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玩市場上，筆者常常聽到這樣的感慨，即“商家不如藏家，藏家不如玩家”的說法。以商家為例，盡管商家能經常覓到可遇不可求的古玩珍品，但是商家往往圖眼前蠅頭小利，見利就轉手賣出去了。
藏家就不同了，他們的收藏一般以自己的興趣愛好為主，一旦吃進心儀的藏品，不會因蠅頭小利而轉讓，即使暫時的套牢也是心甘情愿。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榮寶齋、朵云軒及文物商店、古籍書店、古玩商店，他們經營的大多是民國以前的舊字畫，價格非常低，像民國時期價格最高的張大千作品，那時只有數十元一幅，大幅精品在百元左右，精品之作《滄浪漁笛》建國初期賣價只有100元（此作在2002年蘇富比拍賣會上獲價552.79萬港元），吳昌碩的畫30—50元，金農書法對聯60—80元，任伯年花鳥扇2—5元之間，蒲華墨竹作品四條屏8—15元，齊白石的作品僅數元每幅。
當時，既使是如此低的價格，也沒有引起國內百姓的興趣，只有像夏衍、鄧拓、鄧永清等少數人來欣賞把玩。那時，夏衍和鄧拓都是用稿費來購買名人字畫的，鄧永清則是六機部副部長，工資收入比一般人高一點。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局面，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政治氣候對書畫創(chuàng)作不提倡，因為這些東西不是“革命”的，在“文革”期間，名人字畫更是被列入“封資修”。
另外，當時的普通百姓生活比較拮據，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每個家庭少則2—3個小孩，多則5—6個以上。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數十元，若是收入百元以上已算是少見的高工資了，一家老小都得靠工資維持生活。因此，五六十年代如購進徐悲鴻、傅抱石、王雪濤、齊白石等名家之作，到如今就身價百倍乃至千倍、萬倍了。
也許有人會說，在封閉時期低價買進名家字畫是一種機遇，這種機遇隨著國內的改革開放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那么，現在市場上難道就沒有機會了嗎？實際上，只要藝術市場存在，就會有市場機會。前提是要有敏銳的眼光買進有潛力的作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吳冠中和范曾的作品，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去北京的時候，吳冠中的作品也只有數百元，1984年在北京榮寶齋看到范曾的四尺整張人物精品之作，掛牌價只有8000元。然而，10多年后，吳冠中和范曾的作品在市場上動輒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了，如果那時吃進吳冠中或范曾的畫并立馬轉手，也很難賺錢。
現在市場上買進字畫想轉手贏利也是十分困難的，特別是經拍賣場上運作之后，成本變得很高。因為拍賣行對買賣雙方都要收取10%的傭金，還要向提供貨源的物主收取1%的保管費和圖錄費等，這樣各種費用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香港蘇富比、佳士得收取的各種費用則更高。
所以，藝術品收藏不太適合短線操作，其價格上漲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以海派名家陸儼少的作品為例，改革開放后，國家對陸儼少的作品收購價為15元每平方尺，上世紀80年代初漲至100元每平方尺，后又升至1000元每平方尺。1990年，陸儼少的作品在海內外銷路很好，加上陸儼少本人也年事已高，難以應付大量的買畫應酬，故自列潤格，山水畫每平方尺高達1500美元，那時確實嚇退了不少人。
可是到了2000年，陸儼少的作品價格在海內外市場上大幅攀升。精品之作每平方尺漲到10萬元人民幣以上。這對收藏了陸儼少作品的藏家來說無疑是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那么，為何藏家不如玩家呢？在筆者看來，玩家往往會以藏養(yǎng)藏，這是收藏理財和豐富自己藏品的最佳途徑。其運作是用出售的藏品來賺錢，不過出售的藏品一般為自己多余或不太喜歡的，再用拋出藏品賺來的錢買自己更喜歡的藏品，如此這般有如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對廣大收藏者而言，要做到以藏養(yǎng)藏實在不容易，因為這需要極其敏銳的眼光和膽魄。像過去的許多大收藏家如龐萊臣、錢鏡塘、吳湖帆、王季遷、王世襄等，都是以藏養(yǎng)藏的高手。另據有關媒體報道，英國鐵路養(yǎng)老基金會“以藏養(yǎng)藏”也很著名。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家基金會總共投資1200萬英鎊，購買了繪畫、瓷器、古玩、稀有圖書等藝術品，到八九十年代該基金會拋出了一些藏品，獲利相當豐厚。如1989年春季，基金會將一部希伯萊文版的古老《圣經》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拍賣，得款200萬英鎊，而吃進的價格僅為17.9萬英鎊。其投資回報率之高令人咋舌。目前，我國收藏隊伍中，靠工資結余來從事收藏活動的占據了絕大多數，但這部分閑錢畢竟有限，既使靠經商和實業(yè)賺來的錢搞收藏，若是藏品只進不出，恐怕也會將錢消化得一干二凈。
因此，要想讓錢源源不斷地來，最理想的方式當推“以藏養(yǎng)藏”。若收藏中只進不出，并不利于自己做大、做全、做強。
總之，投資藝術品講究的是“長線是金，中線是銀、短線是銅。”商家由于以“短線贏利”為目的，自然不能享受到“長線”豐厚的回報，這也就應驗了“商家不如藏家”的道理。要想成為出色的玩家或收藏家，“以藏養(yǎng)藏”恐怕是最佳之路，這需要非常敏銳的收藏眼光。所以收藏者必須要提高自己的好眼力，這樣才可能在藝術品收藏上“大顯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