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在留言中寫道：“應該徹底放開文物進出口限制，既然人類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世界大同，既然最后大家都會成為一家人，那么各個國家的文化遺產最終都會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還有必要將文物鎖關閉國嗎？在法國盧浮宮博物館參觀時，我和我的中國同學就曾經為那里展出的中國文物而驕傲、自豪。一些法國本土的同學，并沒有因為這些中國文物存放在法國而為他們祖輩對中國的成功掠奪而趾高氣揚，相反，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十分仰慕，向我們伸出大拇指！”

　　一位國內收藏家也認為：“國家的文物政策可以適當放寬，現在連一個清代的碗都不允許出口，有這必要嗎？清代那么多老百姓，哪一家沒有幾摞飯碗？再說，你不讓出口，他就走私，沒收了也不要緊，這些東西國內市場上有的是。你一放開，東西那么多，這價格還上得去嗎？這價格上不去，還犯得上跑去國外賣嗎？”

　　在受訪者當中，一些反對開放文物市場或主張緊縮文物政策的朋友同樣旗幟鮮明。

　　陜西一位負責文保工作的公安人員這樣寫道：“我主張加大對文物犯罪現象的打擊力度，凡牽涉此類案件的，無論是偷盜，還是走私，一律關押，該判的判、該斃的斃，決不能手軟！”

　　一位國內大學的歷史教授將這幾年文物大量流失的現象歸罪于文物市場的開放，他大聲疾呼：“……史物將盡、族不識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并極力主張“鎖關閉國，羈文物與吾族吾土，以保我萬代子孫識歷史、知恥辱……”

　　一位持“維持派”觀點的國內藏家則主張要象其它行業一樣，嚴格整頓文物市場，嚴打假冒偽劣產品。他說：“既然文物成了商品，那就應當順從商品的游戲規則，文物市場也應當有3.15，有對造假賣假者的懲罰……”

　　當然，記者也收到過與此完全相左的玩家灼見。一位北京古玩市場的“老江湖”這樣說道：“古玩市場的味道就在于真假美丑劣五味俱全，沒有了‘撿漏兒’、沒有了‘打眼’、沒有了‘悲喜江湖’，東西都是老的、真的了，那里就成了富人的天下，成了拍賣公司，比誰更有錢，它就失去了賭性，失去了絕大多數參與者，還玩什么玩？”

　　前國家文物局顧問、曾經主持起草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謝辰生老先生，近年來，曾在多種場合公開表達了自己對文物市場現狀的不滿，并提出措辭尖銳的批評。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文物古玩市場、拍賣業的興起都可以算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新產物，可它們的出現使文物市場進入了一種無序狀態，潘家園起了個很壞的帶頭作用，就因為北京帶了個頭，全國成千上萬的文物市場都出來了。這個文物不是蘿卜白菜，要那么多的市場干什么？現在，中國文物拍賣企業有160多家，過多過濫，假冒猖獗，也助長了文物盜竊和走私。現在的文物拍賣如果全放開，就亂套了。一些當事人通過拍賣公司炒價，最后還是國家掏錢將文物買回來，最后虧的是國家。總之這里面的漏洞很多……”

　　是放？是收？眾說紛紜。一般分為利益之外的純理論派和利益所在的“干系派”。前者多半是持“收派”觀點的國內學者，他們一般不親身參與文物市場的交易活動；后者多半是持“放派”觀點的收藏者。持“放派”觀點的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海內外的年輕知識分子，這部分人盡管自己不收藏文物，但由于長期受到多元化的文化熏陶，更偏向于“全球化”與“大文化”的文物概念，思想比較前衛。

　　對此問題，記者還走訪了一些國家文物部門的管理人員，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似乎對此都如鯁在喉、左右為難。“收”，怕把文物市場搞死。繼續“放”，又擔心由于文物鑒定的特殊性導致整個中國文物鏈松垮崩裂。但不能不說的是，在幾年的訪談中，記者發現那些對中國文物事業具有影響力的行政官員和相關專家，竟然沒有一位良心發現，愿意承擔在這個“亂”字后面自己應負的責任。當記者進一步問及應該如何治亂時，他們更是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其它，顯然無良策可言。倒是一些有思想的學者，敢于直面現實，仗義執言。

　　社會學家夏尚周教授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明確指出：“中國文物業目前亂象紛起，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發生了三個方面的危機。一是媒體以天價為價值導向所引起的文化危機；二是文物盜掘和走私造成的資源危機；三是文物造假高科技化和文物鑒定技術滯后所引起的信任危機。”

　　法籍知名美學家李蘭博士完全贊同夏教授的看法，她說：“就文物自身價值而言，全世界無論哪個國家，都把文物的歷史價值及其珍稀度擺在第一位。打個比方說，整體而言，新石器時期的彩陶和清代的彩瓷，誰的價值更高？毫無疑問是前者嘛！可現在一件清代早中期官窯彩瓷器的賣價至少高達幾十、幾百，甚至幾千萬人民幣。而一件最好的馬家窯彩陶，能賣上幾萬塊錢就不錯了。這叫什么事？文物的市場價值為什么不能正確體現它的自身價值？我分析是不是存在這樣的情況，有錢的沒文化，有文化的沒錢？許多有錢的大佬把收藏文物當作炒股票，所以只能照著一些品位極低、毫無審美意義的電視鑒寶節目的誤導去吃貨、去收藏、去倒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