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備受關注的首例古玩城購買古玩引發的刑事案件，在延安市寶塔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大成律師事務所錢衛清律師、吳煒鵬律師等四名律師作為辯護人出庭為三名被告人做無罪辯護。該案起源于去年6月，當時寧夏的三位收藏愛好者在甘肅西峰市圣鼎國際古玩城等地購買了一些古玩后駕車前往延安，途中過高速路收費站接受例行檢查時，檢查人員發現幾件古玩誤以為是文物。此后三人以涉嫌倒賣文物罪為由被拘留、逮捕、提起公訴。作為兩高《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公布后國內首例收藏家倒賣文物案，這起案件在全國八千萬收藏家群體中引起廣泛關注，一些當地收藏家、被告人家屬與公安干警在旁聽席上共同見證了本次庭審。

一、古玩城購物引發倒賣文物刑事案件

延安市寶塔區人民檢察院指派的公訴人稱，2015年6月13日，為了牟利經事先預謀，被告人李某某、魏某某、馮某某乘坐他人駕駛的車輛從寧夏出發，分別沿路在甘肅省慶陽市、寧縣等地的古玩城及古玩城外的地攤上低價收購文物，李某某購買的玉璜1件、石印善本書2套、銅押印2枚、魏某某收購的銅押印2枚、馮某某收購的玉飾1塊，經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鑒定為國家三級文物。三人以牟利為目的，倒賣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情節嚴重，已觸犯《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條，應以倒賣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然而，庭審中三名被告人均不認罪，四名辯護律師一致做無罪辯護。控辯雙方圍繞鑒定結論是否有效、三名被告人是否具有牟利目的、購買的物品是否屬于國家禁止買賣的文物等焦點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庭審從下午兩點半一直持續到晚上九點。期間，辯護人從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證明力、公訴人的邏輯、法律的理解與適用、目前我國收藏界的實際情況、三名被告人行為的本質等角度，對公訴人的觀點一一進行了駁斥，指出三名被告人購買古玩屬于合法、正當的收藏行為，不構成犯罪。庭審現場高潮迭起，在公訴人、合議庭成員、旁聽的收藏家、被告人家屬與公安干警中引起很大震動。

二、無罪辯護理由

辯護人指出，首先本案中延安市文物鑒定研究所出具的《延安市文物司法鑒定結論書》無效，不能作為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據。延安市文物研究所不是司法鑒定機構，沒有《司法鑒定許可證》，具體進行鑒定的三人沒有《司法鑒定人執業證》，同時該研究所也不是國家文物局根據兩高司法解釋指定的有權對案涉文物鑒定出具報告的13家機構之一，該研究所并沒有資質在本案中進行文物鑒定。

其次，三名被告人主觀上并不具有牟利的故意。公訴人并未提供任何客觀證據證明三名被告人有想要將收購的物品出賣的故意。三名被告人作為收藏愛好者、寧夏收藏協會會員，只是出于愛好各自購買了幾件心儀的古玩，并沒有任何尋找買家、發送圖片、商談價格、包裝等為出售做準備的行為。同時，李某某在此前的詢問與訊問筆錄中始終堅持稱購買4件物品是為了自己收藏，魏某某、馮某某在各自的第一次筆錄中也均稱是為了自己收藏，后來因為偵查人員的威逼利誘才作了違背自己真實意思的表述。庭審中，三名被告人均明確表示購買的目的是為了自己收藏，不是倒賣牟利。

最后，三名被告人購買的物品并不是國家禁止買賣的文物。根據《文物保護法》第五十條，公民可以收藏通過多種方式取得的文物，公民個人合法所有的文物可以依法轉讓、流通。只有《文物保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的幾類文物才屬于國家禁止買賣的文物，包括：國有文物（國家允許的除外）、非國有館藏珍貴文物、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中的壁畫、雕塑、建筑構件等、來源不符合該法第五十條規定的文物。本案中，公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以證明三名被告人購買的物品屬于禁止買賣的文物中的任何一類。事實上，這些物品既不是盜墓或者走私所得，也不是館藏文物，而是在政府許可開辦的古玩城、古玩店購買的，而且司法機關并沒有就賣方將幾件物品出售給三名被告人的行為追究賣方的刑事責任，應推定這些物品系賣方合法所有并依法轉讓給三名被告人，無論其是否屬于文物，都不會構成“國家禁止買賣的文物”，倒賣犯罪的對象根本不存在。

三、庭審中值得格外引起重視的幾個細節

1.當地司法機關對民間收藏家采取有罪推定。

本次庭審反映出公訴人、法官、人民陪審員對于文物基本知識缺乏必要的了解，對于相關法律，尤其是《文物保護法》第50條、第51條及兩高司法解釋的規定非常陌生，不知道文物行政部門的常規文物認定與刑事案件涉及文物的司法鑒定之間的區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地司法機關存一個根本的誤區，認為凡是文物都不能買賣、普通老百姓沒有資格收藏文物，將以牟利為目的、倒賣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情節嚴重這些倒賣文物罪的構成要件，簡化成了“購買文物”四個字。因而，庭審中公訴人反復質問被告人什么是古玩、被告人有沒有取得收藏和買賣文物的許可、被告人收入多少、經濟條件不好怎么還能去搞收藏？

