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造假地區(qū)中，“河南造”是一個讓收藏界和鑒定界都頭疼的詞，不少專家都曾經(jīng)栽在“河南造”上。

走進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場上，每個青銅器銷售點上都有產(chǎn)自河南的青銅器。歷史留給了這里的人們鑄造青銅器的工藝，在這片土地上，青銅時代鑄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進入20世紀末，隨著收藏熱的大潮，河南地區(qū)的一個個制假村應運而生。

河南省伊川縣煙澗村是中國著名的“青銅器之村”，因為出產(chǎn)高仿青銅器而聞名中國甚至世界。數(shù)據(jù)顯示，這個村子的專業(yè)加工戶達到300多家，從業(yè)人員1880余人，年創(chuàng)產(chǎn)值9000余萬元，主要產(chǎn)品有東漢馬踏飛燕、東周天子駕六、戰(zhàn)國方鼎、春秋蓮鶴方壺及各種造型壁掛、仿古臺燈等1000余種。

此外，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qū)也存在著數(shù)量眾多的“青銅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論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銅器。每天成千上萬的仿古青銅器從這里流向全國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鎮(zhèn)都以生產(chǎn)贗品作為當?shù)氐闹еa(chǎn)業(yè)。河南省寶豐縣汝瓷研究所所長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報》記者采訪時說，一個只有300多戶人家的村落，成規(guī)模的文物仿制廠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為數(shù)眾多。他們除了仿造、復制三彩、陶器等作為工藝品出售外，同時也仿造、做舊“文物”，當作另一種價格稍高的“工藝品”公開出售，銷路都非常好。

馬聚魁介紹了當?shù)剞r民將器物做舊的過程。對于瓷器，他們會將剛燒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時間長的可以達兩三年；然后再將鹽酸和無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讓瓷器與土結合得更加緊密，給人一種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滄桑感。對于銅器，工匠會戴上厚厚的手套，對著銅器的邊緣使勁摩擦，并用鐵棒打磨銅器邊緣，為的是讓銅器有使用過的痕跡，最后再涂抹上化學試劑讓其形成腐化層。

此外，作為全國最大的古玩市場，北京潘家園的字畫造假早已形成系統(tǒng)產(chǎn)業(yè)鏈，2000年后開始繁榮起來。當時涌現(xiàn)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畫，齊白石的蝦、鄭板橋的竹、范曾的“關公”，啟功、歐陽中石以及劉炳森的書法，王沂東、張曉剛的油畫，還有郎世寧、左宗棠、魯迅的作品，用潘家園不少賣主的話說：“哪個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剛賣完。”

北京大學文物學院院長李彥君曾提供一組數(shù)據(jù)：2007年，全國的藝術品拍賣行拍出的官窯瓷器達2萬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璽共拍出100多件，而實際上乾隆玉璽真品流出的僅有3方。

李彥君解釋，之所以沒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霸王條款。這個條款由拍賣行業(yè)制定：拍賣行不負責拍品的真?zhèn)魏丸Υ谩?/span>

除了造假井噴帶來的鑒定困難，造假技術“升級”，也使文物鑒定亟需尋找新方法。

以書畫復制技術的進步為例，“現(xiàn)在北京就有很多電腦復制、打印的東西，很多博物館的老專家之前沒接觸過。如果按照傳統(tǒng)鑒定方法，對圖章、氣息、神韻，查著錄，等等，都已經(jīng)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鑒定專家李智勇說，現(xiàn)在吳冠中的油畫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來，而且具有立體效果，現(xiàn)代科技已經(jīng)到了肉眼無法辨識的地步，“我們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現(xiàn)在靠鼻子聞，靠耳朵聽。”

此外，不同的文物鑒定難度亦不同。“書畫在中國市場最大，制假手段豐富，鑒別復雜。那么多名頭那么多畫家，每一個畫家創(chuàng)造那么多東西，都不一樣，無法歸類和標準化，甚至不能用一個標準來看同一個畫家的東西。”甘學軍告訴本刊記者，瓷器鑒定相比書畫稍微單純一些，“玉器有材質和工藝水準的高下指標，在鑒別上相對便利，書畫就更麻煩了。”

經(jīng)驗鑒定存在歷史斷代

在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著名文物鑒定專家趙榆看來，文物鑒定目前除了科技鑒定沒有跟上之外，經(jīng)驗鑒定亦存在歷史斷代。

“1949年之后文物市場沒有了，鑒定專家只能在文物市場里培養(yǎng)，沒有市場就沒有課堂。老一代的鑒定家在市場中鍛煉，解放之后進入文博單位，所以現(xiàn)在的博物館陳列，特別是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各個門類的物品都是標準件。因為它們是被鑒定領域里公認的權威所鑒定的。”趙榆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趙榆舉例，瓷器類，新中國成立初期故宮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鑒定家孫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寶昌，“所以在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瓷器都是標準件，沒有偽件。”

玉器專家是傅增湘的長子傅忠謨（傅忠謨的長子傅熹年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故宮博物院陳列的玉器也都是標準件，不是那些個‘金縷玉衣’專家鑒定的，但是傅忠謨先生沒有教出徒弟來，因為沒有文物藝術品市場，沒有課堂?，F(xiàn)在出的那些笑話，原因之一就是那批‘專家’他們沒有跟傅忠謨先生學，名師才能出高徒，市場才能鍛煉本領，這兩條都沒有。”趙榆說。

“關于鑒定培訓班，‘文革’前舉辦過一期，‘文革’開始時夭折了。1974年，‘文革’后期，我調入國家文物局，1975、1976年開始辦文物鑒定學習班，請啟功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安先生等到學習班講課，從那時開始，鑒定技術和知識由老一代傳下來。”趙榆告訴本刊記者。

“1992年后有了拍賣市場，鑒定人員開始在市場上邊學習，邊自己買自己賣，跌爬滾打，練出來一些社會上的鑒定專門家，雖然沒有出現(xiàn)像解放前那種權威，但還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鑒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趙榆說。

2009年中國嘉德征集到一件宋人《瑞應圖》手卷，開始定為價值3萬元的“蘇州片”，“經(jīng)過章津才、傅熹年先生鑒定，確定為珍貴的宋代書畫，國家博物館一級藏品，最后以5824萬元成交，搶救了一件國寶。”趙榆說，這些年比較嚴肅的鑒定專家還是有的，“比如齊白石的一只老虎，南方的鑒定家說他是假的，寫文章在報紙上攻擊，北方的許麟廬、章津才、米景揚說它是真的，結果經(jīng)過一些買家了解，確實是真的，3000多萬元成交。”

同樣是業(yè)界專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秦漢考古學家劉慶柱則認為，憑著名鑒定專家的經(jīng)驗其實也可能鬧出笑話。“漢代玉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個專家簽了字鑒定了，連故宮有的專家都說是真的，卻忽略了基本常識，漢代都是席地而坐的，違背考古學常識。”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鑒定技術整體來說需要科學化，大陸的科學研究體系就是師徒相傳，看什么像什么。雖然器物類有采用科學檢測，比如瓷器的熱釋光、木器的碳-14檢測，以及青銅的金相學檢測和自然銹蝕檢測，等等，但這方面目前的鑒定隊伍我覺得做得不夠。”劉慶柱說，目前高等學校缺乏這方面的系統(tǒng)學科，“還談不上是個學科，只是根據(jù)市場流傳的一些東西進行摸索，相當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