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中期，景德鎮接受了一項特殊的制瓷任務，這就是后來稱之的“7501”瓷。當時從接受任務到生產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許多年以后，有關這件事逐步解密，民間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說法，但這并不為奇，因為當時每一環節都是在保密狀態下進行的，很多細節也只有一兩個人清楚，時間一長，帶有推論和猜測的東西就必然會出現，這也是很正常的事。
“7501”瓷工程是景德鎮當代陶瓷史上一個重要事件，有必要進行客觀的記錄。為追憶“7501”瓷一些細節，我們有幸采訪到了兩位“7501”瓷的見證者，看看她們是怎樣說的。
羅慧榮，1934年出生，江西吉安人。曾任輕工業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長。
曹翠花，1940年出生，江西都昌人。青花老藝人。
羅慧榮說：“我是農家孩子，8歲訂婚，14歲結婚，學過醫。大學學的是硅酸鹽專業（水泥）。1963年畢業后分到部陶研所工作，是當時的徐所長到省輕工業廳要來的。我是坐12座的飛機到景德鎮來的，在所里主要搞顏色釉研究工作。1974年，市里面確定了幾家為涉外單位，比如雕塑、建國、藝術、光明等瓷廠，部陶研所也是其中之一。所里提拔我擔任中層干部（計劃室副主任），負責涉外工作，接待外賓，每個月有幾趟接待任務。”
羅慧榮年輕時候的照片
羅慧榮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
“有關1975年制作毛主席用瓷的事，總指揮是時任所長的方綜同志，我作為計劃室的副主任協助方所長做些工作。能圓滿完成這項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是陶研所全體職工共同努力的結果。為什么取名‘7501工程’？這個名稱是所里取的，因為這項工作是1975年陶研所的第一號工作任務。為什么叫我做協助工作呢？因為我是計劃室的副主任，計劃室的主要工作職能就是管理生產和技術。‘7501’瓷計劃的下達以及后來的組織生產始終是保密的，據我后來分析，當時可能只有時任黨委書記的湯伯衡和所長方綜兩個人知道是為毛主席制造生活用瓷，所里其他人任何一個人都不知道。那時，凡是開會或其他碰頭什么的都不準做記錄，都是憑腦子記，所以，現在沒有留下‘7501’瓷的相關第一手文字資料，只有一些產品設計圖紙。”
方綜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
“關于‘7501’瓷的起因，我也是由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告訴我的，黃慶榮是直接接頭人，他直接和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接頭。大概是1975年三、四月份的樣子，為了迎接毛主席去湖南視察，醴陵為毛主席制作了一批釉下彩（五彩）生活用瓷。汪東興是江西人，對江西有感情，也知道江西景德鎮瓷器有名，他與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黃慶榮可能是戰友，又是同行，不知道是打電話還是發電報給黃慶榮，說醴陵做了那么多毛主席生活用瓷，你們江西可以做得出來嗎？