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相信“盛世收藏”的鬼話，那只是富人們的游戲，是禍害窮人的精神鴉片。歷來的大收藏家多半是“亂世英雄”，民國時期的張伯駒、文革時期的馬未都，就是人盡皆知的事例。都說文人禍國，編造此等鬼話又何止一處?有如“盛世修史”，誰讀過盛世“修”出來的真實史籍?強說“真史”，頂多只不過是一部明星們騷首弄姿的“寫真集”罷了。

　　盡管偉大的數理家阿基米德遺憾地沒把最后一個圓圈畫在黃河文明地，盡管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標志物計算機也與我們的珠算革命失之交臂，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在算術上低能。恰恰相反，數字代表了我們這個國度的生存智慧，甚至成為每一個公民在不同時代的榮辱標尺。

　　千百年來，擁有田地、房屋等財富的數字大小，決定著中國人的生存地位，富者為貴做主子，貧者為賤當奴才;

　　新中國建立之初，決定人們生存命運的數字發生第一次反向運動——擁有財富的數字越大越反動，城市里的資本家、富商，農村里的富農、地主，均淪落為新中國的專政對象。反之，誰最窮誰最革命，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里的貧下中農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翻身當了新中國的主人;

　　幾十年后，財富數字的政治含義再一次被逆向顛覆——“誰富誰光榮，誰窮誰狗熊”!萬元戶、億元戶，直至福布斯財富榜上的中國富豪，成為中國社會的新貴，他們用手里的錢承包了地位和榮耀，讓那些世世代代渴望“均貧富”的農民與城市無業者眼睛里滴血、心里著火，不得不盲目地攀權比富。因為只要有了錢就可以光宗耀祖，只要有了錢就能夠過上城里人一樣奢華的生活。為此，身無分文的農村無產者們為了讓兒子風風光光地娶門好媳婦傳宗接代，為了使自己的房屋層高不輸鄰家的風水，為了成為光榮的“萬元戶”，只有棄義圖財，舍命一搏去從事各種冒險活動，管它黑貓白貓，什么行當來錢快就義無反顧地去干什么。

　　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立的中國拍賣公司，為中國千千萬萬致富無門的普羅大眾打開了一扇暴利之窗。成交價一浪高過一浪的文物交易，鼓舞著城里人爭先恐后地四出淘寶。由此，一輪空前曠世的全民收藏熱迅速在城鄉蔓延，給一些溫飽堪憂的農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為了滿足城里人沒完沒了的淘寶熱，也為了滿足自己發家致富的欲望，一些人不惜掘墳盜墓、制假賣假，從祖宗的墳墓里或玩弄城里人的智能游戲中，去攫取改變命運的第一桶金。只要沒進班房，他們為此付出的成本幾乎為零。不幸的是，他們用零成本去與城市收藏者博弈，但卻真真切切地讓中國社會整體去為之買單。下面一組數字可以佐證：

　　近30年，中國境內集結了收藏大軍8000余萬(中國收藏家協會估計有1億收藏者)盜墓大軍約10萬人眾(社科院學者觀點，《今日美國報》刊載。官方指出此數據不實，偏多。民間說此數據不全面，偏少);

　　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約4億件以上(按8000萬收藏者為基數，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計算。在記者的調查對象當中，個人收藏的此類文物遠遠超出此數。典型案例讀者可以參考本書第一、第七章相關內容);

　　近30年，被盜掘、基建私分古墓約200萬座以上(筆者根據民間收藏數字保守推算;2005年國家文物局公布被盜古墓20萬座;民間普遍認為：遠遠不止;考古工作者則強調：“十墓九空”);

　　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約6，000萬件左右(按照海關5%抽查扣留數和海關人員“查一漏十”的說法計算。官方數據不詳，民間普遍認為上億);

　　近30年，流散民間的文物數量約為全國(國營)博物館藏品總數的33倍。走私出境的文物數量約為40座北京故宮的館藏。

　　時至今日，中國境內文物市場整體違法，占人口總數0.5%以上的中國公民涉嫌非法文物交易罪或商業欺詐罪(全國現有各類古玩市場3000多處，商鋪近100萬家，從事文物走私、制假、販賣活動的人數約200萬以上。記者調查證實：絕大部分市場的經營項目除開贗品就是“三盜”文物，交易雙方均觸犯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制假賣假者觸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這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后面，還隱藏有什么社會隱情嗎?我們不妨繼續探尋。

　　這一輪斂古搏富的全民收藏運動，到底讓誰發財了、致富了?

　　我曾向許多專家學者請教過這個問題。他們不約而同地告訴我：“農民發財致富了，用自仿的假文物去實現對富人們的財富再分配!”

　　那部分以身試法的農民們果真致富了嗎?我調查發現，除極少數動手早、運氣好的人掙了大票子，成為農村新貴之外，一些靠盜墓、制假為生而又沒有后臺保護傘的農民，有的被判刑入獄，一點可憐的家產也被罰沒。有的就算僥幸逃脫法律制裁，頂多也就填飽了肚子、蓋了間房子、生了個兒子，而這些本來就該屬于他們的基本生存權，還是建立在千千萬萬普通收藏者上當受騙、傾家蕩產的痛苦之上。

　　那么，這幾十年收藏市場上的巨額資金究竟流進了誰的口袋里呢?這一輪起勢于改革初期的全民收藏運動，的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團，最具代表性的有兩類人：一類是擁有足夠金融資本的文物藝術品投機商，為顯性富人;另一類是貪官污吏，為隱性富人。這兩類人躉藏的物品無論真假，也無論出處，都可以成為他們欺行霸市、賺取暴利的籌碼。因為他們借助用金錢或權力建立起來的“絕對威望”，壟斷了文物、藝術品價值和價格上的話語權，只需將自己的藏品進行二次包裝后送上大拍賣場，便能夠創造出農民們想都不敢想的巨額暴利——農民們幾百、幾千元錢賣給他們的真假文物，到了他們手里，便可以拍出幾十、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天價——這，就是至高無上的資本與權力的力量!

　　全民收藏究竟給我們這個轉型社會帶來了什么?

　　從物質層面上看，持續近30年的全民收藏運動，是一場招搖文化反文化、披掛傳統反傳統的“金錢秀”，它直接導致了我國的文物資源危機。前幾天，故宮博物院著名文物專家耿寶昌先生跟我交談時說：“億民炒古玩，歷史文物全玩完!”雖是一句玩笑話，卻道出了全民收藏的“盛況”實景。由于游戲參與者的貪婪，我們幾千年存留下來的地下文化寶藏被盜掘殆盡，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間人士收藏，但由于黑市流通頻繁、原始信息丟失，導致這些文物真假莫辨、無據可考，幾乎全部變成時代不清、背景模糊、失去根系的純工藝品，喪失了應有的歷史研究價值。許多珍貴文物甚至在交易過程中破損毀壞，帶著它們豐富的歷史信息與可供人類解讀自身的密碼，永遠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之中。

　　從精神層面上看，經過這幾十年的瞎折騰，中國人好古藏古的傳統文化志趣和收藏品味，已被現代文物投機者的滿身“銅臭氣”嚴重浸淫，收藏活動早已成為一種純粹的投資項目，伴之而來的知法犯法、投機詐騙盛行于市，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