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保護法》能保護“文物私生子”嗎？

　　記者曾就以上幾個真實的案例，向多位專家學者及業界人士征詢主張。受訪對象對于“文物私生子”主體屬性的認定幾乎沒有分歧，大家一致認為：不管那些流散在社會上的“文物私生子”是什么“出身”，它們自身并不帶有任何“原罪”，都是祖宗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產，都承載著記錄和傳遞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文化信息的重任，必須受到國家和民眾的呵護與尊重。但是，在如何“收養”、怎樣保護的問題上，意見卻發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有人非常生動地說：“我們口口聲聲說要保護文物，其實最需要保護的對象正是一大批被‘三盜’分子(盜墓、盜撈、盜竊)生產出來的‘文物私生子’。因為國家考古隊挖掘的文物都進了博物館，成為‘公仔’，公爹公娘疼愛有加、重點呵護。而可悲的是那些一出世就成為流浪兒的‘文物私生子’，它們卻一直被視做‘贓物’，受到法律法規的追殺、社會的歧視和專家們的排斥，沒有戶口、沒有名分，甚至沒有安全感。有許多珍奇寶物由于得不到各方面的承認，不是被驅逐出境，就是被自毀家門。所以，國家要認領那些‘文物私生子’，首先就要為它們正名，給出路，只有通過允許它們上市場，才能找到它們、發現它們，否則連面都見不著，還奢談什么保護？”

　　國家文化部市場發展中心藝術評估委員會副主任、北大文物學院院長李彥君教授認為：“盜掘文物者是違法的，但盜掘出的文物是無辜的，對于在錯誤情況下出土的文物，我們不能再錯誤地把它打倒、限制，這樣文物只能面臨走私、黑市交易或被破壞的命運。只有因勢利導，給文物一個合法的流通平臺，非法出境自然就會減少……”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許新國說：“要想保護文物，應該按照市場規律辦事，國家應當給予發現者接近于市場價的獎勵。哪怕是低于市場價，這個東西市場上值幾十萬，國外給幾百萬，國家給幾萬，他也愿意給國家。農民很容易滿足，只要能變現，給些錢就夠了。而且交給國家還沒有風險，農民都愿意……只有完善法律規定，鼓勵發現者上交文物，給予與市場等值的獎勵，才能避免文物大量流失。像現在這樣堵是堵不住的，只要有利益，就有販賣，有公職人員參與其中也不足為奇，誰都架不住這個(錢)呀！(不這樣做)造成損失的是國家利益！”

　　許新國先生的說法，得到了業界部分人士的認同。中國收藏家協會民族藝術品收藏委員會秘書長孫欣公開表示：“民間收藏得不到認可，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段奈锓ā芬幎ǖ叵碌奈奈锒細w國家所有，其實，大部分的文物都沒有真正歸國家所有，老百姓手里的文物基本是出土的。老百姓手里的文物那么多，國家要全部收上來，要建多少館？要花多少錢？現在藏寶于民，由民間來保護，難道不好嗎？ 藏家有藏品，很多企業家有需求，市場卻不繁榮，這是體制問題。建立交易平臺，建立鑒定機構，建立風險抵押體制，修改文物法，這都是政府需要去做的事情。”

　　上述觀點，也受到了部分文物理論界人士的強烈反對，有人斥之為“公開為盜墓者正名”、“倘若照此辦理，為了經濟利益，農民會如同上山挖草藥賣一樣去掘墳盜墓，地下文物將遭受空前的涂炭，后果不堪設想……”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文物局顧問、著名文物理論家謝辰生老人，對開放出土文物市場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作為國家《文物保護法》的主要起草人，謝老有著強烈的文物保護情結，自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在國家文物局從事文物理論工作，在有關文物大政的問題上，謝老多次單打獨斗、力排眾議，公開與一些有損文物保護的言論和決策大唱反調，甚至直接向中共中央幾任最高領導人諫言獻策，直抒己見。如今，雖然謝老早已退休，未擔綱文物局實質性的工作，但他仍然不顧自己年近九旬高齡，拖著重疾之身，出席各類有關會議，為日漸惡化的文物資源環境四處奔走、吶喊。2009年6月，謝辰生先生因對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杰出貢獻而獲得“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

　　2009年9月上旬，記者在北京安貞里一間狹小的破舊居室里采訪了謝辰生老人。一見面，謝老就高興地告訴我，10天前他在哈爾濱參加“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二次年會”，和代表們一同起草、公開發表了兩份文件——《關于加大對行政違法、破壞文物案件查處力度的呼吁書》和《關于加大對盜掘古墓等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的呼吁書》。接著，謝老向記者表達了自己對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物市場出現的亂象痛心疾首，對屢禁不止的盜墓和文物走私等危及中國文物資源的現象憂心忡忡。盡管剛從醫院做過治療回家，謝老仍然不失“文物斗士”的鋒芒。他明確表示：“中國文物市場亂象叢生，潘家園、古玩城之類起了相當壞的示范作用。文物黑市買賣，進一步刺激了盜墓等犯罪行為日益加劇，無論有多大的道理，如果國家允許那些‘贓物’進入市場流通，那不是真正保護文物，無異于飲鴆止渴！”謝老還主張：要嚴肅整頓各類文物市場，進一步加大對盜墓、走私行為的打擊力度，堅決杜絕非法買賣出土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