黃慶榮也搞不清楚能否做得出來，他只講我們江西有個景德鎮是搞瓷器的地方，應該可以做得出來。就這樣他連夜（可能汪東興也來了，不能確定）趕到景德鎮，找到時任市委副書記、江西省陶瓷工業公司黨委書記的李可時，把這個事與他講了。第二天晚上，李可時就召集各主要瓷廠的主要負責人開會，會上拿出了一件醴陵的大概是釉下彩（五彩）的6寸盤子，就說要生產這樣的瓷器，問景德鎮能造得出來嗎？據說會議開到深夜12點，會上沒有哪一家瓷廠敢表態，為什么呢？因為醴陵胎子的原料是高白釉。高白釉1964年陶研所做過（沒有后來‘7501’的好），關鍵是醴陵的裝飾是釉下彩（五彩），景德鎮這方面當時是不行的。景德鎮有四大名瓷，就是沒有釉下彩（五彩），所以大家不敢發言。一是怕高白釉的胎子做不出來，二是釉下彩的顏料一點底都沒有。那時候還是講階級斗爭，沒有誰敢發這個言，結果沒辦法，大家都不發言就算了，散會了。”
“第二天，李可時把我們所的方所長叫去了。方所長有魄力，有能力，對于這件事我猜想（但沒有和他交流），他心里是有點數的，因為高白釉陶研所是有基礎的，之前景興瓷廠搞了一陣，建新瓷廠也搞了，后來文革就沒有搞下去了，而我們所里的產品是搞出來了。李可時讓方綜看那塊醴陵的盤子，問可以做嗎？方所長說，可以啊。當時黃廳長也在場，方綜很爽快答應了，就把這個任務接到所里來了。”
部陶研所大門
“任務接下來后，開始他就一個人去抓的，比較秘密，還有黨委書記也知道，但黨委書記不懂瓷器。開始就是設計，景德鎮的品種最好也就是正德器了，正德器是傳統餐具品種，高白釉稍微提高一點就可以。主要還是器型和花面，沒有底的就是那個釉下彩（五彩）。開始準備搞釉上彩（粉彩），因為我們所里粉彩還是可以的，但粉彩有一個鉛熔出量問題，所以還是重點去搞釉下彩（五彩）。為了解決釉下彩（五彩）的顏料問題，就要派人去北京輕工業部弄德國的‘金紅’顏料，所里就派了我去北京。此時，我也知道這個制作任務非同一般，但也沒有去問，所以就從北京輕工部弄了一些德國的金紅顏料。后來水點桃花那個粉紅就用了金紅顏料，鉛熔出量也符合國家的標準。”
“文革時，我們所里解散以后再恢復時，從紅星瓷廠調了一個搞顏料的許師傅，粉紅也搞了，我去了之后在工藝方面搞了幾個，一個就是提高陶瓷的白度，但提高還不夠，要白里泛青，這是景德鎮的傳統。我們所里搞高白釉注意了三個問題，一是高嶺土要選含鐵量少的，那樣就不會發黃，會白，達到白里泛青的效果；二是光潤度要好；三是熱穩定性要高。我們1964年搞的那個高白釉熱穩定性只有160度，現在就不行了。那個時候又說毛主席用瓷要適應微波爐啊、冰箱啊，當時我們聽也聽不懂，反正要把那個熱穩定性提高，只有在工藝上進行攻關，提高燒成溫度。景德鎮已有的燒成溫度最高為1360度，后來我們就提高到1420度。這當中遇到很多困難，不過陶研所有的是人才，下定決心沒有做不到的事，最后這個問題還是解決了，熱穩定性能夠達到180度到200度。攻克這個難關花的時間不算多，花的時間多的是顏料關。因為當時所里沒有搞過這種顏料，其他人也不太懂這個顏料，也就是那個梅花頭（釉下）燒出來后會出現很小的裂紋，因為你畫了畫以后還要上那個釉，燒煉過程中，顏料和釉料有一個膨脹系數，膨脹系數不合適就會出現花頭開裂的情況。這個問題拖了很久，一直得不到解決，搞顏料的許工程師他們也做了很多試驗都解決不了。