得觀賞性與實用性緊密結合的新穎白瓷制品大量問世。
雍正時期，彩瓷制作工藝不斷發展，白瓷在官窯中越來越不平常。為體現本朝制作風格，御窯廠瓷設計者只能在造型上不斷創新，突出新意。唐英等優秀督陶官的涌現，使得雍正單色釉再次異軍突起，出現更多新造型。
清宮檔案記載：“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海望奉上諭：將霽紅、霽青、黃色、白色高足靶碗每樣燒造些。厚的亦燒造些，以備賞蒙古王用。年希堯家人鄭天賜交景德鎮御窯廠燒造辦理。”說明當時對賞賚等瓷依然有一定需求。
與以往歷史時期相比，雍正時景德鎮御窯廠又多了一種白瓷制作，即宮內造辦處琺瑯作燒制琺瑯彩瓷所用的白瓷(又稱“填白釉”“填白瓷”)。這類制品在以往檔案中經常提到，如：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初十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日司庫常保持出五彩花瓷果托一件，說殿監副侍李英傳旨，著傳與年希堯，照樣將填白釉果托燒造些送來，令造辦處將黃色畫琺瑯燒些。欽此。”(《琺瑯作》)八月初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日司庫常保，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滄洲傳旨，著將二十四日交出白地畫紅龍大玉壺春瓶照樣鏇木樣，交與年希堯燒填白釉幾件。欽此。”(本日交內務府總管年希堯家人鄭天錫持去，訖。)(《記事雜錄》)
嚴格地說，宮內造辦處琺瑯作所用白瓷只是半成品，最終要燒制成為琺瑯彩瓷。雍正時期御窯廠制作白瓷的水平相當成熟，可以根據調節釉內成分的方法燒制不同特點的白瓷，如仿明初甜白釉瓷，仿宋代定窯白瓷等。這些高質量白瓷都可以證明清代御窯廠對傳統白瓷的推崇以及制作技術的高超。
清宮檔案記載：“雍正六年秋八月，怡親王宣圣命，唐英著內務府員外郎銜，駐景德鎮御窯廠，佐理陶務，充駐廠協理官。”截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景德鎮官窯制作主要由唐英主持，因此這期間的白釉發展基本屬于同一階段，其白瓷制作變化主要是唐英在造型方面嘔心瀝血，推陳出新。期間，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時期出現了白釉玲瓏瓷。乾隆之后，御窯廠制瓷較少出新。
明清官窯白瓷的裝飾
白瓷色澤相對單一，裝飾手法不太復雜。從現有明清官窯白瓷制品看，該類器物的主要裝飾方式可以分為貼金與描金、印刻花以及鏤空等方式。
景德鎮珠山御窯廠出土了明初貼金白釉瓷，該裝飾手法在當時的青花、單色釉器物上也曾出現過。只是因為金箔不太牢固，容易脫落，所以類似的貼金箔制品數量有限。到了清初康熙時期，金飾方式出現改進，御窯廠開始使用膠類與金粉調和，再用毛筆描繪的裝飾手法局部裝飾白瓷，于是出現描金白瓷。
刻印花的裝飾手法流行于北宋定窯、耀州窯，在明清白瓷中也被大量使用，大致分陰刻、陽刻兩大類。從明清官窯的白瓷制作看，刻印花裝飾手法是它們的主要裝飾方式，使用時期最長，制品最多。
乾隆時期，白瓷出現了鏤空制品。這種題材相對有些新意，只是制作難度較大，需要先在器體表面繪畫圖案，再將局部鏤空，上白釉燒制，所以產品數量較少。
宣德朝御窯廠曾經制作過一種祭祀用壇中供器——白釉“壇”字碗。該器碗心內落“宣德年制”雙圈四字青花年款，器口沿內外以及足底處各有兩條青花圈線，由于碗底足內書寫青花雙圈“壇”字，所以被稱為“壇”字碗。從裝飾角度看，該碗介于青花與白瓷之間，因為它的用途、裝飾都十分特殊。
明清官窯白瓷的主要用途
在漢民族文化中，白色與死亡、喪事相聯系，所以，白瓷是明清統治者指定的祭祖色釉瓷。例如明初宣宗時期的奉先殿白瓷祭器，太宗、仁宗皇帝幾筵白瓷祭器，以及嘉靖之后的祭祀月壇所用白瓷祭器。因此，白瓷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莊重、肅穆。
白色亦象征純潔、神圣、和平，因此對于海外諸藩、使臣以及國內皇親功臣，白瓷經常被作為明清時期的貿易、賞賚瓷使用。
由于釉色明快，便于清潔，所以白瓷適合作為宮內日常飲食器、觀賞器。與其他單色釉瓷相比，明清御窯廠尤其重視白瓷制作。這不僅與宋代定窯大量制作應用白瓷對后世所造成的歷史影響有關，還與漢族人重視祭祀天地、祖先的傳統有關。因此，明清統治者對待白瓷的情結相當復雜，既有對純潔、和平的向往之情，也蘊藏著對天地日月的敬畏之心，更飽含了對先祖的無比懷念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