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誰在拍賣中國》第四章  流亡帝國的自豪與困惑

　　“拍場老千”與天價做局

　　其實圈內人都知道，拍賣行勾結賣家為某一類拍品虛開天價“做標”，引誘更多的買家上桿子跟風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當年蘇富比和佳士得就因為經營此道在美國深陷“官司門”。可是，盡管這樣做具有一定的法律風險，但由于拍賣行與賣家的相關利益過于緊密，故他們精心策劃和運作的各種“局”，一般情況下很難被外界知曉與揭露。記者曾接觸過三位拍場老手，他們的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讓我震驚。

　　第一位是十幾年前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拍場老千”金先生，他回北京探親時在一個朋友家碰上我。剛開始接觸時我發現他話語不多，非常謹慎，要想從他嘴里套出些有用的東西相當困難。有一次我的朋友請金先生吃飯，刻意安排了金先生年輕時候的一位相好作陪，也許是舊情難忘，也有可能是他想在昔日女友面前表現自己的非凡經歷，金先生多喝了幾杯酒，終于一反常態地打開了話匣子。

　　“……剛開始去香港我還是喜歡賭，只要手里有幾個錢就去澳門碰運氣，沒兩年就把舅舅留給我的遺產輸光了，接著我又開始變賣舅舅生前收藏的古董。你們知道的，我在北京的時候也搞過收藏，對那個行當還懂得一些。有一回，我送了一只乾隆款的玉筆筒去一家外國拍賣公司托賣，有人告訴我，要想讓拍品賣出好價，還是要有那些對中國古董似懂非懂的洋人出價，他們更舍得掏大錢。而要讓洋人出手，又得要有中國人先起哄，因為那些洋人對中國古董的價值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方法，那就是有沒有中國人加入競買，參入競買的中國人越多，價格出得越高，他們就越發覺得這件東西一定有收藏價值或市場價值，便會冷不丁地從半路殺出。那些洋人一旦喊價，就不會輕易放棄，就像我們釣魚時看到的那種情景，有些魚兒一旦上鉤，不被人釣上來決不會吐鉤。

　　“于是，我請了兩個朋友幫忙做局，交付押金，領了兩個號，去現場參加競買。上拍那天，我那只乾隆玉筆筒剛開始沒人真正舉牌出價，只有我的兩個朋友按照商量好的價位相互競價，當叫到150萬港幣的時候，大魚終于出現了，一個英國人舉牌，開口價就在前一位叫價的基礎上直接加30萬。這以后，兩個朋友輪流看我的眼神出牌，一直將價格抬高到500萬港幣，然后撒手，將最后一棒留給了那位傻大個子英國人。

　　“一周后，我去拍賣行辦理領款的相關手續，被他們一位高級主管請進了辦公室。那位主管是個臺灣人，見面就對我說：‘金先生，你好厲害呀！’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哪條道上的話，以笑代答。主管又說：‘你還是頭一次干這種活兒吧？’我以為他說的‘這活兒’是懷疑拍品的來路不正，便信誓旦旦地告訴他，那只玉筆筒是舅舅留給我的財產，送交拍賣行時已經出示過具備法律效果的遺產清單。那個臺灣人聽完我的話，壞壞地一笑，繼續跟我玩起貓捉老鼠的把戲：‘用你們大陸人的話來說，金先生你真逗！明明知道我講的是什么，還要跟我兜圈子。其實大家都是明白人，有話明處講，何必收收掩掩，顯得多么不友好哇？我還跟你說了，就你在拍賣現場做的事情，是要負擔法律責任的！’

　　“這一句話出來，嚇了我一身冷汗。對方不但識破了我在拍場上做的局，而且顯然還調查過我的來歷。我當然沒傻到給人這么一咋唬，就馬上承認自己所干的事情。我繼續裝傻說：‘先生，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么事情？我送東西到你們拍賣行委托你們拍賣有錯嗎？怎么賣是你們的事情，有問題也是你們的過錯，關我何事呵？’

　　“那位主管突然板起臉說：‘既然金先生不愿意承認自己所干過的事情，那我們就只有去警方報案了！好像金先生在大陸那邊的時候，名聲也不是太好？’

　　“盡管我已經完全相信自己做局的事完全敗露，但是我也明白，僅僅單憑他一面之詞，沒有我那兩位朋友的作證，就是警方也奈何我不得，因為他們倆參加競價事先都按規定交過押金，合理合法。我借口上洗手間，去那里迅速給那兩位同樣也是來自大陸的朋友通了電話，他們倆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證：‘哥們決不會出賣朋友！那人肯定是訛詐……’

　　“打完電話后，我心里更加有數，回頭就跟那位臺灣主管說：‘如果你剛才是跟我開玩笑就算了，我不跟你計較。要是你當真，我會跟你對簿公堂，香港是法制社會！誣告是要遭到法律反坐的！’

　　“那個臺灣人不緊不慢地對我說：‘錢呢，你也不忙領，等警方把事情調查清楚了再講……’