時間一拖就兩個來月，耽誤了交貨時間。我們那個黨委書記（湯伯衡）就發急了，那天晚上就組織技術室、藝術室和計劃室的科級干部開會。以前白天不開會，都是晚上開，那天晚上的會方所長也參加了，放在竹林下面（政治處）開，政治處主任也參加。黨委書記說這不是技術問題，是階級斗爭問題。一直開到深夜12點，大家都不敢發言，也不想發言，方所長也不講話。因為具體工作我管得多一些，我就發言了，我說，湯書記，我們搞科學實驗有成功也有失敗，不是說每個項目都能搞成功。有關這個顏料，我們原先沒有基礎，再說也只有一個人在搞，搞實驗我想，也是允許失敗的，要是一有失敗就提到階級斗爭的高度，那以后誰還敢搞科研。因為湯書記對我還可以，他又是長輩，對我也愛護，聽說他當時在工作上與方綜有些不同意見，方所長在他面前講話也少，只有我在中間可以調和。我還提出，你要講階級斗爭，我明天就不管這個事了，我就退出來。湯書記聽了我的發言以后，就說既然這樣，就照我的意見辦，由你去搞，我曉得這個矛盾都會到我一個人頭上來的。散會后我去找方綜，問他怎么辦，他說你去開個會，把搞坯釉的、搞顏料的關鍵人物都找來。我說我算老幾，我沒權利開這個會，最好你去開，最后他開了，那次會我沒有參加。針對這個問題，搞顏料的同志就組織攻關，在配方上，工藝上找辦法，使顏料和釉之間的膨脹系數達到最佳統一，這個難題就解決了。”
兩面對花操作
“成型生產過程中，有一道磨坯工序，因為做高檔瓷，所以磨坯時就用頭發，就是把頭發扎成一支支的那樣進行磨坯，那樣磨出的坯就很細嫩光滑，質量更好。但有一個矛盾，就是速度跟不上，首先頭發磨坯摩擦力小，一件坯磨下來時間很長；再就是坯的含水率要特別低，通俗說坯要特別干透，如果坯不干透，磨的過程中頭發就會粘在坯上，影響質量，另外，長頭發也很難買得到。這些原因拖了成坯速度，我就提議改用零號砂紙來磨坯，這樣的話就去克服上述三個問題，加快了成坯速度。當時有工人反對，說這保證不了質量，工人們不敢試，怕出問題找他們的麻煩，我就先試，頂一磨坯崗位。所以那個時候既要進行管理還要頂一個位置，每天上十多個小時的班。當時，鄭可敦也參加磨坯，政治處主任黃菊德也參與磨坯，這樣一來就加快了速度。”
“燒成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問題，當時，所里有一個大煤窯（16立方米），四個小窯，這些窯全部投入使用，一般一天只能燒一窯，但為了加快速度就燒兩個窯。為了搶時間，歇火不久就搶開窯，窯弄內溫度至少有200度，師傅們把舊棉衣放到水里浸一下裹在身上就那樣開窯。接著就滿窯，滿窯時溫度也有100來度，我們那個窯本來由于設計上的問題溫度不均，是致命傷。我會經常去窯里，滿窯開窯都會在現場，特別是燒到高溫的時候更要在現場。我不會燒窯，但是在那里總要好一些。開了窯就有報表，一級品是多少，二級品是多少，等外和廢品是多少。這當中我發現了一個規律，就是每逢有倒窯事故，質量好的就多一些，反之，質量就差，甚至一件質量好的都沒有。前面也說了，我們這個高白瓷，尤其是釉下彩（五彩），溫度比平時燒的溫度要高得多，要達到1420度以上，多種原因（包括匣缽、窯體、滿窯、品種搭配等）致使到達高溫時就會倒窯，倒窯的部位都在爐口那個地方，沒有倒的中間部分質量就合格。為了趕任務，我就指揮燒窯師傅即使倒窯也要燒，因為這樣才會有合格的瓷器，如果不倒窯證明溫度沒有達到要求，也就沒有合格品瓷器。開始帶班師傅余叨才不理解，說這樣倒窯浪費很大，再說燒窯師傅第一要做到的就是保證不倒窯。