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修內司窯址尚未發現以前，根據文獻記載以及與宮中珍藏的實物相印證，明確了宮中 珍藏的所渭“傳世哥窯”器是修內司官窯器。考古工作者對龍泉窯遺址的發掘也證明了“傳世哥窯”不是在龍泉燒制的。因此，哥窯與宮中“傳世哥窯”本來是并不相關的兩個瓷窯。在性質上一個屬民窯，即哥窯，一個屬官窯，即修內司官窯。那么為什么把宮中珍藏的修內司官窯器鑒定為哥窯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宮的收藏是在歷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許多藏品在《宣和書譜》、《宣和畫譜》以及《宣和博古圖》等文獻中均可見諸著錄。清乾隆間，又效法宣和皇帝將宮中收藏輯成《西清古鑒》、《西清續鑒》、《寧壽古鑒》、《石渠寶箕》等書。乾隆皇帝在許多宮中傳世的宋代官窯瓷器的底部刻有御制詩，詩中根據文獻把宋代官窯瓷器定為汝窯、鈞窯、哥窯、官窯、修內司窯與郊壇下官窯，凡六種。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后，曾先后兩次對清宮文物進行清點造冊。在這兩次點查報告中，有關宋代官窯瓷器的定名只有汝窯、鈞窯、哥窯、官窯，凡四種窯口器物。1935年，郭傈昌先生在任故宮博物院瓷器專門委員期間，曾對乾隆御制詩進行了研究和輯錄o。據此，郭氏結合文獻又對宋代官窯瓷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鑒定。特別是1936年，郭先生任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的瓷器專門委員時，他對參展的瓷器進行了挑選與再鑒定工作。這次正式鑒定的結果，可見公開刊出的《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其中將宋代官窯瓷器鑒定為鈞窯、汝窯、哥窯、官窯、南宋官窯與郊壇下官窯。凡六種。他的鑒定或許是受了御制詩的影響也未可知，但與乾隆御制詩的分類頗相吻合。其結果是將“官窯”器分定為“官窯”(即北宋官窯)、“南宋官窯”(即修內司窯)與“郊壇下官窯”三種官窯器，尤其是又把宮中的許多修內司官窯器鑒定為“哥窯”器。這種“三分法”與“張冠李戴”的錯誤，就導致了如下情況的產生：
　　1.把郊壇下官窯器中的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色者，鑒定為“官窯”即北宋官窯器。
　　2.把郊壇下官窯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色者，鑒定為“修內司”官窯器。
　　3.把部分修內司官窯器，鑒定為“哥窯”器。
　　陳萬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對郭之鑒定發表過《故宮一部分古瓷鑒定之商榷》一文。此文對當時官窯瓷器鑒定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了質疑，為我們了解南宋官窯早期的鑒定工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文章說：“此處(指《圖說》)所謂的南宋官窯，當然是南渡后修內司官窯……就文獻的記載，說是沿襲舊京的制作，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窯，跟汗京的官窯，有什么分別，恐怕誰都不容易有一個明白的判斷，不曉得郭先生當時根據何種鑒別方法，判斷這15件為南宋官窯，而不說它是南渡以前的官窯。”同時，他還提到《圖說》中的“哥窯盤，官窯盤，當時(原題名時)已經攪不清楚了，就印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個為哥，一個為官，到了郭先生又稱之南宋官窯，真是一種好笑的事”。對此，我們可以肯定，在當時缺少窯址印證的情況下，郭先生不僅對什么是北宋官窯、南宋官窯(即修內司官窯)模棱兩可，而且對什么是哥窯也是含濕不清的。正如陳先生說：“我從這一點，就可以提出以前的命名，確實沒有絕對的根據，所以說它哥好，說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著墮入五里霧中，更是莫名其妙。”重溫陳先生之說，不能不引起當今瓷器研究家的深思與關注。
　　 陳萬里先生是重視文獻史料，更重窯址考古的瓷器研究家，但因修內司官窯窯址未能發現而持懷疑的態度。也由于歷史局限，陳先生對哥窯的認識同樣是模糊的，他對哥窯的失鑒是與他否定修內司窯的存在直接相關的。正因為他對修內司官窯持否定的態度，所以對郭氏把宮中傳世的修內司官窯器，定名為哥窯器，也就不能予以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