本案中，司法機關實際對民間收藏家采取了有罪推定，以至于辯護人指出公訴人未就被告人購買的物品屬于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進行舉證后，公訴人竟回應稱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無需舉證證明。按照公訴人的邏輯，只要購買了文物就會構成倒賣文物罪，全國八千萬收藏家，在全國一千多個古玩市場上每天都在發生的購買古玩的行為，隨時面臨著因倒賣文物的罪名遭到查處的風險，這顯然是不符合法律規定與現實國情的。

2.被“鑒定”為三級文物的7件物品并未作為證據出現在庭審中。
被“鑒定”為三級文物的7件物品本應成為本案中最重要的物證，然而，雖然辯護人在開庭前與庭審中反復要求，7件物品的實物仍未出現在庭審中。公訴人提供的證據中不但不包括7件物品的實物，而且連7件物品的清晰照片都沒有。同時，延安市文物鑒定研究所出具的所謂司法鑒定結論書中，也沒有對于鑒定材料基本情況、技術標準和技術規范、鑒定過程的任何分析、說明，甚至連7件物品的照片都沒有，鑒定程序嚴重違反《司法鑒定程序通則》，明顯缺乏必要的嚴謹、科學、客觀、中立。種種跡象表明，公訴人有意回避出示實物及照片，不敢將其置于陽光下。

3.公訴人藐視法庭、公然威脅被告人及其家屬，被辯護人及時制止。

庭審中，辯護人出示了由寧夏收藏家協會向三名被告人頒發的會員證作為證據，以證明三人是收藏愛好者。令人震驚的是，對于寧夏收藏協會合法頒發的會員證，公訴人不依法慎重質證，反而武斷地稱其為偽造的證據，甚至在法庭上直接把會員證交給旁聽的公安干警，要求公安查處被告人及其家屬偽造證據犯罪。對此，錢衛清律師當庭提出嚴重抗議，指出公訴人系藐視法庭，對提供證據的被告人及其親屬當眾威脅，與公訴人的身份極不相稱。在辯護人的抗議下，法庭立即制止了公訴人的不當行為，責令公訴人當場將會員證返還。

4.同步視頻拆穿虛構訊問筆錄內容

公訴人作為證據提交的李某某的訊問筆錄中有幾句關于李某某以前賣過一些文物、賣了幾千元的問答，庭審中李某某稱其并沒有這樣回答，在公安人員刑訊逼供下才違背自己真實意思簽署了筆錄。吳煒鵬律師當庭要求播放訊問過程的同步錄音錄像視頻進行核實。令人震驚的是，視頻中并沒有這樣一段對話，筆錄中的這段問答系不顧真實訊問內容強行添加的虛構內容。

四、本案帶來的思考

實際上，三位普通收藏家從古玩城購買古玩這樣一起簡單的事件，在尊重事實、嚴格根據證據與法律進行判斷的條件下，應當很容易形成三人的行為并不構成犯罪的基本判斷。然而，延安當地基層公安、檢察機關不深入學習兩高司法解釋、《刑法》、《文物保護法》關于倒賣文物罪的規定，不了解當今我國民間收藏的實際情況，反而預設“普通人不能購買文物、買了就是犯罪”的錯誤觀念，沿用計劃經濟時代的落后思維與執法理念，想當然地對收藏家采取有罪推定，強行將國家保護和鼓勵的合法的民間收藏、公民自發保護文物的行為當作刑事犯罪處理，在偵查及庭審過程中反復對被告人進行誘供、逼供、嘲諷、譏笑，不尊重被告人的人格、不保障其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甚至公然威脅被告人及其家屬。可見，當地一些基層司法人員內心已先入為主地將三名被告人認定為罪犯，誤認為自己是在維護公平正義，殊不知其實際是在濫用公權力亂作為，給我國的法治進程抹黑，給文物保護事業添堵。

兩高司法解釋自去年底公布以來，在全國八千萬收藏家之間引發了普遍的擔憂。長期致力于為收藏家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的大成律師事務所錢衛清律師團隊，第一時間對相關法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撰寫了系列文章，對于相關法律條文的理解與適用進行了解讀。此次寧夏幾位收藏家的遭遇具有很強的典型性，集中反映了外界乃至一些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對民間收藏家的種種誤解。在李克強總理提出鼓勵民間文物合法收藏的當下，如果司法機關錯誤地適用法律、對民間收藏家采取有罪推定，無疑將會給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文博產業的發展與文脈傳承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這起案件，關乎的已遠遠不僅是三名被告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