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陳先生為了搞清宮中收藏的所謂“傳世哥窯”的產地問題，曾建議有關部門對龍泉哥窯進行發掘。1956年，浙江省文管會對哥窯遺址龍泉大窯(文獻上的劉田)等地作了考古調查與重點發掘。然而，大窯等地發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同文獻記載的“哥窯”瓷器所具備的特征吻合。據此，發掘者斷定大窯即是文獻所記載的哥窯，而名為“哥窯”的宮中傳世品則絕非龍泉大窯燒制。本來這一結論是正確的，它不僅解決了哥窯瓷器的產地問題，而且還反證了故宮博物院與臺北故宮博物館以及各大博物館所珍藏的名為“傳世哥窯”的瓷器，實非哥窯，過去專家把它定為“哥窯”器顯然是錯誤的。對通過發掘所得出來的這一結論，有的學者根據《格古要論》“有黑土者渭之烏泥窯”的記載，認為龍泉黑胎青瓷非哥窯產品而是烏泥窯，是仿官窯的產品。這一意見后來又被發掘者全盤接受，并修改了《浙江省龍泉青瓷窯址調查發掘的主要收獲》一文中有關哥窯問題的結論。這就便得哥窯問題更加復雜化了。
　　上述官窯鑒定史申存在的問題有二：一是將官窯(郊壇下官窯)誤作“三分法”(北宋官窯、南宋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另一個是修、哥兩者之“張冠李戴”代把宮中的修內司官窯器定為哥窯器)。這兩個問題之間又存在一定的糾葛。因為“三分法”涉及到北宋官窯(即汴京官窯)及修內司官窯，而張冠李戴的出現又源于修、哥不分。由于“張冠李戴”的延誤，阻礙了修內司官窯窯址的尋找發掘，致使修內司官窯為“傳世哥窯”所掩。這就是修內司官窯在瓷史上銷聲匿跡的由來。現在，筆者仍堅持這一觀點，認為當初龍泉窯發掘者的結論是正確的，它不僅對解決哥窯問題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證據，而且有助于進一步認清清宮珍藏的所謂“傳世哥窯”器不是哥窯器，而很有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修內司官窯器。
　　三、龍泉窯與“龍泉仿官”
　　在南宋人的《坦齋筆衡》的記載中，除了重點記述了宋代官窯建置的原因、時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窯的地點外，還記載了有關民窯及其品質：“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日官窯。”據此可知，曾為北宋朝廷燒造過“貢瓷”的定窯，因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造青窯器的。南方的龍泉縣窯因質頗粗厚，也不為當時宮廷所看中。
　　北宋后期，龍泉窯青瓷的生產雖然以大窯、金村等地為中心已具規模，但燒制的青瓷以青黃釉瓷器為主。根據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和浙江省輕工業廳的理化測試結果，說明此時的龍泉窯青瓷釉中氧化鈣的含量還相當高，基本上屬石灰鐳的范疇。所以釉面光澤很強，釉層透明，高溫粘度低，易流釉;同時還原焰燒成氣氛的控制不夥熟煉，這是這時期青瓷釉中泛黃并多有細密的開片的重要原因，與文獻記載的“南方龍泉縣窯，質頗粗厚”相符。
　　南宋前期的龍泉窯青瓷的生產，盡管與北宋后期的制品不同，釉色青翠，釉面開片與流釉現象較少，說明對釉料的配制和燒成氣氛的控制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龍泉窯真正進入到它的鼎盛時期，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應當是在南宋后朗，特別是在南宋官窯建立之后。因為南宋官窯的建立，給龍泉窯青瓷的生產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高宋官窯由于集中了優秀工匠，不惜工本、選料優質、工藝精湛，燒造了很多適應皇宮使用的高檔瓷器，這種官窯燒制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民窯的生產發展。龍泉窯燒瓷工藝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龍泉窯青瓷粗厚笨重的造型，使其玻璃狀的透明薄釉轉變為乳濁注的青釉燒制出釉層豐厚，滋潤如玉的粉青、梅子青、豆青瓷藝“三昧”產品，與當時的官窯產品相比，好者并不遜色，把龍泉窯青瓷的生產工藝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與官窯的燒制技術的影響分不開的。
　　正是由于龍泉窯吸取了南宋官窯燒瓷技術并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燒制的青瓷盡管不是官窯的產品，但也不是一般民窯所能相比，因而受到朝廷的極大重視，高宋朝廷所使用的瓷器，除了大部分來自官窯者外，還有一部分用瓷需要龍泉窯燒制。這部龍泉窯的產品，后被人稱為“龍泉仿官”。《格古要論》記載的“偽者皆龍泉燒者，無紋路”就是龍泉仿官窯的無紋路的產品。