　　“又等了一周，沒等到拍賣行的電話，也沒等到警方的調查詢問，我簡直是度日如年。第10天上午，我硬起頭皮再度走進拍賣行。真是見鬼！那位臺灣主管見到我又是拍肩膀，又是打煙上咖啡，就像見到一位好久不見的老朋友，此前他威脅我要報警的事情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最后怎么著？你們猜猜看……這一回呀，我不但將那筆拍賣玉筆筒的錢上稅后一分不少地進了賬，還就此成為了那家拍賣行的合作者！怎么合作？當老千，我給他們當老千！此前他們是試探我抗威脅的能耐，看我在東窗事發時能不能夠冷靜應對。后來那個臺灣主管還告訴我，他是在現場從我和兩位朋友使眼色交流叫價的小動作上看出破綻的，他建議我往后在現場表情要更加自然一點。

　　“我接的第一筆單子是替人洗錢，隨便從荷李活道買一只普通清代民窯瓷瓶，請人在底部仿寫官窯名款，然后以洗錢人的名義委托拍賣行運作。緊接著，拍賣行按程序發動宣傳機器，在各種媒體上將編造出來的清官窯神話大張旗鼓，就那一次我才知道許多‘國寶’是怎樣出爐的，知道了自己也有古代術士們那種‘點石成金’的能耐！到拍賣現場，我又帶著那倆哥們以買主的身份舉牌競買，一口氣將那只瓷瓶的成交價打上1000多萬港幣……自然，最終掏錢和收錢的都是那個洗錢的主子，左手出、右手進，除了要交一筆稅金和傭金，其它1000多萬來路不明的錢便經過漂白，成為拍賣會上的合法收入……這以后，我繼續留在香港為那家拍賣行效力，每接一單生意，我按1%提取傭金……”

　　我的第二位受訪者原是某國際知名拍賣行的一名高級雇員，復姓歐陽。歐陽先生幾年前從國外辭職回到北京，開了一家藝術品經紀公司，專門從事代客挑選高檔藝術禮品方面的業務。我是在北京古玩城一個賣古董的朋友處認識歐陽先生的，開始我本來是找那位古董商打聽國際藝術品拍賣價格方面的事，因為那位朋友曾多次出國撿過“漏兒”。后來，歐陽先生進來了，賣古董的朋友說：“您問歐陽先生吧，他在好幾家國外拍賣行干過活兒！”看來歐陽先生是這里的常客，來這里為雇主挑選古董作禮品。也許是出于對賣古董的朋友的尊重，歐陽先生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完全沒有什么顧慮。

　　“……通過拍賣行運作的一些高價拍品，有些的確有貓膩。這里面有幾種情況，比方說，有的賣家手里有多件同時期的某種類別古董，便找拍賣行商量——比較買家來說，畢竟拍賣行與賣家靠得更近些，因為這里面的利益更加直接、更大——賣主會提出要求，我答應把一批收藏品交給你拍，但是你們必須保證我的最大利益。這里面的‘最大利益’當然指的是成交價。一般人會認為：拍賣會上的成交價誰能控制得了？可是實際情況是，從一開始對某件拍品的估價到宣傳造勢，以及主動為之尋找對口買家，一直到拍賣現場拍賣師的節奏掌握，都與一件拍品的最終成交價有著直接關系，而這些環節的操作力度，又在拍賣行可以控制的范圍之內，只要把握得當，一件本來只值幾十萬的拍品，結果拍出幾百上千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我在美國本部工作的時候，擔任亞洲區部門負責人，曾經經手過一件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拍品是幾十件中國明代瓷器，藏家是一位法國移民。首先是我們公司看中了這一批以青花為主的瓷器，要求為那個法國人舉行一次中國明代瓷器專項拍賣會。賣主提出，我愿意將這一批藏品都交給你們運作，但你們必須保證所有藏品的總成交價不低于8千萬美元。

　　“我們專門為此召開會議，對這一批明代中國瓷器的每一件估價都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研究，覺得可以答應藏家的要求。接下來，我們專門邀請記者采訪那個法國人，為他的收藏經歷和這批即將投拍的藏品編寫了一大篇極富傳奇色彩的故事，那些故事有些是多少有點真實事件作基礎，然后進行文學加工，有些則是捕風捉影，還有的干脆就是無中生有的虛構。比方說，這位法國收藏家的先祖是八國聯軍的中尉軍官，曾在北京的胡同里住過，再配上一張不知道從哪里弄來的舊照片，照片上有一大堆跟拍品吻合的瓷器，標題寫上‘某某中尉在北京的住所’。故事中還有某某中尉在中國淘寶的傳奇經過，每一件重點拍品都附帶一個驚險刺激、扣人心弦的故事，有死里逃生，有悲歡離合，還有柳暗花明……

　　“然后再接著進行媒體集中轟炸，‘一批來自中國的宮廷重器驚現紐約！’‘一批將要上拍的中國文物引發中國人強烈反應！’中尉不住軍營住胡同，八國聯軍從圓明園搶走一批明代民窯瓷器，牛頭不對馬嘴，令人啼笑皆非。盡管如此，報紙一登，互聯網上惡炒，沒幾天就有大量的中國網友發起‘正義聲討’……如此一來，那一批明代青花瓷器還未公開露面，就已經變成中國‘國寶’，并被炒作成跨國文物事件，完全符合有故事、有爭議、有來頭的拍賣3要素，為后面的系列拍賣營造了強勢輿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