他們還去方綜那里告我的狀，說我是在這里搞破壞，每次都要燒倒窯才罷休。方綜那時正在搞‘三百萬項目’，為這事他還特意到所里來批評了我一頓，質問我為什么叫人家燒倒窯。我就拿出報表給他看，說只有燒倒窯才會有合格品，如果不這樣，永遠交不了貨，我問他怎么辦？方綜聽我這么一說，也只好聽任于我，說也只有這樣了，通過做余叨才的工作就答應這樣做。開始他對我還有意見，碰見我愛理不理，后來才改變了對我的看法。通過這些困難和曲折，大概當年8月份的樣子，任務就完成了。”
部陶研所大院
“關于交貨環節是我聯系黃慶榮的，因為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是我負責與黃廳長單線聯系，或者我去（南昌），或者他來。連方所長都不知道黃慶榮是干什么的，以為他是陶瓷學院的。貨不是所里送過去的，是黃廳長來拿的，是吉普車，吉普車上還掛著紅旗。本來是由我和黃廳長、還有司機三個人負責送到南昌的。誰知那天晚上八點多鐘，老家來電報，說我婆婆病危，我和公婆感情深，我的小孩都是他們拉扯大的。沒有辦法，我只得回老家吉安鄉下，所以最終只有黃廳長還有司機用吉普車拉到南昌去的。關于交貨的具體情況，當時管倉庫的黃萬凱比較清楚，反正是完成了34個品種的任務，有釉下（五彩）和釉上（粉彩）兩種裝飾方法，具體花面有水點桃花（釉上）、紅梅、芙蓉花（釉下）。釉上花面設計主要是劉平、徐亞鳳等；釉下花面設計為彭兆賢，曹翠花也參與了梅花工筆畫的設計。交貨多的是釉下的，梅花花面，餐具為47件一套；釉上的為少量，茶杯為主，我的印象中餐具只有2套（98件一套）。據說送了2套到北京，毛主席用了一套，用過之后只是笑，沒有說話。過了幾年，北京來了一位廚師，說是來補單的，開始找我，所里人不告訴我在哪里，我也沒有見著他。所里也就這樣傳著，不知是真是假。”
7501瓷燒制基地
“有關分職工用瓷的事，也有一個過程。交貨以后，倉庫里還剩了一些瓷器，當時有人提議打（砸）掉，也有主張分給職工用。后來，大家覺得事關重大，應該向省里請示，為這事我又去南昌找黃廳長。黃廳長也不敢做決定，他說要向汪東興請示，他當時就去機要室打電話，沒過幾分鐘他出來了，我問他怎樣，他說對方沒有吭聲。我說你還當中央首長警衛員，當廳長，是老革命，這還不清楚，不做聲就是默認啊。后來他給我定了幾條，一是只能分給職工當職工福利用瓷；二是不能當禮品送給其他人；三是不能流入社會。”
“我是1975年生產‘7501’瓷的工作之中被提拔為副所長的（6、7月份的樣子，8月份得到任命書）。到了1978年，所里班子換了，鐘起煌和艾貴保擔任主要領導。有一天，黃慶榮又找到我，他說現在華國鋒接班了，‘7501’的品種不夠，要補足一些，至于怎么做，你們所里拿主意。黃廳長也不知道所里換了領導，他跟我熟，只有找我，當時我就推辭了，不肯接受。因為那時候試驗工廠解散了，‘7501’瓷的工人都分到別的單位去了（因為當時中央有一個文件，說科研單位只能搞研究，不能搞生產，所里大量裁員，這件事還弄得很神秘）。再說一些金紅顏料，泥釉用的滑石子原料都很難得到，關鍵是沒有了最起碼的生產基地。后來他對我說，你把你那個所長叫來，我就把鐘起煌叫去了，還沒過一個小時他就回來了，叫我坐他的車子一起到賓館去。我曉得他已經把任務接受下來了，我不肯去。后來還是搞，也就是1978年，搞了一年多效果不理想，只是補了些單。鐘起煌叫我去南昌匯報，我就去了，還帶了管倉庫的黃萬凱，兩個人去的。去時黃慶榮還在開會，我就提心吊膽等他開完會，快到中午，他叫他的秘書帶我們兩個人去吃飯，吃完飯他就見了我們，我就如實匯報了，他說算了，沒完成就沒完成，不僅沒有批評，還拿了1.5萬元作為試驗費。后來，好多年我們一直有聯系，有時我打電話過去，他給你掛下，再打過來，說他打電話不要錢?，F在沒有來往了，不知道還在不在。”
