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外銷瓷的生產主要在福建，廣東也有著相當大的規模。但是，就整個制瓷業來說，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國制瓷業中心江西景德鎮。
　　明代景德鎮所產的瓷器，數量大，品種多，質量高，銷路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說：“合并數郡，不敵江西饒郡產……若夫中華四裔。馳名獵取者，皆饒郡浮梁景德鎮之產也。”從品種和質量來說，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成為全國瓷器生產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國陶工數千年實踐的結果。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認識到某些天然礦物如鐵礦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為赭紅、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繪成各種圖案花紋，這就是著名的彩陶。漢代盛行的鉛釉，是以銅和鐵為著色元素制成的低溫釉。到唐代，又進一步利用某些含鈷、鐵、錳的礦物在鉛釉中的著色作用，從而制成了具有藍、黃、綠、白等多種色調的唐三彩。宋代，我國北方磁州窯，采用毛筆蘸彩料，在已燒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繪簡單的花紋，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爐子中加以燒制，使彩料燒結在釉面上，這種彩稱“宋紅綠彩”。上述這些工藝上的發明，大部分首創于北方，后來陸續傳入景德鎮。景德鎮的工匠們吸收了這些技術，并加以綜合、改進和提高，在明清兩代，他們對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溫色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低溫色釉的化學組成屬于PbO—SiO2二元系統。而釉上彩的化學組成則屬于PbO—SiO2—K2O三元系統。這是人們為了適應工藝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統的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緣故。此外人們還將釉上彩和當時已經比較成熟的釉下彩結合起來，創造成功了別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為代表的彩瓷，是我國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樂、宣德時期的銅紅釉和其他單色釉的燒制成功，則表明了當時景德鎮制瓷工匠的高度技術水平。
　　明代景德鎮成為瓷都，在元代已經打下了基礎。元代青花、釉里紅新品種的燒制成功，以鈷為著色劑的霽藍和銅紅高溫單色釉的出現，以及描金裝飾手法的運用，都為明代彩瓷和單色釉的輝煌成就創造了技術條件。但是，景德鎮在元代的全國制瓷業中，還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為當時的龍泉。磁州和鈞窯等各大窯場仍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入明以后，情況就有顯著的變化。景德鎮以外的各大窯場都日趨衰落。首先是鈞窯系的各種產品全部停止生產。龍泉青釉瓷器雖在明初仍繼續大量燒造，但它已無法和景德鎮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種多樣的高低溫色釉相匹敵，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們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窯系的白地黑花器雖然仍為民間所喜愛，但是和景德鎮的青花瓷器相比較，在胎、釉和制作工藝上都望塵莫及，最后亦歸于沒落。隨著各大窯場的衰落，各種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會向瓷業發達的景德鎮集中，形成了景德鎮“工匠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優越的自然條件，是使景德鎮能成為瓷業中心的一個重要因素。景德鎮位于昌江與其支流西河、東河的匯合處，四面環山。明代，浮梁縣境內的麻倉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蘊藏著豐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區，懷玉山脈綿亙起伏其間，山區多產松柴，可經昌江及其支流航運到景德鎮，為燒窯提供了豐富的燃料。當時的民窯很多設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設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豐富的自然資源，成熟的技術條件，在國內外市場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鎮的制瓷業在元代的基礎上突飛猛進，它不僅要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而且還擔負了宮廷御器和明政府對內、對外賜賞和交換的全部官窯器的制作，成為全國的瓷業中心。
　　清代前期和中期，從整個社會來說，是處于封建制度沒落和資本主義因素發展時期，清初，由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沖擊，土地實行了再分配。清政府為了有利于它的長期統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諸如興修水利、臨時性地蠲免一些賦稅和對于部分手工業工人廢除“匠籍”的束縛等等。在廣大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艱辛勞動下，清代前期的瓷業生產在明代的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個皇帝。他從小就努力學習漢文化，而且對西洋的科學、技術、醫學和藝術都有愛好。當時用西洋進口的琺瑯彩料繪制的瓷胎畫琺瑯器，對粉彩瓷器的創造有直接影響。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愛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預瓷器的生產，決定瓷器的造型和裝飾。乾隆對各類藝術的愛好，達到了狂熱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獨占全國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們所制造的藝術珍品。這些因素對于瓷器生產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國瓷器的外銷，主要是通過正常的民間貿易來進行。清代前期，我國瓷器的外銷，主要是通過正常的民間貿易來進行。清朝歷代帝王雖然還對各國入覲的使節饋贈瓷器，但數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開放之后，便允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一帶沿海地區，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貿易；隨之而來的，便是瓷器的大規模外銷。當時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國都通過各種渠道購買中國瓷器；而東南亞、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以及馬來亞等地，更是中國瓷器的外銷重要市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瓷器在歐洲市場的暢銷。
　　由于歐洲對中國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長，經過清廷的允許， 18世紀初葉，英國、法國、荷蘭、丹麥和瑞典都先后于廣州設立了貿易機構。有些國家的船舶獲得了直接到廣州的通航許可，將中國瓷器直接運輸到歐洲。有的還與清廷官商簽訂瓷器貿易協定。所有這些，都大大促進了中國瓷器的外銷。與此同時，在歐洲一些城市出現了經銷中國瓷器的專門商號，僅在倫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在這期間，使用中國瓷器，在歐洲已蔚然成風。不僅在上層社會以此為榮，在普通民眾中也以此成為時髦。在王室貴族把擁有中國優質瓷器作為夸耀豪富的手段。甚至普魯士皇帝選皇后，也不惜代價地用六百名撒克遜龍騎兵組成的四隊近衛軍與鄰近的君主換取十二個巨大的中國瓷花瓶，為他的婚禮增輝。這就是所謂的“近衛花瓶”，現在還陳列在德累斯頓博物館。一些國家喜慶典禮，也紛紛使用中國瓷。為了適應歐洲人的種種要求，一方面，國內為外商提供各種彩飾、花紋的樣品，供他們選購；另一方面，外商也根據本國顧客的喜愛，規定造型和紋飾，以便訂購。清代劉子芬的《竹園陶說》中寫道：“清代中葉，海舶云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于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中國外銷瓷器的這種繁盛局面，對清代瓷器的發展，無疑是起了促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