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您，這8件東西我總共才花了400多萬！一個晉商的后代，窮家底子了，幾兄弟不和，老三剛從牢里放出來，鬧著要錢做生意，給我趕上了，說好明里給他和兄弟們300萬，然后再私下補給他100萬。他力氣大不怕死，其它三兄弟膽小怕事含糊他。就這樣，總共400萬就給拿下來了！”

　　“可就是你不賺錢原價賣給我，我也買不起啊！”說實在話，就這套家具吧，弄得我幾夜沒睡好覺，饞哪！唉，早年經常哀嘆“書到用時方恨少”，現在倒成了“錢到用時方恨少” 呵！

　　“今天請您老來，不是做生意的，一來我知道您喜歡明清家具，請您給長長眼！二來順便帶您來看看這剛買的房子怎么裝修合適，幫我設計設計。我打算元旦結婚，這家具我女朋友喜歡，打算自己留著用！”

　　雖說這年月一驚一咋的事不少見，可這會兒我還是感覺到暈糊：“你小子沒自己印假鈔吧？”

　　“瞧您說的，這玩笑可開不得！連帶買房子不就五六百萬嗎？我們這些在道上混了七八年的人，誰還拿不出來？我比他們更想得開，這票票呵掙得來要給自己花，哪個活得兩輩子呵？再說，這房子、這些高檔老家具，睡在這里也會升值，不用白不用！對吧？”

　　兩個月后，我應邀參加了笑哥的婚禮，新娘子是通州本地農民。婚禮很豪華，動用了高檔車隊、高檔樂隊，還請了一位頗有名氣的電視臺主持人擔任司儀。當年，這場婚禮受到多家媒體站在不同角度上的關注，但是絕大多數都是偏負面的報道。倒不是這些新聞人對致富了的農民兄弟嫉妒或是歧視，同仁們似乎是在憂患一個大的社會學命題：財富應該偏重于哪部分人群的口袋？這讓我想起頭幾年計劃生育時，有的人口學家曾打著“優生學”的旗號公開提議：普通人限生一胎，而教授、科學家則可以生兩胎、三胎。類似這樣的事情如今聽起來似乎更象是一個個笑話，但至今不少人卻還在內心深處尋找這期間的“合理內核”。

　　當然，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盡管酒足飯飽，讓他們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社會命題，似乎還是有些奢侈，他們想得更多的還是自己，怎樣多掙一些錢、怎樣把小日子過得更好。婚后，笑哥告訴我，明年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戶口遷來通州，他還打算花點錢把母親和全家人都弄過來。“北京的錢好賺，北京的日子過著舒坦，北京的小孩兒考大學錄取分數線也比我們老家低得多。早知道有這條路，當初打死我也不會拎著腦袋去販毒啊！”小伙子躊躇滿志地說。

　　“您說說，這北京的錢咋就那么容易賺？”笑哥壞壞地陰笑著問我。

　　“我怎么知道？你說說聽！”我倒是想聽聽他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別低看這些人的智商，一不留神，就會從他們從不刷牙的嘴里冒出一連串醒世恒言。

　　“北京人都是大、笨、蛋！”笑哥貼近我耳蝸子，就象道出一個天大的秘密。小子真壞！

　　“此話怎講？”

　　“他們笨就笨在認為我們農民都是笨蛋，天天拎著金丹當糞蛋賣，好讓他們去撿漏！他們哪知道？我們是拿著糞蛋當金丹賣！哈哈……”

　　○用美國第一夫人做廣告的惠安女子

　　在潘家園靠東邊院子里，有一個專賣高古瓷的攤位，攤主是一位福建女子。幾年前我在“鬼市”上認識她時，她又黑又瘦、滿臉皺紋。她說丈夫害肺病死了，家里一間房子因超生兩個兒子被鄉政府計劃生育辦公室派人拆了，生活沒法過，她只好把三個小孩丟給公公婆婆，求同村人擔保，在隔壁村子一個盜墓人家里賒了上十件不值錢的陶瓷罐，再捎上自家祖上傳下來的一些雜物，跟著兩個老鄉上了北京。說這話的時候，她無論跟誰說話都一口一個大爺、大娘的，問她賣的是什么東西，她只說是自家傳下來的東西，其它一概回答“不知道”，你再問多少錢一件，她總是怯生生地回答：“您看著給……”

　　幾年下來，這位惠安女子變得又白又胖，衣著打扮與城里人幾無二致，說起話來京腔京調還愛帶轉舌音。不但如此，同初來乍到那會兒比較，你還會覺得她自信非凡，在城里人面前，包括面對許多帶著深度眼鏡的“淘寶人”，她都沒有一絲一毫的膽怯。她的攤子上經常掛出一張照片，那是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夫人希拉里拿出200美元從她手里買下一只小錫壺時的情景，有時候她連同那200元美鈔一并向過客展示，炫耀她所經歷的大場面。

　　有了美國第一夫人替她免費做廣告，惠安女的攤位客流量明顯多于別人。不經意間，她的嗓門兒越來越大，“無知無畏”的氣概越來越強，有時候足夠讓一些熟悉她的人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