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是越窯空前繁榮的時期，窯匠們以其神奇精妙的構思和爐火純青的技藝，燒制出無數造型別致、裝飾靡麗、釉質青潤的瓷器，備受朝野青睞。唐人陸龜蒙在《秘色越器》詩中，將越窯青瓷的釉比作“千峰翠色”。五代人徐夤的《貢余秘色茶盞》詩，則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綠云”、“古鏡破苔”、“嫩荷涵露”等華麗的辭藻來褒譽之。當這些能工巧匠和文人雅士悄然退入歷史帷幕時，隨之帶走了“秘色”的真實含義，留給后人的只有好壞不可再造的越瓷精品和聚訟紛紜的“秘色”之謎。
　　“秘色”一名最早出現于晚唐，遺憾的是陸龜蒙以及徐夤的詩都只是用比喻、跨張的筆觸對“秘色”瓷器進行描述，而未涉及“秘色”的本義。由于吳越錢氏大規模燒造和進貢“秘色瓷”，在社會上形成了巨大的影響，所以，民間普遍認為“越上秘色器，錢氏有國曰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但宋代有不少文人對“秘色”始于吳越的說法提出異義。趙令畤的《侯鯖錄》在記錄民間關于“秘色瓷”的傳說后，引用了陸龜蒙的詩，借以說明“唐時已有秘色瓷，非自錢氏始”。曾慥的《高齋漫錄》、葉寘的《垣齋筆衡》、嘉泰《會稽志》等書，均持相同看法。扶風法門寺唐代“秘色瓷”的出土及唐代越窯墓志罐上“貢窯”的銘文，為宋代的那場爭論畫上了句號。然而，實質性的問題并未解決。
　　明清時，關于“秘色”涵義的辨論迭起。綜觀各種記載，關于“秘色”的解釋可歸納為兩點：（１）“秘色”為“秘密之色”；（２）“秘色”為瓷器的名稱或越窯青瓷的顏色。
    關于“秘色”的解釋，與客觀情況相悖。首先，現已查明燒造“秘色瓷”的窯場廣布于寧、紹等地，這些窯雖在官方監督下燒制部分貢瓷，但仍以生產商品瓷為主，其性質屬民窯，故無“秘密”可言。其次，從古文獻的描述和出土實物看，“秘色瓷”就是越窯青瓷中的精品。五代人徐夤《貢余秘色茶盞》詩句“陶盛行我得貢吾君”表明，瓷器出窯時，在挑選出進貢用的瓷器后，便可出售。考古資料證實，除了錢氏貴族墓隨葬的燈、熏爐、罌等大件特制品外，其他類型的“秘色瓷”不僅行銷南北各地，而且還從海路運往亞、非各國。近年來，在彭湖島發現了大批五代至北宋早期的越瓷精品，這為“秘色瓷”的外銷，又提供了一個佐證。從宏觀上講，將大量越瓷用于商口貿易，是吳越錢氏增強國力的重要手段。可見“秘密”亦無從談起。再者，唐代越瓷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普遍擁有的日常用品，騷人墨客曾用大量詩文加以贊美。陸龜蒙的詩在越器前標“秘色”二字，又說它是越窯所產，這說明“秘色”只是一個帶文學色彩的形容詞。如果說這種世人皆可睹可用的越瓷屬于“秘密”之物，那豈不違反邏輯？
　　看來，“秘色”只能是指越瓷精品的顏色。究竟是何顏色？古人并沒有交待清楚。最近，有人認為“秘色”是指香草之色。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第一，“秘”為香草之說，本于明人楊慎的《轉注古音略》，該書云：“秘，蒲結切，香草也。”從《集韻》的記載看，“秘”與“（‘黍’和‘必’相連成一個字”）有時可通用。而“（‘黍’和‘必’相連的一個字）”在宋代字書中解釋是“馨香”。此字又可寫作“（‘香’和‘必’相連成一個字）”。在古文獻中，“（‘香’和‘必’相連成一個字）”也是指一種香氣。顯然，將香氣附會成“香草”，只是明代有的臆測而已，不足為據。第二，倘若“秘”為香草，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這種處于生長階段的植物的顏色必定是恒定的，那么，當時的人將香草的顏色比作“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綠云”、“古鏡破苔”、“嫩荷涵露”以及“類玉”、“類冰”等，就顯得不可思義了。第三，出土的“秘色瓷”有青綠、青黃、青灰等不同的色階，這是香草單一的顏色所不能形容的。