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時，記者重點與孫海芳先生探討了有關出土文物的若干政策性問題：

　　記者：“據我觀察，紹興越國文化博物館的藏品幾乎全部都是出土文物，如果嚴格按照國家《文物保護法》的規定，對這些東西進行買賣都是違法行為，您對此怎么看？”

　　孫海芳先生坦率作答：“這些出土文物都是我們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很多東西都被外國人買走了，我用我自己搞企業賺的錢把它們買回來、保護起來，有些東西還是花大價錢從香港買回來的，這樣做難道還有錯嗎？”

　　記者：“省市政府和文物部門對您的這些藏品持什么態度？”

　　孫海芳：“我這個館是經省文物局批準注冊的，開館那天，省里的領導和專家都來了，他們給了我很大支持和高度評價。興建這座博物館，從征地到辦理各種手續，紹興市政府都給了我很大支持！”

　　記者：“可是據我所知，浙江省對出土文物交易的打擊力度很大，就在不久前，我還從紹興政府門戶網站中看到，上虞市文物部門會同公安、工商和文廣稽查大隊，對東關收藏品市場進行了3次突擊檢查。共檢查經營戶59戶，地攤120余攤，查到違法經營戶12戶，收繳出土文物(疑似)91件……”

　　孫海芳：“……過去我們只注意對文物交易進行打擊，導致許多文物流到海外。很多文物在建筑工地一旦出現，農民工們知道不能買賣，就干脆當場砸爛，導致不可挽回的損失。難道我們就不能給發現文物的農民工一點實惠？允許文物在國內流通，避免被人家偷偷賣給外國人，難道有什么不好嗎？藏寶于民總比文物流失好吧？就說我這套青瓷兵馬俑，如果政府不鼓勵文物回流的話，我還會花重金買回來嗎？”

　　記者：“不管怎么說，按照現行《文物保護法》規定，一切出土文物都歸國家所有，您就不擔心您這么多價值連城的文物有朝一日會被收歸國家所有？”

　　孫海芳：“坦率說吧，我也曾經反復想過這個問題，辦這個博物館，將這么多藏品集中亮相，會不會給自己惹麻煩。可是我不怕，因為把事情想到底，這些藏品，我現在只是暫時保管而已，它們的最終歸宿當然是社會，它們是民族、人類的共同財富。縱觀中國各個時期的大收藏家，在身后都將文物無償捐給社會，我們不是唐太宗啊，我們的覺悟比他高多了！”

　　記者：“您講得很好，問一個很長遠的問題，若干年以后，您會對您的博物館、您的藏品最后的歸宿作何安排？也會捐獻給社會嗎？”

　　孫海芳笑答：“我還年輕，這個問題還沒考慮……”

　　采訪結束后，孫先生向我透露：“現行《文物保護法》在下一屆全國‘兩會’上將會有較大的修改，國家文物局去年就在浙江開始了調研工作……”

　　我不知道孫海芳先生最后一條消息是來自民間“路透社”，還是出自北京那些上層專家之口，但是有一條我敢肯定：許多類似孫海芳這樣的民間收藏者，非常渴望國家對于這方面的政策能夠有所松動。

　　如果單純將嘉興的俞興偉和紹興的孫海芳做一個淺表的比較，難免會讓人覺得二者盡管志趣相同，但命運卻有天壤之別。但是，如果站在法理的層面上去看，我們又會發現二者的行為價值在內涵上區別并不大，因為依據現行法律，他們都是在“違法收藏”，他們的收藏品大部分都是“贓物”，單憑這一點，他們即便修成“正果”，也不可能得到國家法律的庇護和政府的公認。

　　■　發生在中英兩地的相似故事

　　比較法經常會使一些僵硬的結論變得更富于彈性，還有可能為一些鉆進死胡同的邏輯找到新的出路。如果說上面兩個故事的主人公的命運比較只能帶給人們某種情緒上的遞進，那么，新近分別發生在中國和英國的兩個故事，則會使我們在一種有關法理的比較中獲得更多的啟迪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