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漸入寒冬的溫州，溫商們所做的，是在蟄伏中等待年關，等更多的資本在年底將還貸借貸的事情做個了結，等到開春，便是溫商開始行動的時候。或許那時，你會看到一觸即發的溫州資本進入藝術市場;或許不久后，你還會在四處彌漫著經濟味道的溫州城里，看到一座座耗費巨資的藝術館拔地而起……
司機隨手往后一指，道：“看，‘眼鏡大王’(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的工廠原先就是在那。”溫州借貸危機后，這個工廠人去樓空，沒有一絲亮光，在雨天的夜晚實在看不清楚，這個出租車司機看上去十分清楚最近從機場上車的客人的興趣。“我好幾個親戚都失業了，對我其實沒什么影響，大不了少賺點錢，對有錢人的影響才大呢。”司機漫不經心地說。
前些年溫州人鐘愛的歐式建筑，在現在陰雨綿綿的天氣中顯得多少有些破敗，用親情勸阻跳樓的公益廣告難免徒增感傷。濱江路海港大廈的藝術會所里，聞名于西泠印社的溫州投資團團長金向陽慢條斯理地告訴記者：“溫州的資本市場迷茫了，一下子人心定不下來，民間借貸危機的影響會有短期停留，但它一定會帶來溫州產業結構的調整。”
這幾乎是涉足藝術市場的溫商們的統一口徑，在永遠有充足信心的溫商眼里，民間信貸危機帶來的是更多的機會。暫時的人心不安會讓民間資本慌不擇路，所以在漸入寒冬的溫州，溫商們所做的，是在蟄伏中等待年關，等更多的資本在年底將還貸借貸的事情做個了結，等到開春，便是溫商開始行動的時候。
或許那時，你會看到一觸即發的溫州資本進入藝術市場;或許不久后，你還會在四處彌漫著經濟味道的溫州城里，看到一座座耗費巨資的藝術館拔地而起……
藝術投資反受益于借貸危機
在西泠印社中國當代玉雕大師作品專場一舉拿下6件作品的時候，金向陽并沒想到他們這么做會引起社會的關注，當時金向陽帶著他的“團友們”一起回避了在場媒體。他解釋：“就是怕媒體會說我們‘炒’，溫州真的到了需要一些文化的時候了，能不能換一個字?”
金向陽的名片上，印了很多頭銜：香港錦陽珠寶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比利時DISLAND鉆石中國直銷中心的市場總監，而更多的是他的“學術頭銜”：中國寶玉石協會的常務理事、美國寶石學院的GIA珠寶鑒定師、中國玉雕藝術研究員的研究員……1994年從機關單位下海經商以后，金向陽在珠寶行業做了20來年，說到“團長”這個頭銜，他笑言：“珠寶投資需要幾個條件，一是經驗，二是鑒定或評估的資質，三是實力。他們(團友們)要看你也投資才會跟著投，(這就)需要(我)是個學者，但又不能光是個學者。”
在選擇花幾百萬裝修房子的溫州人心中，花一百萬買件藝術品放在家中原本是件完全不符合他們“經濟文化”的事情，而當溫商走出去，看到其他人家中掛著的上百萬作品也能當成一種“炫耀式消費”時，他們開始重新衡量藝術品的文化價值——當然，經濟價值仍然是前提。
觸及藝術市場的操作時，溫商們運用的同樣是在溫州最普遍的民間方式——從最初的定額資金管理(比如兩千萬的藝術品，將兩千萬份額化，分十份，找人來集資，可能不用十個人就能湊齊錢，然后再去投資這個藝術品)，到如今正在做的藝術基金(先把錢募集在一起，再去找藝術品)，金向陽一直在嘗試最適合藝術品投資的方式。對聰明的溫商來說，金融模式并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摸清這個新投資領域的特性。
金向陽的第一期基金計劃在年前募集一個億，除了會涉及珠寶外，未來還會嘗試當代、書畫、陶瓷、紫砂等等。“藝術品基金的募集我們相對會比較保守，不像PE，藝術基金池很大的話，會有壓力，因為藝術需要慢慢來，所以第一期我們會控制基金池的容量。”金向陽說，以前兩千萬的定額資金時，他們依靠的還是團結和信用，不需要欠條也用不著合同。而在組建這個一億基金時，他們已經將投資人和基金管理人的角色分開。
“跟股權投資一樣，我們是要跟投的，符合私募基金架構。”金向陽介紹說，基金由基金管理公司托管，藝術品也交給了第三方托管機構。
然而，這只9月籌建的藝術基金，第二個月便面臨著民間借貸的風波。金向陽又一次按掉了鈴聲不斷的電話，認真解釋道：“所以我們延到年后再做推廣和發布，年前民間資本還未穩定，我們希望投資人的錢來路明確且不影響基金的穩定性。這輪風波正好是這輪經濟的轉折點，很多人跑掉了，我們看到了市場一個非常大的機遇，整個溫州的產業結構要調整，政府出臺了金融改革的框架，引導資金投入到實業和文化產業來。”
借貸風波讓人意識到溫州的民間資本一直放在擔保公司，賺的是快錢，金向陽和他的團隊已經構建了一個健全的內部系統，他們在做的，便是在等待市場讓民間資本認識到什么是真正的投資，而非投機。
