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青白瓷窯系屬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稱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鎮窯為代表燒制成的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間，青中有白，白中顯青，因此稱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來石結晶的發達，都達到了現代硬瓷的標準，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燒造水平。特別是采用覆燒方法之后，產量倍增，對東南沿海地區的影響極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個著名的青白瓷窯系。 
　　景德鎮燒青白瓷的窯址已發現有湖田、湘湖、勝梅亭、南市街、黃泥頭、柳家灣等；江西南豐白舍窯、安徽繁昌柯家沖窯、福建閩清窯及湖北武昌金口窯等都燒造青白瓷。屬于這個窯系的還有江西吉安吉州窯、廣東湖安窯、福建德化窯、泉州碗窯鄉窯、同安窯、南安窯等。 
　　以上的瓷窯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業布局與發展趨勢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歷史條件下瓷業市場競爭的結果。它們在歷史淵源上和某些工藝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們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們的進步與發展不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還使得一代名窯如邢窯與越窯從此都漸漸湮沒無聞，成為歷史的陳跡。 
　　正是因為競爭，一種瓷器在市場上受到歡迎，首先鄰近瓷窯的相繼仿制，繼之就是瓷窯的增加與窯場的擴大，形成瓷窯體系。同時在這種瓷的銷售地也引起當地瓷窯仿燒，擴展到他處。銷售地和主產地可以相距很遠，廣州西村宋窯燒制陜西耀州窯風格青瓷出口外銷，就是其例。同時，因為要保持傳統市場和爭奪新市場，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藝有很多的革新與創造，一方面是提高產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窯普遍應用火照檢查燒制過程中窯爐的溫度與氣氛，以保證盡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窯創始的覆燒工藝，是用一種墊圈組合匣缽，可以一次裝燒多件碗類瓷器，能夠充分利用窯爐空間，擴大生產批量以降低成本。這種覆燒工藝后來也為其他瓷窯所采用。 
　　各個瓷窯間都有競爭，不論是一個瓷窯系之內，或一個瓷窯系之外，競爭的結果就是名瓷名窯的出現。宋代名窯中的官窯是專為宮廷生產的。它的產品不是用來交換的商品，似乎與瓷業市場競爭無關。但官窯的工匠卻是來自民窯，至于汝窯可能最初本來就是民窯，后來才在官督下為宮廷燒瓷，產品為宮廷官府所專有。隨后也如汴京官窯一樣，因靖康之變，北宋朝廷的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藝在我國陶瓷史上的最大貢獻是為陶瓷美學開辟了一個新的境界。鈞瓷的海棠紅、玫瑰紫，燦如晚霞，變化如行云流水的窯變色釉；汝窯汁水瑩潤如堆脂的質感；景德鎮青白瓷的色質如玉；龍泉青瓷翠綠晶潤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極致。還有哥窯滿布斷紋，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無可為力，但宋人燒出了油滴、兔毫、鷓鳩斑、玳瑁那樣的結晶釉和乳濁釉。磁州窯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則又是另一種境界，釉下黑花器繼承了唐代長沙窯青釉釉下彩的傳統，直接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現提供了榜樣。定瓷圖案工整嚴謹的印花，耀瓷犀利瀟灑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窯白瓷與越窯千綠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見、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儀態和風范。 
　　宋瓷的美學風格，近于沈靜雅素一路，鈞瓷雖燦如晚霞，但也不屬唐三彩的熱烈華麗。宋瓷所創造的新的美學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僅重視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質地之美。鈞瓷、哥瓷、龍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淺露、一覽無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質感的美的乳濁釉和結晶釉。北宋的汝瓷與南宋的官窯、龍泉窯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們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堿釉，因而汝瓷“釉汁瑩厚如堆脂”，官窯及龍泉青瓷經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氣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質感，使人感覺有觀賞不盡的蘊蓄。唐人稱贊越窯青瓷的“如冰似玉”，還只是修辭學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燒造的龍泉青瓷和青白瓷卻是巧奪天工的實際。宋瓷的這些作品都是我國陶瓷歷史畫廊中的杰作與瑰寶。它們的儀態和風范也是后世陶瓷業長期追仿的榜樣，千載之下，至今仍然使我們贊嘆和傾倒。 
