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誰在拍賣中國》 第四章 流亡帝國的自豪與困惑
“我愛北京天安門”只是一首兒歌
我們這個民族在很多時候,喜愛單一地依據自己的思維邏輯和善惡標準判斷世界,所以不得不一次次地為這種自以為是的“善良”付出慘痛的代價。
自本世紀初開始,上帝將一只紅色的繡球拋向東方。由于全球性經濟危機此起彼伏,剛從爛泥坑里脫胎而出的中國經濟地位凸起,快速從早期的資本積累過渡到初步繁榮,顯示出勃勃生機。繁榮的資本市場就像一堆香味四溢的肉,資本家則是繞著肉堆轉圈兒的狼。在中國經濟崛起后,一些國際知名拍賣公司紛紛調整戰略,將目光緊緊盯住一起步就熱氣騰騰的中國藝術品市場。佳士得[微博]與蘇富比[微博]這兩艘國際拍賣航母,更是迅速從日本海調轉船頭,爭先恐后地駛入香港,為他們進軍中國大陸建立起穩固的橋頭堡。從此,在這兩大國際拍行具有戰略眼光的強力運作下,中國大陸的文物市場迅速膨脹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古董聚散地,中國文物在國際拍賣場上也是異軍突起,不時爆出天價新聞。國際拍場上的天價效應,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的民族虛榮心,同時也進一步激發了中國富豪階級的藝術品投資熱情。
難道這世界真的在一夜之間翻了個兒?傲慢了十幾個世紀的西方人真的開始對東方文化頂禮膜拜?圓明園縱火犯的后裔對他們上輩制造的焦土和廢墟,真的懷上了敬畏之心?
這一切,都讓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流行的一首兒歌——《我愛北京天安門》。記得在有一年國慶晚會上,一大群來自世界各國的多膚色兒童,用各國語言天真無邪地同唱這首歌:“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我們向前進……”那時節,國門未出的、年輕的我還真以為咱們的天安門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咱們的毛主席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后來,當我終于看明白了高聳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另外一幅巨型標語——“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我才恍然大悟:然來《我愛北京天安門》只是一首兒歌,那幅火藥味兒極濃的標語口號才是大人們正在干的“正經活兒”!
中國文物天價現象的出現說明什么?中國文物在現實世界中究竟占據什么地位?對此,我們不妨冷靜地進行一番探討和分析。
至今已有107年歷史的《藝術新聞》雜志,是美國一家影響極大的藝術類雜志,幾十萬固定讀者群遍布全球123個國家。從1991年開始,該雜志每年一度評選出本年度的全球頂級收藏家200強,此活動得到全世界大多數國家藝術市場人士的認同。翻閱這項評選記錄,記者發現:10余年來,這張普查遍及各大洲的榜單中,80%以上的上榜者都是美國人和歐洲人,其余大部分席位是南美人和加拿大人,極少見到亞洲人的身影,一些天價中國文物的收藏者及中國內地藏家更是無一例外地被排除在入選名單之外。同樣,在200強收藏大亨們的藏品當中,也沒有一件跟中國文物或藝術品搭得上界。
何至如此?是雜志社統計上的失誤還是種族偏見?但求證后發現這兩點都不存在,一是縱使一年統計失誤也不至于年年都失誤;二是天價中國文物的收藏者盡管主要為黃皮膚的中國人,但也有白皮膚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如《鬼谷子下山圖罐》的收藏者不就據稱是美國人嗎?