富春江路，幾排門可羅雀的商鋪后面，藏著一棟門庭若市的矮樓，那里是伍建群的在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從公司前臺走到董事長辦公室的，途徑的墻壁上都掛著大大小小的畫，多為畫家江衡的作品，透過每間辦公室的窗子，也能看到里面墻上都掛著畫。伍建群偌大的辦公室里，更是從墻上到地上都堆著作品，進門處的地上還鋪放著伍建群自己寫的書法。
“高利貸出事之前，我這里每天有十幾個人來，都說要投資，我讓他們等等，我的金融投資者在我這里賺了錢，讓他們投資藝術品是件很簡單的事，都是投資品，兩者是相通的，但是我拒絕高利貸的錢，做借貸的我通通不接受。”伍建群一直從事期貨交易，神態中有溫商顯著的精明。
兩年前，伍建群在上海復旦金融總裁班學習時，遇見了宗莉萍(上海巴塞藝術中心負責人)，宗給了他一份商業計劃書，這讓伍建群第一次對藝術投資有了感覺，他開始正式介入藝術市場。用伍建群的話來說，他所做的就是搭建一個資產管理的平臺。“作品交給我在上海的專業學術團隊分析，市場絕對由我自己把握。”伍建群清楚，面對這個市場，不管個人有多少資金都是不夠的，搭建一個好的平臺、讓更多的資本與藝術品對接，才是他該做的事情。
伍建群一直強調他做的都是基礎工作，“基礎工作”包括很快要在溫州建立的一千多平方米的“藝術財富中心”，及參股上海的另一家畫廊。伍建群在自己空曠的辦公室里野心勃勃地比劃著：“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將來有拍賣平臺，有畫廊，有咖啡等等，是一個完整的系統。我要做一個很大的資產管理者。”
文化需求與投資需求
對于土生土長的溫州人來說，耳邊聽聞最多的便是“投資”、“搭平臺”。只要有30%的把握就會投錢的溫州人，倘若錢放在那兒，不投資便覺得是在虧損。
一年多前，賴冠州的7號藝術中心在溫州成立，當時顯得有些尷尬，這也不奇怪，當時樓市沒有限購，股票還未多番探底，民間借貸也沒崩盤，溫州鈔票滿天飛，這樣一個藝術機構只讓一些文藝青年們興奮了一把，用7號藝術中心里年輕人的說法：“終于找到了一個在溫州可以待的地方。”
不料，不到兩年的時間，7號藝術中心變身為溫州資本所信奉的藝術市場學術平臺，賴冠州樂言：“7號不盈利，我已經做好了投入的準備，需要三到五年的培育期，真正發力是后面的事，前景不可想象。”賴冠州正式身份為溫州雅集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看上去也很符合做文化產業的形象。他同樣也在“搭平臺”，從平面藝術、建筑藝術到動漫、出版印刷、當代藝術等等，希望打造一個產業鏈。
對于外界對溫商的評論，賴冠州直言：“太痛心了，我聽到的可能比你聽到的更難聽，外面對溫州的負面評論太多了，是溫州的經濟發展掩蓋了很多底蘊的東西，我身邊很多企業家都在自費做很多推廣溫州形象的事，我就是要把溫州的形象做上去，我一直都這么說，我是站在溫州的角度在給溫州人做。”但即便是“文化浙商”，賴冠州也明白，自己畢竟是商人，為了迎合市場，他也一直在尋找溫州人需要和適合的藝術品。談及此次的借貸危機，賴冠州大笑曰：“有影響，影響就是會有更多的錢進來，會更理性，金融次序會更規范，信用體系的恢復也會很快。溫州人的自愈能力非常強。”
從7號藝術中心出來，記者巧遇藝術家施曉杰和劉沉鵬，兩位都是現居北京宋莊溫州籍藝術家，他們說：“非常高興終于看到溫商投到藝術品這塊了，不管他們以什么方式進來，至少開始進來了。”他們表示，雖然暫時還未跟溫商有合作，但對自家的資本當然會很期待。
毛曉剛，屬于溫州少見的一類人。他會在教完小朋友畫畫之余，跟你在咖啡廳大談形而上的學術問題;會在溫州堅持藝術創作;會跟你大談懷斯、談“面具”、談“精英文化”。但他也會跟你聊起溫州信貸危機，他說，那是先破后立，他強調說，溫州藝術家不應該單單被歸屬到“溫商與溫州藝術家”的狹隘命題。“溫商和溫州藝術家可以有交融，但絕不應該被描述成‘狼狽為奸’的關系。”毛曉剛理性地說。
在選擇投資標的物時，溫商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有利可圖”的藝術家，而作為團結一致的溫州人，他們又幾乎都在不同渠道、用不同方式幫助本地藝術家。而對于天生有生意頭腦的溫州籍藝術家而言，顯然自己去做生意會比作藝術家賺錢，之所以選擇藝術，終究還是因為理想。
用溫州模式做藝術投資
搭建平臺、資產管理、民間集資，是溫商介入藝術市場最普遍的模式。
對于“重義輕利”、“貴義賤利”、“以義抑利”的傳統基本思想，溫州的永嘉學派早就給予了明確的反對，他們主張的是“以義和利”，即以功利的觀點來統一仁義。“以利和義，而不以義抑利”的觀點讓“特別能創業”的溫州人早將逐利的目的抬上桌面，不能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是他們從小便熟知的理念。對大部分溫商而言，藝術品投資只占了他們投資渠道的一小部分，他們最常見的投資渠道便是參股各種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