　　遼朝是10世紀初我國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權。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鮮卑族的后裔，晉末始稱契丹。南北朝以來，契丹在今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游牧，與中原的關系逐漸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領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為我國北方民族中最強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及鄰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遼朝，遂先后與五代和北宋并立。隨著契丹人由畜牧、漁獵生產為主轉向以農業、畜牧業生產為主，由游牧生活轉向定居生活，手工業也隨之發展起來。在手工業中，制瓷業則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唐、五代以來，在我國北方的邢（今河北邢臺市）、磁（今河北磁縣）、定三州內，先后出現了制瓷業。定州在最北方，與遼接近。遼代的手工業各部門主要是由戰爭中俘獲來的漢人和渤海人發展起來的，遼代的制瓷業當然也不例外。據《遼史》記載，從太祖至世宗這一期間，遼對定州曾進行多次的掠奪。而定州所屬的曲陽縣境，是定窯窯址所在地。所以遼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來源于中原的磁窯鎮和定州的定窯。遼代的瓷窯，已知者共七處，其分布情況是：上京地區有林東遼上京窯，林東南山窯，林東白音戈勒窯；中京地區有赤峰缸瓦窯；東京地區有遼陽冮（gang剛）官屯窯；南京地區有北京龍泉務窯；西京地區大同市西郊青瓷窯村也發現了窯址，所燒器物為黑釉雞腿壇等。由此看來，契丹人在其未立國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漁豬為業，瓷業是沒有根基的。遼的瓷業成就主要是華北地區漢族燒瓷工人的貢獻。遼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壺（因形如雞冠，又稱雞冠壺）、雞腿瓶的造型而聞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愛。遼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異，燒瓷品系與工藝也大體與華北白瓷系統諸民窯相同。 
　　金朝是我國女真族于12世紀初，在東北、華北地區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金代陶瓷器在我國陶瓷史上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由于歷史文獻有關金代陶瓷的記載很少，實物資料又所見不多，所以對金代的陶瓷，過去沒有人作過系統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沒有金瓷之說。人們即使見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視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文物考古工作的開展，金代陶瓷資料不斷發現，才使我們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產，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以前為前期，遷都以后為后期。從遼寧省撫順大官屯窯和遼陽江官屯窯這兩個代表來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單調、造型樸拙、缺少裝飾。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雜，釉面不均缺乏潤澤感。成型工藝粗糙，器型不規整，無定式。裝飾簡單，僅見有白底繪黑花的，其他如刻、劃、雕、加彩等技法極其少見。這些情況都說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產水平較關內地區為低。從1127年的“靖康之變”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遷都，在這近三十年間，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奪人口、財富、土地作為主要目標。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產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發展的陶瓷手工業，但長期的戰爭，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壞。后二十多年間，金代中原地區的陶瓷生產，可能由于戰爭的破壞和窯工的南逃，基本上處于荒廢的狀態，到金世宗完顏雍“即位五載而南北修好”。在他■■的近三十年間，據《金史·世宗紀》載：“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余……號稱‘小堯舜。’”金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必須會刺激陶瓷業生產。目前發現的帶有紀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窯系白釉黑花烏紋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窯青瓷片標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許多定窯瓷器。但很少發現金大定以前的產品。顯然它是中原地區的陶瓷業在大定年間得以恢復和發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區在大定年間及其以后發展起來的陶瓷窯，根據目前的發掘和調查，有河北曲陽定窯、磁縣硯臺窯及河南禹縣鈞窯、陜西銅川耀州窯等。很顯然，金人南侵，滅遼侵宋，一方面繼承了遼與宋的瓷業根基，另一方面則造成了北方熟練窯工逃亡、南遷。致使北方瓷業的衰落。北方幾大窯區入金以后不久雖又恢復燒造，但產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色創造，戰亂之余，人們也以享受粗劣為滿足，與北宋時酒樓茶坊都懸掛名人字畫，以器皿精潔為號召，飯店用耀州青瓷碗，飲食擔子也用定州白瓷瓶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因戰爭和商路的斷絕，市場大大縮小，已失去了發展的勢頭，產品也失去了精彩。 
　　但是在南方則相反，南宋立國水鄉、海隅，交通發達。南宋朝廷為了充實財力又以發展海外貿易為國策，瓷業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