曹翠花說：“我9歲（1949年）上鎮，在劉家下弄的橫弄樹棚里學做針匙（用模印坯），當時剛解放，像我們未成年人國家是不允許學徒的，都是偷偷摸摸。1951年，為了下鄉分田地又返鄉，1955年上鎮，剛好人民瓷廠（當時為公私合營第三瓷廠）招青花女工，（也是第一批），我被錄取了。1964年，通過辛老師（辛青山）我調到美研室工作。后來辛老師調到陶研所去了，又是經過他的推薦，1972年我調入陶研所。”
曹翠花年輕時候的照片
曹翠花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
“關于釉下彩（五彩）花面的設計過程是這樣的。湖南拿來了三件樣品，一塊6寸盤子、一只和羅漢器相似的碗、一只針匙，開始放在陶瓷館，是我與辛老師一同去拿回來的。他們那個樣品與我們后來的‘7501’瓷根本無法比，畫的很簡單，就是一些辣椒、大蒜之類的東西。那個辣椒就是從枝上摘下來的辣椒，不是王步老師畫的那種辣椒，很普通的，初看好像是釉上的，達不到真正的釉下五彩那個標準。后來我們重新設計了，包括器型、花面。整個設計是藝術室負責。開始，花面設計號召大家都參加，設計好以后自己的名字不能落在圖紙上，只是編號，名字寫在圖紙的背后。結果一個晚上大家都畫好了，后來就開鑒定會，把所有設計稿掛在墻上，由方所長和羅副所長（羅慧榮）等人來挑選，當時就選中了彭兆賢老師和我的，畫的都是梅花，我畫的是工筆，彭老師是工筆帶寫意。生產過程中，所有釉下組的人都參加，就是那種流水線作業一樣，一人做一腳。人不夠的時候釉上組的人也來幫忙，釉上的人主要混水，也有畫的，比如汪長序就畫那個梅花桿子，釉上的人也有畫墨線的，也有制金的，也有填花心的等。”
7501瓷代表件
“‘7501’瓷所有的器型都是正德器，設計者是汪桂英和李雨蒼。本來傳統正德器的生活用器一般都是沒有蓋的（和盒器除外）。因為考慮到毛主席喜歡看書，不按時吃飯，所以所有15公分到19公分裝菜的碗碟都配上了蓋子，只是毛主席吃飯的碗（約30多只）沒有蓋。這些碗用的是芙蓉花，也是彭兆賢老師設計的，這個碗用的是‘兩面對花’即碗內碗外都彩花。我開始也是參與畫梅花，后來就把我調去試那個芙蓉花。憑良心說，因為釉下五彩一開始我沒搞過，以前我是畫青花的，我說不一定能做得了，但汪桂英老師和辛青山老師都說叫我去做，說就是你可以做得下來。開始試顏色，試照子，差不多的時候就正式生產，稿子是彭老師畫的，我就照著畫，負責顏料試制的主要是許作龍老師。兩面對花的工藝比較難，特別是圓器類的碗則更難，如果內外花不能恰到好處，有絲毫的差異，一旦成瓷后就會出現重影。我就想了一個土辦法，用小竹片做成一個三角架，作為尺子，使三朵花坯內外的位置控制在三角架的方位之中，并用鉛筆在坯上做上記號，使之內外對稱，然后用紙圖樣按對稱好的位置印在坯的內外，再在坯上加彩，這樣就很好的解決了內外不能吻合的矛盾。兩面對花是景德鎮陶瓷工藝史上一項創舉，當然，該工藝只有使用在高檔瓷（薄胎瓷等）上才能表現出其獨特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