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山西富豪在拍場上壯舉，蘇富比亞太區行政總裁程壽康先生向記者講述過親身經歷的一件事：

　　“在一次蘇富比的拍賣會上，一位山西買家辦理了電話委托，競拍一幅古畫。拍賣開始后，我親自撥通委托人的電話，及時把現場的報價告訴他，并替他報價。開拍后，報價步步升高，500萬、550萬、580萬……這時，電話里傳來山西買家不耐煩的聲音，他說：‘別浪費時間了，直接報1000萬吧！’我剛照他的意思脫口而出，馬上又害怕自己聽錯了，因為拍賣時一般都會循序漸進，很少像這樣4、5百萬一次的加價。于是，我又重新問了他一遍：‘您確定是1000萬嗎？’對方回答：‘對，快點拍下來吧，別啰嗦！’得到確認后，仍然有人跟進：‘1100萬、1200萬……’我不斷地把最新報價轉告給他。這時，電話里那個山西客戶更不耐煩了，大聲嚷嚷：‘快點吧，2000萬、2000萬，麻煩死了，我正和人吃飯呢！’一句話，又加了800萬！最后只花了兩分鐘不到，幾千萬的交易就順利完成了！”

　　此后，程壽康先生多次在公開場合對山西富豪大加贊賞。他說：“有人認為山西人炫富擺闊亂出價，作為行家，我認為山西買家很聰明，有文化、也很懂行，對拍品的出價并不離譜，收藏目的也很專一……”

　　程壽康先生對山西客戶的評價是捧是實、是詐是誑，尚不得而知，作為一名拍賣行的高官，在商言商也是無可厚非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較廣東人將收藏當作小商品經營式的現買現賣、江浙富豪把收藏頂替投資式的大手筆投機，“山西軍團”的收藏的確顯得別有一番特色與情調。

　　首先，在記者看來，山西富豪的收藏目的不似前兩者那么單一與直白——就是為了賺錢。記者通過調查發現，有一些晉中富豪由于先天不足、文化缺失，出于精神代償的下意識，他們不自覺地有“文化崇拜”傾向。這部分富豪比較樂意購買一些歷史悠久、有較多文化含量的文物，如六朝石雕、元明金屬佛像、宋元字畫等；還有一部分富豪，文化層次有高有低，但是都受到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響，在收藏文化上則更偏重于選擇“皇權崇拜”，他們經常會不惜千金，去海外競買一些歷代皇帝的御用器物。如有一位企業董事長，就曾先后斥資數億，買回五六枚清代皇帝用過的玉璽，以及皇冠和龍袍；

　　其次，在收藏文化的價值取向上，山西富豪似乎比江浙、廣東老板多加了一層精神層面上的追求。在記者的調查過程中，不少山西富豪坦言：“錢再多買不到好名聲，花一半家產摘掉煤老板的黑帽子也合算！”如一位依靠煤炭起家，現在名片上印有多家文化公司董事長頭銜的富豪收藏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地說：“我在外面都不太想說我是山西人，因為一提山西的有錢人，就是煤老板，形象很差。我收藏的文物，全都是很有文化品位的東西……”還有一位家藏數百尊古代珍稀佛像而不為外人所知的山西富豪對記者說：“我之所以讓這么多有重要文化價值的珍貴文物深藏不露，就是怕被外界扣上煤老板的帽子，因為在外界人的眼里，山西的有錢人都是煤老板。我不是煤老板，我是教師出身的企業家，我的收藏資金也不是挖煤賺的……我收藏佛像純粹是因為個人文化愛好！”

　　當然，有了以上幾個事例，并不能說明山西富豪的收藏活動就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出于精神需要，更不待說那些“精神需求”有多么貼近文物收藏的審美價值。據記者調查，山西富豪收藏國寶，其實也不像業內人士所描述的那樣“只進不出、只買不賣”。2002年左右，山西一藏家出資200多萬元，從國外拍回一幅明末畫家陳老蓮《花鳥》十冊頁畫作。捂了兩年后，該冊頁又重新出現在一次大型拍賣會上，拍出2860萬元天價，賺了十幾倍；還有一位藏家在2004年從海外拍回一只宋代汝窯天青釉瓶子，僅僅1年后，這件存世量稀少的珍貴文物，又被主人以3倍的價格悄無聲息地賣出了國境。

　　不僅如此，還有一部分富豪只是把自己的收藏物當作金錢代用品，用以行賄高官或取悅女人。這部分人的投資風格是花不多的錢購買一些三四流的“時尚古董”，用作不正當的官場和情場上的交易。如：買一些真假難辨的晚清遺珍去滿足貪官、二奶們的“國寶欲”。買一些古代地方名士的字畫或仿品，用來裝潢自家門面，或取悅一些附庸風雅、濫竽充數的“雅貪”。

　　看起來，山西富豪的深藏不露并不似外界傳聞那般出于“文化低調”與矜持，而是各有一番苦衷在心頭。山西富豪的收藏之道也并非業內人士所言那般純粹與重義，只不過江湖各異，南北富豪所用的取利秘籍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