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終于來了”！

　　可能是由于文化差異吧，不同地域的媒體往往對于相同的歷史事件，各有各的寫法與評述，尤其是對于中國人的一舉一動更是如此，西方媒體總是會有他們的“獨到見解”。但是唯獨在中國富豪海外奪寶這件事上，卻“公雞下蛋”了。就在眾多國內媒體為中國富豪在海外拍場頻頻告捷而歡欣鼓舞的同時，一些西方媒體也紛紛站出來跟他們一起大聲“喝彩”，對此作出了“歡欣鼓舞”的深度評述。

　　2007年元旦剛過，一家英國報紙別出心裁地發表了一篇新年評論文章，標題為：“義和團終于來了！”語氣中似乎充滿了期待與贊許。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義和團”是中國清代晚期出現的一個內抗清廷，外抗英、法、日等侵略者的民間組織，它曾在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奮起抗戰，殺長毛、護家園，一度曾被當時入侵中國的外國人視為“恐怖組織”。所以，在西方人的歷史語匯中，義和團是“中國暴民”的代名詞。既然如此，這家報紙的評論文章又因何要口出誑語呢？記者將其中兩段文字譯成中文，讀者一看盡知：

　　“……1949年以前，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國只是一個可供外國聯軍大擺慶功酒會的宴席。1949年以后，中國則成了一個狂妄自大的窮光蛋。可是到了20世紀末以后，情況似乎突然發生了逆轉：當西方的經濟帝國在落日下變得昏暗時，中國人卻像拿破侖所預言的那樣，變成了一頭可怕的‘東方醒獅’！強有力的政治改革推動了經濟機器的高速運轉，最初在中國農村出現的‘萬元戶’變成了城市里面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是億萬富豪。中國南方的‘炒房團’、北方的‘煤老板’，盡管他們誰也沒拿到過西方發達國家承認的MBA學歷，可是他們卻有著驚人的財富智慧和堅忍不拔的奮斗精神……”

　　這家報紙還對拍賣場上的富豪游戲作了如下生動的描述：“中國人富有了，西方人不再喋喋不休地重復冷戰時期的言論，并且爭先恐后地向中國人敞開大門。如何引導他們進入西方經濟圈，成為許多西方人的夢想和訴求。這一天終于來到了，在倫敦、在紐約、在巴黎、在香港，越來越多的中國富豪一手拿著蘇富比[微博]、佳士得[微博]、納高等西方拍賣行的華麗請柬，一手帶著堅挺的人民幣，走進了世界一流的拍賣場。這些中國的新貴見到祖宗的寶貝就‘搶’，不惜血本、所向披靡，就算是西方財力雄厚的老資格古董商，也往往跟他們打不了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

　　另有一家法國報紙刊文：“……100年前，當我們的軍隊向北京的清朝皇宮挺進時，中國的‘義和團’手持大刀長矛，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曾經讓法國將軍們頭痛萬分。沒想到100年后，中國的‘富豪義和團’手持億萬人民幣殺上歐美拍賣場，他們不但給西方古董商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福音，也拯救了一批當年的八國聯軍后裔——那些擁有中國戰利品的‘新窮人階級’……”

　　可惜的是，西方媒體報道中極為豐富的潛臺詞并沒有被國人領悟，一是因為大部分當事人看不到、讀不懂外文報刊，二是看得懂的局外人也不會再去重復那種“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之類的冷戰詞匯。于是，在一邊倒的輿論造勢下，一場由浙江商人發起的富豪收藏熱在中國大陸風起云涌、頓入狂境。繼浙江軍團出師大捷后，山西軍團、廣東軍團、福建軍團、東北軍團迅速揭竿而起，紛紛遠渡重洋，開始了一場中國歷史上聲勢最廣、人數最多、耗時最長、投資最大的海外奪寶運動。

　　由于中國富豪不惜血本的出境搶購，海外中國藝術品的價格迅速高漲，像蘇富比、佳士得這樣的拍賣公司，成交幾百萬元一件的中國古董如同家常便飯，成交幾千萬一件的拍品屢見不鮮，就是上億成交的單數也不再是稀罕事，甚至可以作為游戲來表演。

　　2006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張永珍女士以1.604億元人民幣的價格，拍下一件清乾隆御制琺瑯彩杏林春燕圖碗，成交價比最高估價多出7000多萬港元，創下亞洲拍賣會歷史上最高成交價。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件天價拍品的原擁有者正是張永珍女士的胞兄——著名收藏家張宗憲先生。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億萬元“兄妹交易”，引起了眾多人的豐富猜想，其中也不乏有“虛抬價格”的微詞，只不過因為兩位故事的主人翁都是國內數一數二的財富大亨和收藏大佬，所以更多人愿意用“會心一笑”作為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了；

　　除開超級富豪在頂尖級拍賣行拼搶天價古董之外，在中國內地，更多的大富豪和中小富翁還另辟蹊徑，組織“專項海外淘寶團”、“旅游淘寶團”等，深入當年入侵中國、搶掠文物的“八國聯軍”的組成國，以及近幾十年走私中國文物比較猖獗的一些國家，通過民間流通的方式，去搶購歷年來從我國非法出境的文物和古董。這一部分交易雖說單件成交額不如拍賣價格高，但是其累計數仍十分驚人。僅以幾例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