再說，香草并不是隨處可見的，即使可見，也無非是枯槁的熏香用料，人們絕不可能把青瑩如玉的瓷器跟它聯系在一起。更可況楊慎釋成的這種“香草”，是無法在自然界中印證的抽象事物呢？第四，關于“秘色”的爭論，早在北宋就已激烈地展開，北宋距“秘色”一名出現的唐代很近，“秘”字如果可以釋為“香草”，宋人不會不知。第五，《景德鎮陶錄》在談到“秘色”時說：“秘色古作秘色”。查閱古人有關“秘色”的記載，“秘”多作“（‘礻’和‘必’相連成一個字）”。“（‘礻’和‘必’相連成一個字）”字早在漢以前就已出現，而“秘”字的出現則晚得多，當為“（‘礻’和‘必’相連成一個字）”的俗寫或誤寫。既然“（‘礻’和‘必’相連成一個字）”字以“礻”為形旁，“香草”之義便自然不存在了。由此可見，“秘色”為“香草之色”的觀點是錯誤的。
    《說文解字》云：“（‘礻’和‘必’相連成一個字）”，神也。從礻，必聲。“古代”（‘礻’和‘必’相連成一個字）”字又有“希奇”之意。因此，單從字面上看，“秘色”應理解為“神奇之色”。但最初“秘色”當“碧色”。《山海經》記載：“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郭璞注：“碧亦玉類也。”可見，碧是一種青綠色的玉。“碧”與“秘”古音相同，當越窯燒制出碧玉般的瓷器并銷往各地時，令人驚嘆不已，以為神奇，因而訛寫為“秘色”，同時，越窯精品生產的歷史又總是與越瓷進貢的歷史交織在一起，故后人以“秘”為“秘密”之意，也就很自然了。于是“秘色”的本來面目就被世人的訛傳和附會掩蓋了。然而，古人亦不乏對此懷疑者，如：北宋歐陽修等人在編寫《新唐書》時，回避了“秘色”一名，而將越州所貢的稱為“瓷器”。元代脫脫等人在編寫《宋史》時，也對“秘色”一名持審慎態度，而將吳越錢氏所貢的稱為“金銀釦器”、“越器”、“金釦越器”、“ 釦金瓷器”。到了明、清，人們在談論青瓷的釉色時，每每無意地觸及“秘色”的真實涵義。這對揭示“秘色”的本來面目大有裨益。
　　清人藍浦《景德鎮陶錄》在敘述“秘色”時說：“秘色窯，青色近縹碧，與越窯同。”“縹”字的古義為青綠而光亮的色澤，這就是說，越窯“秘色瓷”具有碧玉的質感。該書在談到其他窯口的青瓷時，也常用“碧”字作比喻，例如：“……官窯、內窯、哥窯、東窯、湖窯等云青，其青則近淡碧色，……”碧是分布較廣的一種青色玉石，有由淺到深的許多色階，用它制成的玉器，青瑩滋潤，典雅華貴，頗受世人喜愛。而歷代青瓷所追求的，正是這種“碧色”之美。宋代那場關于“秘色”的爭論，雖未解開“秘色”之謎，欲使“秘色”所指之物在人們頭腦中更為清晰，因而使“秘色”的概念不斷擴大。北宋重和元年（１１１８年），平江（今蘇州）一座大墓被村民盜挖，“有一秘色香爐，其中灰炭尚存焉，諸卒爭取破之。”此墓殘碑中有“中平年”字樣，宋人考證為東漢晚期孫策之墓。很顯然，在宋人眼里，“秘色”已無時空限制。因此，凡是具有碧玉質感的青瓷均被稱作“秘色”。宋人莊綽《雞肋編》記載，“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這是龍泉窯青瓷被稱為“秘色”之明證。耀州窯青瓷，在宋代被稱作“越器”，就是因為它具有與越窯“秘色”相同的釉色。北宋汝窯所創的石灰堿釉青瓷，釉層豐潤，寶光內蘊，金人趙秉文《汝瓷酒尊》詩不僅稱之為“秘色”，而且用“碧玉”來形容它的色澤。由此可知，《景德鎮陶錄》將官窯、內窯、哥窯等青瓷的釉色稱為“淡碧色”，是早有先例的。此外，廣東出產的青瓷，亦曾被稱作“南越秘色磁”。就連高麗（朝鮮半島）受"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影響而生產的青瓷，也被譽為"高麗秘色”。
　　事實證明，誕生于越窯的“秘色”，并沒有因越窯的倒閉而消亡，而是在各地窯匠的刻意追求中經久不衰。在晚唐到北宋的近三個世紀中，“秘色”的概念從清晰到模糊，又從模糊到清晰。所謂模糊，就是對“秘色”本義的曲解，而后來的清晰，則是在對碧玉般青瓷的認識上，重新賦予了“秘色”以正確的涵義——“秘色”事實上已成為“碧色”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