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納高成功拍賣中國文物以后，這兩家公司調整戰略重點，把目光盯住中國和亞洲市場，迅速走出了經濟深淵。2002-2003年，是蘇富比與佳士得接受倫敦審判后生死攸關的兩年，部分西方古典油畫的價格復蘇和由于中國買主熱情參入所導致的中國藝術品持續升溫，成為支撐這兩家拍賣行起死回生的重要兩肋。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這兩家公司始料不及地拍賣了價值 59 億美元的藝術品，成交量較2001年增長了168%。對此，佳士得美國業務總裁馬克o波特(Marc Porter)驚喜地說：“市場發展得如此之快，大大出乎了我們的預料……每件作品的拍賣都創下了新的記錄！”

　　隨著中國藝術品交易額的逐步放大，這兩家公司的利潤也飛速增長。到2007年，蘇富比的總成交額達到53.3億美元，該公司的股票更是達到歷史最高峰，飚高61.4美元。被中國人稱為“無賴”的佳士得公司更是以一樁接一樁的不良拍賣，首次超越了蘇富比，成交總額創下了63億美元的天量。

　　2008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機，在紐約拍賣會上，連華爾街落難金融巨頭雷曼兄弟的頂級收藏珍品都遭遇到流拍。可是，借勢中國經濟上的“一枝獨秀”，香港蘇富比和香港佳士得卻依舊“春意融融”，僅一次春拍，這哥倆就喜笑顏開地分別將17.4億港元和22.84億港元穩收囊中，分別創下兩家公司成立以來的單季拍賣最高戰績。對此，蘇富比亞太區行政總裁程壽康心懷感恩地說：“我們現在30%的業務來源于中國，所以我們的員工不但要懂中文，還要懂中國，否則，無論他們畢業于哪個國際名牌大學我們也不要！”

　　是誰拯救了蘇富比和佳士得？當然，記者還不至于沖動到將我們出海“義拍”的同胞視作兩家拍賣公司的唯一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21世紀初，在這兩艘國際航母將要沉沒之際，中國人充當了重要的“救生員”。

　　“義和團終于來了！”西方古董商這一聲驚呼，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詭譎與期待……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拍士”更愿意自詡為“搶救國寶”的“義勇軍”，而不是同室操戈、爭奪國寶的“義和團”。但是對于西方人說來，要準確理解“義勇軍”和“義和團”這兩者的區別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在歐洲人的詞典當中壓根兒就很難找得到有準確注釋的“義”字，他們更無從知道這個奇怪的方塊字，不但跟中國文物有關、跟中國人有關，而且它還影響了中國人一部兩千多年的帝國興衰史。而對于蘇富比和佳士得來講，理解這一切就簡單多了——“義和團”也好，“義勇軍”也罷，都必須通過他們的拍賣活動來表達各自所需的一種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