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器物部副主任呂成龍

      呂成龍是山東人，1980年參加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第一志愿填報了當時全世界也是中國唯一一所陶瓷專業的高等院校，景德鎮陶瓷學院，被當時的工程系、現在叫材料系錄取，學習陶瓷的制造工藝。
　　“84年畢業分配的時候，當時我是我們系唯一一個夠全優條件，就是4年的功課下來平均分85分以上，還有連續3年的校級三好學生。當時畢業的時候江西教委有個規定，全優生，全國各地要人的單位你可以任選，正好那年故宮博物院跟景德鎮陶瓷學院要人，所以我就選了故宮博物院。這樣呢，就來到了故宮博物院，從事古陶瓷的陳列、保管、研究、鑒定工作。到明年就整整30個年頭了。”
　　說起以往的經歷，呂成龍話語中帶著淡淡的自豪，這種自豪有自身給予的，也有故宮給予的。故宮博物院一直是中國古陶瓷研究的中心，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第一是有豐厚的藏品，現在故宮180多萬件藏品，其中古陶瓷完整器就有35萬件左右。故宮的古陶瓷收藏建立在清宮舊藏的基礎上，加上后來各種渠道的補充、補缺。目前來講，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古代陶瓷可謂自成體系，從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古陶到現代名家陶瓷，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中國陶瓷生產八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
　　第二，在人才方面，故宮博物院歷史上造就了一大批聞名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古陶瓷方面從陳萬里先生、孫瀛洲先生到馮先銘先生、耿寶昌先生，都是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領域赫赫有名的人物。
　　“最古老的陶瓷在中國”
　　故宮濃縮了中國陶瓷延綿不斷的歷史，那陶瓷真正的歷史應追溯到何時?
　　“過去有種說法，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燒造瓷器的國家‘之一’。隨著考古的推進，這種說法不斷修正，特別是去年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調查發掘的古陶片，經過碳十四測定距今19000多年，被稱為‘最古老的陶罐’，入選了12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所以今天我們可以自豪的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燒造使用陶器的國家，不用加之一了。”
　　陶瓷的歷史從“最古老的的陶罐”展開，隨著呂成龍的講述在我們面前形成了一幅幅生動的畫面。新石器時代的古陶，西漢開始的上釉陶，商代的原始瓷，東漢的青釉、黑釉瓷，唐代的“南青北白”和長沙窯的釉下彩繪，宋遼金的“五大名窯”“八大窯系”的繁盛，元代景德鎮的異軍突起。明清成為全國制瓷中心的景德鎮，一直傳承到今天的青花、五彩、粉彩、琺瑯彩……
　　“陶瓷鑒定不是拿著放大鏡看氣泡”
　　1998年，呂成龍主持的“故宮藏傳世瓷器真贗對比及重要窯址標本展”榮獲國家文物局組織評選的98全國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說起這個展覽，當時收藏熱開始慢慢升溫，但是很多人沒有鑒別瓷器真假這方面的知識，同時也有一些地方的文博單位給故宮提建議，能不能利用故宮人才和藏品的優勢舉辦一個展覽，再辦個學習班，給大家普及一些古陶瓷鑒定方面的知識。后來就促成了這個展覽。配合展覽，還辦了4期古陶瓷鑒定的培訓班，2期是對港臺地區的。當時展覽和培訓的反響非常好，后來也因此得了文物局評選的這個獎。”
　　談到古陶瓷鑒定，呂成龍強調這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領域，鑒定者知識面要相當廣，不僅要具備一定的陶瓷工藝知識，還要對歷史知識、美學知識等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對于怎么鑒定古陶瓷，比較公認的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是造型，造型也是最重要的標準，要仿像其實很難;第二是紋飾，每個時代都有它不同的紋飾特點，不同時代出現的紋飾仿一個東西畫在上面，肯定是不對的;第三是胎釉彩，每個窯、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特點;第四是款識，款識鑒定主要是針對明清瓷器，特別是明清官窯瓷器是大量署款的，當了解了款識的內容、書法結構、字的特點，在見到仿品時就會把它鑒定出來，因為字仿像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五是制作工藝，包括它的成型工藝、底的處理、支燒工藝等等。
　　“古陶瓷鑒定并不是說你整天拿個放大鏡在那看那個氣泡，這實際上是細枝末節，沒有抓住主要的東西。鑒定這個本領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自己的親身體會是你要大量的看實物、看真品，要真正練就一個火眼金睛必須要看實物，而且最好是上手看，即使有這樣的條件，沒有十年八年的磨煉恐怕也很難談鑒定，因為這是一個需要長期實踐的過程，同時也要不斷地看書學習相關知識。”
　　“歷史上一些仿品，比如說清代仿明代、清代仿宋代。高水平的仿品也是有收藏價值的，關鍵是怎么來認識這個問題。仿古的目的不是為了仿古而仿古，仿古實際上是為了創新。任何創新一定要建立在仿古的基礎上，再融入當時的新時代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這樣造出來的東西才能成為經典，才有藝術活力。”呂成龍如是說。
　　“古陶瓷研究任重道遠”
　　2005年故宮博物院建立了古陶瓷研究中心，呂成龍任秘書長。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后建立了古陶瓷檢測研究實驗室，購買了先進的儀器，包括無損測試儀器，還有各種顯微儀器，將傳統技術與現代高科技相結合，來進行中國古陶瓷的研究。
　　“當時成立的目的主要是想解決中國陶瓷史上一些靠傳統社會科學研究手段無法解決的重大學術問題。”
　　“中國陶瓷史上目前其實存在很多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比如說宋代五大名窯中的官窯，北宋官窯是什么?開封到底有沒有設窯?汝窯的性質是什么?汝窯是不是官窯?還是和定窯一個性質，只是給宮廷燒造過一些貢瓷?”
