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從文化層面上看，全民收藏運動從一開始就偏離了文化軌道。

　　溯本清源，中國人的收藏習慣始于新石器時期，向下延續數千年之久，主要經歷過神(巫)權文化、王權文化、士大夫文化、儒雅文化四個收藏階段。

　　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一些疑似巫師或部落首領的墓穴里，呈放著許多死者生前喜愛的陪葬品，如紅山、良渚、龍山、齊家等文化時期的玉器，大地灣、仰韶、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器。那些精美的藏品從造型到紋飾，無不體現出擁有者對天地神靈的崇拜與敬仰，我們至今還能通過那些神器感悟到我們原始先祖們莊嚴的文化志趣;

　　從商周奴隸主與秦漢帝王將相的墓穴里出土的青銅器、玉器，則讓我們在天地人神等文化傳承物之外，又看到了一種新出現的封建等級文化的影子——陪葬品的種類、器型、大小、紋飾、數量，等等，成為當朝收藏者權力爵位的象征，也給后世收藏者留下思辨歷史的無限空間;

　　從宋代開始，隨著出版物和書院的增多，文化普及面增寬，文人墨客大量涌現，故六朝字畫、當代名人墨寶以及文房用具，皆成為士大夫和其他儒雅之士競相追逐的收藏品，此風一直延續到清代，尤其是乾隆時期至甚，可謂是數代風流收藏事，皆為修性兼養身!

　　到了晚清、民國，雖說世道不濟、民不聊生，一些達官貴族和破落大戶人家會變賣一些家傳藏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零星出現少量古董市場和專業古董商，但收藏者依舊還是一些視古如命的高端文化人群。有些文人志士縱使家道衰敗、衣食堪憂，仍舊守身如玉，賣衣賣房不賣古董，足見藏者情操與志向之高尚。龐元濟、吳湖帆、張伯駒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盡管以上各個時期的人們對于收藏品的文化認同和審美志趣不盡相似，但有一點卻是共通的，即收藏者都保持著某種精神層面上的追求，即便新石器時期的始祖也是如此。唯獨這一次全民收藏運動，自始至終都是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之上，以至于在近億人的古玩市場上，幾乎只見得到上家與下家，找不著幾個真正的收藏家。

　　是誰忽悠了億萬收藏大眾?

　　2010年，在各大拍賣公司秋拍火爆收官，眾多媒體大呼小叫“中國藝術品拍賣進入億元時代”之時，筆者卻于料峭寒風中聽到了另外一個龐大的人群發出沉重的喘息聲——《中國民間收藏者橫店宣言》、《中國民間收藏者北京宣言》相繼高調發布——此前作為文物藝術品市場主體存在的億萬收藏大眾，從財富春秋大夢中醒來后無奈地發現：自己已被手握金融資本的富豪們一腳踢出主流藝術品市場之外，幾十年耗盡心血收集的藏品，變成一堆堆真假莫辨的燙手山芋，從牙縫里擠出來的全部投資盡然血本無歸!于是，他們憤怒了，開始以各種極端的方式發泄自己的不滿與絕望，或遷怒于文物專家，罵他們是“磚家”、“騙子”，識不得自家的古珍國寶!或遷怒于政府，譴責有關當局是“大忽悠”，只開放文物市場，卻從來沒有真正授予收藏者文物收藏權與交易權!

　　由此可見，所謂“藏寶于民”，無論對官方還是民間收藏者而言，都是一面自欺欺人的空鏡子。對民方，你說你家藏百寶，那是自作多情，誰承認?專家說你那些國寶全是贗品!你給自己帶上“為國藏寶”的高帽子，《文物法》只能授予你“非法收藏”的光榮稱號。殘酷吧?不要說合理不合理，這就是現實!對官方來說，你開放文物市場卻無能管理，你贊成“藏寶于民”卻無法辨偽存真，你放任全民收藏卻不能讓他們的藏品合法化，能不挨罵?能不馱埋怨?

　　究竟誰是騙子?誰是大忽悠?當然不是賣文物仿品的農民，更不是千千萬萬血本無歸的普通收藏者。從“誰最窮誰革命”到“誰先富誰光榮”，一次次“數字革命”讓中國老百姓的命運成為社會輪盤上的骰子，隨著執盤者的意志起落沉浮。特別在文化落后、教育資源匱缺的廣大農村，讓溫飽存憂的農民去領會“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當貧賤則貧賤”(朱熹《論語集注大全》)的圣人古訓，顯然多半是矯情。再說，又有誰真正在乎他們是否能用某種明晰的文化意識去掌控自己的行為與命運呢?

　　有人說，假若中國沒有出現拍賣公司，也許就不會有后面發生的事;也有人說，即便有拍賣公司出現，沒有大面積無序開放古玩市場，也不會發展到全民收藏;還有人說，即便開放了古董市場，假若始終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加強市場管理，也不會導致今天這種覆水難收的尷尬局面。我們還可以繼續想象出更多的假若，但是通通于事無補。

　　歷史是什么?是一場誰也無法更改與訂正的時空游戲。一如今天的你我，即便身著西裝、手持Iphone穿越遠古，照樣只能去茹毛飲血、搖尾傳情。即便早已預覽明天的悲劇，現在該干什么蠢事還會義無反顧地去干——因為今天就是今天，它意味著適時的誘惑無可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