看起來,正確答案只有兩種:一是該雜志不承認佳士得的此項成交記錄,二是西方收藏家并不看好中國的天價拍品。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收藏家劉鑾雄雖然有幸當選200強,但他的入選藏品——2006年以173.6萬美元的價格拍得一張絲網印制《毛澤東肖像》——創作者卻并非中國人,而是西方藝術家安迪·沃霍。
當然,單憑一家雜志社的某項評選結果,就對中國文物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作出某種判斷,顯然有失偏頗。為了真實地了解外國人對中國文物、特別是對近年來在國際拍賣會上屢創天價的元明清瓷器的總體評價,記者先后對十幾位不同國籍、不同文化背景、但都有著收藏中國文物經歷的“老外”,進行了有針對性的采訪。
■ “中國瓷器我只賣不藏”
時間:2008年秋天。
地點:琉璃廠汲古齋2樓。
受訪人:Biorn Gremner(中文名甘文樂),瑞典哥德堡西方古董公司總裁、中國古代瓷器收藏家。
采訪人:本書作者。
我是在北京國貿中心舉辦的古玩交易展上認識Biorn Gremner先生的,剛見面他就熱情地告訴我,他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甘文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這3個字拼起來的,因為客觀地說,甘文樂先生的漢語講得很糟糕,講出來的話除開“您好”、“再見”之類的常用口頭語外,其它的所謂“漢語”,基本上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但是,與蹩腳漢語相反的是,甘文樂先生對于中國明清兩代景德鎮瓷器的研究,尤其是在明清兩代外銷瓷的鑒賞能力方面,卻遠遠超過了國內的一些專家。從這方面講,說他是一位“中國通”也一點都不為過。
作為一名中國古代瓷器收藏家,甘文樂先生先后擔任過瑞典多家電視臺中國古代瓷器鑒賞欄目的鑒寶人和主持人,并經常接受斯德哥爾摩博物館中國部的負責人邀請,一起探討中國瓷器的有關學術問題。2006年,甘文樂先生作為瑞典的中國文物專家,陪同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爾維婭參加在廣州舉辦的《中瑞陶瓷貿易遺珍》展,并向廣州博物館[微博]贈送了幾十件清代廣州生產的外銷瓷器。隨后,甘文樂先生又陪同國王和王后登上來自瑞典的復制“哥德堡號”帆船,為他們詳細講解部分沉船遺物。作為一名成功的古董商人,20年來,甘文樂親自經營的中國古代瓷器達幾十萬件。
我是在北京琉璃廠東街的汲古齋2樓正式采訪甘文樂先生的,他在那里新開了一家古瓷分店,里面擺了許多他從瑞典運到中國的明清兩代景德鎮外銷瓷器(圖),雖然其中大部分都沒有官窯款,但不乏制作精美、色彩艷麗的上乘之作。我們邊看邊聊。
記者:您的這些藏品真美,現在在北京很難見到這么多、這么完整、這么漂亮的外銷瓷。
甘文樂:謝謝。這只是很小一部分,庫房里還有很多。
記者:請問甘文樂先生是從什么時候、怎樣愛上中國古代陶瓷的?
甘文樂:早年我曾經是一名經濟師兼鋼琴教師,我的鋼琴彈得很好,有機會為您演奏一曲(笑)?當然,我的經濟師干得也不錯,我先后畢業于兩所著名大學的經濟系。干上這一行完全是偶然。1963年,我那時候才19歲,瑞典電視臺開辦了一個古董鑒賞欄目,有點像中國央視的《鑒寶》。那個節目很好玩,擺上一大堆古董,其中就經常有中國古代的瓷器,然后讓人上去辨認它們的年代、產地、真偽。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那個節目的主持人,他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博物館的副館長、研究中國陶瓷的專家。那個時候我好崇拜他,經常在當地買一些小件的中國瓷器請他鑒定,并向他討教這方面的基本知識。
1977年,我第一次到中國旅游參觀,在琉璃廠的文物商店里買了一對清代光緒皇帝過生日用的茶盞,花了500元人民幣?;氐饺鸬浜螅幸粋€做古董生意的朋友非常喜歡這對茶盞,我便以兩倍的價格轉賣給了他。這件事對我的人生起了轉折性影響,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我喜歡中國瓷器,若是能夠把個人愛好和人生職業合并同類項,那該多好啊!這以后,我更加注重收藏中國瓷器,重點是明清瓷,因為從15世紀開始,北歐各國都大量從中國景德鎮定制民用瓷器,留存量很大。短短幾年時間,我就購進了非常多的明清兩代外銷瓷,有青花、粉彩、琺瑯彩等等。我在奧地利的一次拍賣會上,花50,000克朗買了一只流拍的青花舞人,一周后便以150,000克朗賣給了一個英國人,賺了3倍的價格。
那以后,我就逐步放棄了原來經濟師和鋼琴教師的職業,專門從事收藏、買賣中國瓷器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