　　北宋滅亡以后，宋室南遷，在杭州也建立了官窯，那么南宋官窯，哪個是修內司官窯?什么是修內司官窯?什么是郊壇下官窯，這兩個到底哪個是?原來清宮留下了很多定為官窯的東西，這些官窯能不能劃分?有沒有“開封窯”?哪些是南宋官窯的東西?
　　哥窯產地到現在不知道，還有它的年代是不是宋?也有人提出是元代。官鈞窯(陳設類鈞窯，也叫”數碼“鈞窯)，傳統觀點認為是北宋，上世紀初有國外學者提出，認為是金，后來又有提出是元的。這些年又有人提出是明代的。這些種種問題都需要我們借助自然科學手段來進行研究。有的問題不可能一下解決，但是我們要往前推進。”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已經開展了宋代官窯瓷器、定窯瓷器等多項研究，舉辦了展覽，召開了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圖錄。今年的研究課題是鈞窯，也要出論文集，召開學術研討會。呂成龍說，希望能借助故宮的優勢在古陶瓷領域做出一些應有的貢獻。
　　在被問及目前迫切想解決的研究問題時，呂老師微微停頓了下，神情中或許有遺憾，或許有期待。“這個可以說太多了，比如傳世哥窯的產地問題，鈞窯的年代問題(陳設類鈞窯，數碼鈞瓷)，這么大批量的東西留下來，到底是什么時候燒的。古陶瓷研究任重道遠，還有太多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肩負的使命是非常大的。”
　　在呂成龍身上看到最多的，是一種嚴謹的學者風范，以及傳播大眾的責任感。
　　談及對于大眾陶瓷收藏的建議，呂成龍表示從事收藏的時候一定要心平氣和，要有一顆平常心來對待，千萬不要頭腦發熱。不要說自己看了看書就感覺可以鑒定了，古陶瓷鑒定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不是短時間看看書就能掌握這門本領的。所以說一定要慎重，否則的話在這方面就會上當受騙，甚至造成相當大的經濟損失。收藏應該說是一種樂趣，作為陶冶自己情操的一個活動，這樣看待可能會更好一些。不要兩眼就盯在價格方面，這樣很容易頭腦沖動。
　　秘色瓷判定不靠顏色
　　“秘色”一詞最早見于唐代詩人陸龜蒙的《秘色越器》詩中，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遺杯”。但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秘色瓷還只是停留在文獻記載，到底哪個是秘色瓷也不敢確定，一直到1987年，陜西扶風縣法門寺塔唐代地宮發掘出13件越窯青瓷器，在記錄法門寺皇室供奉器物的物帳上，這批瓷器記載為“瓷秘色”，秘色瓷的真容才展露在世人面前。
　　為什么叫“秘色瓷”，這個“秘”字是很值得研究的。它的本意是艾青色，后來被引申“玄奧，玄秘”。因為秘色瓷一般都只用于供奉，一般人是見不到的。通俗的說，秘色瓷是越窯燒造的最高級的一種用來供奉的、進貢的青瓷。它的判定主要從質量上劃分，不能從顏色上，它的顏色不一定都是青色的。秘色瓷的造型一般都是仿金銀器，很輕巧，很優美，做工一絲不茍。
　　柴窯歸屬日漸明朗
　　柴窯問題是中國古陶瓷研究中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有關柴窯的文獻記載，主要是從明代晚期才比較多。最早記載見于明代洪武年間曹昭《格古要論》：“柴窯出北地”。過去有一種說法，北宋歐陽修《歸田錄》最早提到柴窯，實際上這是一種張冠李戴。經文獻查證是清代康熙時期著名學者高士奇撰《歸田集》中提到過柴窯。
　　實際上長期以來對于柴窯問題一直是說不清楚，很多人看到的東西以為是柴窯的，實際上不是。包括乾隆皇帝把明顯是金元時期的鈞窯的枕頭，他認為是柴窯的。后來還衍生出很多說法，比如說柴窯是越窯的秘色瓷，有的說柴窯產地在河南鄭州，有的說柴窯是五代的耀州窯。
　　根據著名陶瓷專家禚振西在《柴窯探微》中的研究，“北地”是郡名，耀州在歷史上確屬北地郡，歷史文獻及《耀州志》有詳述，很多碑刻及史書中都稱耀州地區為“北地”。明代張應文在《清秘藏》中對柴窯的著名描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而通過對比五代耀州窯天青釉精品瓷器與文獻記載中的柴窯論述，也可以發現其相符之處。目前來講，五代耀州窯的青瓷是最接近文獻記載中的柴窯的特點的。當然，柴窯問題的最終解決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呂成龍，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器物部副主任、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古陶瓷學會常務理事、文化部青年聯合會常委;主持過故宮博物院陶瓷館、“延安古代珍貴文物展”、“孫瀛洲捐獻陶瓷展”、赴日本“故宮博物院名寶展”等大型陳列展覽，其中“故宮藏傳世瓷器真贗對比及重要窯址標本展”榮獲國家文物局組織評選的98全國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著有《中國古代顏色釉瓷器》、《中國古陶瓷款識》、《文物名家大講堂——明清官窯瓷器》等；曾先后多次榮獲由故宮博物院、國家文物局、文化部組織評選的“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優秀工會積極分子”等稱號，2006年榮獲“文化部優秀專家”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